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囚狱温流生]温流

　　针对监狱和看守所里屡禁不止的牢头狱霸现象，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方案》一方面，各地自上而下掀起了一场在监狱、看守所打击严惩“牢头狱霸”，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行动；但另一方面，当刚刚出狱两个月的刑释人员温流生向法院出示了多年在狱中收集的证据，试图向狱方索偿时，却碰到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
　　
　　
　　温流生说：“我可能是全国刑释人员状告监狱超时劳动的第一人。”
　　2009年明，因盗窃罪而入狱的温流生刑满获释。出狱后，他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找工作糊口，而是整理了大量从监狱收集的文件证据，向他2001～2009年所在的服刑监狱提出超时劳动补偿申请。
　　申请被拒后，他又向监狱所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向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
　　“我手上不但握有大量可以证明犯人狱内超时劳作的凭据，还有另外一些不利于监狱的相关物证。我告监狱，是证据确凿、法理充分的，经计算他们应依法补偿我21万元。”温流生很认真地对记者说。似乎他真的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告下去，就一定能拿到这笔补偿。
　　记者查阅了今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方案》，发现除了备受关注的牢头狱霸现象外，温流生重点申诉的监管场所“违规组织劳动”行为也是这一波专项检查行动的重点之一。
　　可以说，温流生的这一场维权活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令他感到意外：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他都未能让基层法院正式受理这场诉讼。再多的所谓证据，在司法程序的门槛外，只能是空谈。
　　
　　少年入狱
　　
　　温流生今年41岁，他的狱龄却有整整21年。半生身陷高墙内，长期被社会隔离，既无人脉，又无资源，所有的法律知识都靠狱中自学――因而，当一再被法院拒之门外时，他思前想后，只想到两个方法：希望媒体或是网络可以帮助他。
　　于是，这个瘦削的人就坐在那里，絮絮地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经历。虽然对答如流，但他的神情却透着拘谨，最下意识的姿势是双手交握，眼皮略向下垂。怎么看也不似是一个标新立异、胆大妄为的人。然而他的行为，却令所有人觉得“疯狂”。
　　“你自己是一个罪犯，还说什么讨公道?”其他狱友不止一次劝他放弃。温流生自己也承认，监狱里比他有文化的人很多，有企业老板，还有教授。如果监狱存在违规操作，肯定有人比他更清楚。
　　那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其他犯人像他那样，多年来一门心思想着收集证据向监狱索偿?――因为每个在监狱呆过的人，都知道个中的困难。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状告监狱的念头?”温流生认真思索着，“那就很早了，只是一直到几年前才有收集证据的机会。”
　　“要知道，我第一次迈进看守所时，才15岁。”那一年是1983年。“83年严打”注定会是中国法制史上跳不过去的一年，“从重从快”使得那一年的严打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集中惩治犯罪行动。温流生说，他同县的一个朋友因为偷窃被抓，而在“严打”氛围中，当地公安部门有个惯例，凡抓到犯事者，一律严刑审讯，直到其供出同伙为止。这个被抓的少年可能只是单独犯案，但经不住刑讯，只好随便“供”了一个人。
　　于是，温流生莫明其妙锒铛入狱，蹲了一年看守所。“家里也不敢上诉，当时一上诉肯定是加刑的。”直到1985年出狱，“严打”风渐渐式微，父母才开始为温流生申诉，最终，江西瑞金法院给他发放了无罪改判通知书。
　　拿着改判书，温流生曾一度乐观地以为，这次无妄之灾只是人生的小插曲，自己很快又能回复正常生活。却不料，他的人生道路已彻底偏轨。
　　
　　牢狱半生
　　
　　“刚出狱，就有同狱的大哥来找我，让我跟他们一起去作案。我想都不想就拒绝了，我不是犯案入狱的，我应该回到学校去。”然而他想不到，年前考上的那所高中不要他了，校长斩钉截铁地说，判了刑的学生一定要开除。
　　父母拿出了法院的改判书，学校依然不松口，要他们去找教育局，教育局则推说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说了算。
　　“我至今还记得继母拿着我的改判书，跪在那个副县长面前流泪哀求的场景。”最终，温流生还是没能回到学校。
　　“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有一个污点，所有大门都会在你面前关上。”学校不要，工厂不要……接连碰壁后，他想到参军。但看着他的改判书，部队政委为难地说：“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但正因这样我们更不能要你，怕你怀有报复心理。”
　　“听完这句话，我真正萌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我明明没有犯罪，为什么要得到这样的对待?”当那些狱友惯犯再来找他时，怀着满腔愤恨的温流生说：“要么不干，要干，就偷那些当官的。”7个月后，他因为进入县政府宿舍盗窃，获罪被判8年，再次入狱。那时是1988年。
　　对这次犯案入狱，他并不是没有反思和后悔。然而命运往往如此，一念之差，就是另一种人生。1994年减刑释放，几个月后，他又因“偷窃摩托车罪”被重判入狱6年。
　　“这期间，监狱里的‘南昌帮’向我挑衅，我跟他们打了一架后，被拉到禁闭室要加刑，我逃跑被抓回来，加刑10年半。”
　　一来二去，今年出狱时，温流生已是41岁，人生大好的青春年华过半已逝。他略带神往地对记者道：“我并不是什么天生的罪犯啊!如果不是那一次意外的冤狱，如果出狱后可以回到学校读书，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
　　
　　高墙之内
　　
　　几年前，他开始花大量时间在狱中钻研法律。“就因为不懂法，当年才会一念之差毁了自己的人生。”直到现在他依然认为，只有强迫自己学习和相信法律，才能抵制继续堕落的诱惑。
　　他至今还记得刚入狱那一天，自己莫明其妙就被十几个老犯人围着“教训”了一顿，那一顿打使他足足蔫了好些天。后来他才知道，这叫“杀威棒”，除非你有钱有权或者有关系，否则每个新犯人都逃不了。
　　为此，温流生给记者看了手头上的大量证物，他认为这些物证可以证明所在监狱存在不少违规操作，“如果连负责教育犯人的警官们自己都不能做到依法治理，那么要犯人怎么下决心改过自新?”
　　监狱里犯人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监狱大多采取犯人自治的管理模式，内部设有“犯人自治委员会”。但是，在长期的自治管理模式下，一旦警官乐得清闲，习惯性地把太多管理执法权及其他分内的工作交给“委员会”完成，所谓的“组长”很容易就会因权力过大而发展成为牢头狱霸。
　　“在我们的分监区，一直都是‘组长’管理考核犯人，权力仅次于分监区长。而当‘组长’看你不顺眼时，被人打-一顿是很正常的，类似‘躲猫猫’事件并不稀奇。尤其家里有点钱的，往往被折磨得更惨。时不时给你一点 ‘教训’，家里就会乖乖拿钱出来‘打点’。”
　　“当然，他们会把握分寸，尽量不出人命，但不时还是会有一些体质较弱的犯人经不住打，一命呜哦碰到这样的情况，无论是‘组长’还是警官，一律要求大家统一以自然死亡或病亡为口径。”去年，一名姓古的犯人因不堪折磨，在狱中喝下大量香蕉水自焚，那种惨烈至今仍令温流生不寒而栗。
　　虽然“牢头狱霸”并不是某个监狱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一个监区牢头的横行程度，跟狱警的态度往往有很大关系。
　　温流生所在监狱一直是江西省名列前茅的文明监狱，对于牢头狱霸现象，上层并不是不重视。2004年下半年，监狱下文各监区，取消了犯人自治时的组长职务，提倡由警官直接管理。
　　可惜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这种管理模式的惯性作用下，分监区只是把原来的“犯人自治委员会”名称更改为“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自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超时劳作
　　
　　直至今年4月，针对监狱里屡禁不止的牢头狱霸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方案》，全面排查严惩“牢头狱霸”，逐一检查在押人员体表情况，以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这个规定好比给了温流生这类无财无势的普通犯人一道黑暗中的曙光。只可惜，对于两个月前出狱的温流生来说，这个规定来得晚了点。
　　“这些年，给监区内所有人安排什么工种，每天工作到几点下班，给犯人进行加分扣分等，都是‘委员会’说了算。”温流生所处的监狱二监区三分监区主要从事玛钢管件和沟槽管件机加工，大部分犯人都从事机械作业。在轰鸣的机械噪音当中，他们经常需要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这还不包括打扫卫生、保养机床以及集中学习训练的时间。
　　虽然每天累得够呛，但同监区的其他犯人并不曾想到要质疑劳动时间、安全设施及培训上岗等问题。温流生仿佛是个异类。
　　他钻研所有关于监狱和罪犯的法律法规，发现司法部《关于罪犯劳动工时的规定》里规定，罪犯每周劳动(包括集中学习时间)6天，每天8小时，平均周劳动时间不超过48小时；按规定组织罪犯加班的监狱生产单位，事后应当安排补休，或根据延长劳动时间的长短，支付一定数量的加班费。
　　他们这个操作是违规的――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但很快又发现，有了这个认知后，反而令他比其他安于现状的犯人更痛苦。
　　有一次因为生病，温流生向“组长"’提出补休，对方似乎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根本不予理会。于是，他说，法律规定罪犯每天工作时间为8小时，即使不补休，在生病期间也应该让我依法按8小时制工作。对方恼羞成怒，当时应允说：好，你就按8小时工作。但过了两天，马上就找茬把他拉到禁闭室关了半个月。之后一段时间，甚至连家里寄来的包裹都被监狱直接退回。
　　但是，温流生并不甘心。骨子里，他始终认为自己跟其他惯犯是不一样的。他应该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多一点。不过，在这之前，他依然要与其他犯人一样，在牢头狱霸的横行和狱警的纵容前忍气吞声。
　　
　　暗渡陈仓
　　
　　他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
　　由于分监区里的警官习惯把很多分内工作交给“委员会”去做，而不愿动手的“牢头”们又总是把它们交给有点文化的犯人来完成，所以2006年，他们认为有必要在犯人里选一名电脑统计员。
　　平时经常埋头读书的温流生被相中，他不但因此脱离了车间里的高危生产作业，而且轻易就通过统计员工作接触到大量牢头和狱警随手乱放的材料。
　　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些年来每天经值班警官签名确认的劳动现场点名记录，因为从中可以直接看出犯人每天的实际劳动时间。
　　温流生熟练地抽取了三组2005年至2008年同一月份和日期的劳动现场点名记录，统计得出，三组综合日均劳动时间为12小时15分。
　　为了证明自己从未补过休，他还收集了自己全年的劳动签到表：“每天都在劳动现场签到，没有补休的可能。”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发现了更多涉嫌违规操作的文件。
　　“比如这些劳动保障用品的签发单，签名领取用品的犯人里，有好几个在签发日期前已经刑满出狱，这些签名只能是伪造的，也就是说很多该发的用品都没有发。”
　　“又如这些‘本月无生产安全事故’的申报单，严格来说都可界定为瞒报。”温流生说，由于长期超时劳动，犯人总是处于睡眠不足、精力不集中的状态，加上劳动保障用品的发放也不能保证，车间里的工伤事故就不可避免。
　　同时放在记者面前的，还有分监区的安全生产会议记录、安全检查记录，犯人的本农函大结业证和其他的技术等级证书等。 据温流生说，他有办法一一证明这些材料的虚假性。
　　“8年里极少召开安全生产会议，会议记录都由我们这些犯人代为编造；犯人从未经岗前培训，设备操作证和技术工上岗证都为伪造；三课教育、技术培训等从未上过，西区的电脑培训室，凡遇上级领导视察，才从各监区抽些犯人坐在电脑前装模作样地学……”
　　
　　索偿
　　
　　一出狱，温流生就急于向监狱申请超时劳动补偿。他曾乐观地认为，获得自由，又有了这些证据和材料，就可以顺利进入司法程序。
　　他甚至早就已经计算好了：虽然监狱法和司法部对于罪犯加班劳动没有规定具体的报酬标准，但以上年度国家城镇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111.99元计算，监狱应该补偿他8年合计213340.95元的超时劳动收入。
　　且不论这个计算方式是否符合法律标准，现实偏偏不如温流生想象的那么简单。
　　回到监狱提交索偿申请时，有狱警呵斥道：“你是罪犯，必须无条件服从我们的管理。”而有管教干部甚至说：“罪犯超时劳动全国都一样，不服你就去告吧，告到哪里都没有用。”
　　索偿遭拒后，他马上把部分材料整理成电子版交给检察院驻监狱检察室。这次倒是起到了震撼的效果，对方马上找人叫他“谈谈”。
　　几天后，监狱方没有找到温流生，却找上了他的哥哥。“当时工检法的领导全在，说限我10天内把材料交回监狱，否则就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将我逮捕。”而另一方面，当地法院也一直在无限期拖延受理他的行政诉讼，法律援助机构更是毫无给他提供相关援助的意思。
　　一口气说到这里，温流生懊恼地敲着自己的额角：“现在我是有家归不得，家里人都很害怕，父母说，如果我依然坚持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就不要再回去了。”
　　而有一次在街上，他无端遭到流氓围殴，幸好脚底抹油顺利逃掉，至今想来仍感后怕。“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他的眼眸内流露出一丝恐惧，“我不敢再留在江西，就拿着朋友资助的400元来到广州。”
　　因为索偿把自己逼到如今这种境地，显然是温流生当初不曾预想到的。15岁就辗转入狱，他只知道牢头狱霸的可怕，以为离开监狱，一切逻辑就会理所当然地恢复，却不知道高墙之外，有很多东西早已超出了他的阅历所能想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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