[江平与他的时代] 江平

　　执教40年的江平，说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同时骄傲地宣称自己对得住法学教育家的头衔。 　　1990年6月，当86级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时，已经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江平未能出席，台下众学子高呼江平的名字，全场震耳欲聋。1992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在昌平新校区庆祝建校40周年，闻得来宾名单中有江平二字，雷鸣般掌声经久不息。对此，江平觉得很欣慰，教书育人，他的名字像传奇，被一届届学生口口传诵，白衣飘飘的青春进出校门，将他的影响力扩散到全国各地。京城名流如贺卫方、刘苏里等人，一直念念不忘老校长的恩泽。
　　这样深得民心的校长，屈指数来，我在当今国内只见到了两位，另一位是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
　　江平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3个姐姐分别毕业自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院。他高中读的是教会学校性质的崇德中学，大学考上燕京大学，随后参加南下工作队，再转身留学苏联。英美的教育底色上涂抹上苏联色彩，他身上有着双重的思想资源，这是特定时代下独特的人生际遇。
　　江平回忆高中生活，说课余之后爱看什么看什么，爱干什么干什么，因为没有多少家庭作业。这颇有陈之藩回忆负笈剑桥的自由氛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也无所谓。”江平在大学时期的专业是新闻学，他的大学生涯，与左翼学生们无异，属于活动积极分子。大学才上了一年，心急燎原的热血青年沉浸在革命的狂欢中，于是参加文工团。
　　江平初到苏联时被分配到喀山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在此他遇上了高一级的师兄戈尔巴乔夫，两人还多少打过交道。在苏联学习的时光，江平一批人享受到了土豆加牛肉式的社会主义物质待遇，也见证了斯大林逝世前后的风云变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将红苗子们震惊得不寒而栗、彷徨无措。
　　1956年，江平学成回国，在北京政法学院任教。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他，在一年后撞入了政治漩涡，按照他的话，1957年给他开启的是地狱之门，他由天堂跌入地狱。大鸣大放的这一年，他转引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话，斯大林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制度。于是，他作为右派被划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所学法律的专政对象。
　　妻子与其离婚，腿在劳动时被火车压断，再加上一张政治黑户口，学富五车、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从此进入黑五类的行列，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大跃进、饥饿、“文革”，汪平无一例外走过这些时间段。t972年，他所在的五七干校解散后，他谋职中学英语老师，1978年回到北京政法学院，与法学再续姻缘。
　　江平开设的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在中国法律重新与西方对接的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居然有人质问“你们骡马都有法律管啊”?足见长久以来对知识的敌视，制造了一个时代的颟顸。再往后，他从中国政法大学民法教研室主任走到副校长、校长的职位，之后又回归教师，走向公共言论平台，成为法律圈外人士所共知的公共知识分子。
　　江平的后半生，可谓对中国法学劳苦功高，罗马法的复兴，划分出私法和公法，这开始冲击、解构、代替昔日政治全能主义下的国家意志至上，国家高于社会的格局。市民社会逐渐复苏。
　　所以，我觉得这本口述自传最珍贵之处，在于弥补了国内法学界人士的史料现世，以及国家法统脉络转移，这是江平第一次讲述给他所在的社会。至于江平“只向真理低头”人生宗旨下的公共活动和言说，我们在媒体不断更新的时事报道中处处可见。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本书对西方主张的普世价值、天赋人权、民主等观念都作了哲学上的分析和批评，指出民主若没有法治的配合，则既没有政治正当性，也不会有政治效率，进而主张普适价值应包括公正、自由、和谐、仁义四个方面；以预付人权取代天赋人权；以双票民主与反票数公议改进民主等。
　　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日本情结，对日本是既熟悉又陌生，要理清它的文化，还有一些障碍。本书是对日本的深入解读，分别谈日本人的民族精神、文化现象、历史渊源、社会百态、衣食住行．文学艺术……几乎涉及你想了解的各方面。当代中国人中，没有人比李长声更懂日本。作者娓娓道来，幽默机智，从一个个细节里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日本。
　　中国人有信仰吗？中国人在信仰什么?中国人的信仰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如何以信仰为纽带获得社会的信仰认同、进行信仰的社会实践?本书着重讨论和分析了这些中国社会、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对中国信仰的社会特征、宗教信仰与其他信仰的复杂关系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实践等情况，进行了宗教一信仰社会学的深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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