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粮增产背后的近忧与远虑】 远虑 近忧

　　粮价是物价之母，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过去30多年创造繁荣奇迹，皆是因为农业作为金字塔底部处于长期稳定的状态，粮食问题对中国稳定程度关系重大。如何在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过程中保障粮食稳定供应是管理层萦绕心头的大事。
　　虽然现在距北方粮食收获的季节还有一个多月。但眼下在黑龙江的粮食产区，粮商们的身影已经开始出现在田间地头和种粮户的家里。这些人既有本地的粮贩，也有南方过来的粮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初黑龙江的农民还为粮价贱、卖粮难而发愁。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专题报告则认为，农民乐观背后可能隐藏着大问题：中国粮食价格过低而成本过高，以目前的国家保护价收购，可能严重打击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意味种粮意愿可能持续下降，为未来的粮食短缺埋下隐患。随着中国天气灾难的广泛发生以及农村地区的通胀预期走高，不提高粮食价格或发生灾难性后果。很多地方农民都普遍囤粮惜售。农民惜售的主要原因在于，农资成本涨得太快。目前种植一亩小麦所需的农药、化肥、种子、水、收割等费用至少在600元左右，按照每亩平均产小麦1000斤、每斤按照黑龙江当地行情O.76元计算，全年每亩小麦也只能收获760元，纯利润只有16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村民们自身劳力、人工的投入。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5月26日在全国小麦跨区机收启动仪式上表示，如果后期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今年夏粮有望实现连续6年增产，这将创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夏粮连年增产的新纪录。美国农业部6月10日最新发布的2009／2010年度世界农产品供需报告中，将中国2009／2010年小麦产量预估由5月的1.130亿吨上调到1.135亿吨，较上一年度的1.125亿吨产量增产100万吨。之前，国家粮油信息中心5月份预计2009年小麦产量为1.1320亿吨，增长70万吨。在中国，小麦基本上是夏粮的同义语。
　　今年2月份发生在小麦主产区的特大干旱曾让全国人民将心提到嗓子眼，媒体大肆炒作，甚至总理也被惊动了，亲自走上抗旱第一线手持喷水管浇灌麦田的一幕相信许多人还历历在目。减产是当时的普遍预期，一些人士甚至预测小麦将减产20％以上。忧虑反映在价格上，那几天小麦期货价格亦是腾空而起，连续大涨。如今尘埃落定，不仅减产预期破产，而且还神奇地实现了少量增产，实在值得额手称庆。
　　
　　粮食增产已到极限
　　
　　近年来，中国学界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看法和执政者的思路似乎出现偏离，学术界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安全已经不再成为问题，而执政者每年都对粮食异乎寻常地关心。
　　其实，粮食问题和过去一个时期迅速膨胀的全球化密不可分。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重新大分工中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占用了大量耕地，吸收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这一方面减少了耕地，另一方面，却增加了纯食品消耗者，中国尤为典型。
　　中国人均耕地只是世界的40％，多年以来的退耕还林、工业开发、城市蔓延、日益增多的经济作物等都占用耕地，客观上减少了粮食耕地规模；而另一方面，中国日益庞大的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和饮食结构变化导致对饲养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需求大增，尤其是2亿多农民工进城对粮食和肉蛋类的需求大增。供给增加的弹性减少，而需求持续增长，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困境，也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缩影。
　　目前，主要的粮食生产国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巴西等拥有大量过剩耕地的国家，随着能源危机的渐进，这些国家启动粮食能源化工程，造成世界可供贸易的粮食市场供给量减少，而气候的变化对种植业的影响也日益加大，在国际市场买不到粮食打破了自给率下降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脆弱的粮食供给平衡，引起恐慌和囤积，更引发短缺和价格上涨。
　　
　　导致粮食价格攀升的主要原因是能源等上游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这与新兴市场的需求、美元贬值有关。在新兴市场资源需求大幅增长而美元贬值的情况下，那些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在过去几年都翻倍增长，尤其是石油，这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资料和人工的价格。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4年至2007年，中国农民种粮的每亩纯收益分别为382元、329元、320元、311元，而2008年该数字降至300元以内。而相应各年的收购价格是逐步提高的，显然成本上涨削减了利润。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播种面积还是单产进一步提高的空间都极为有限。改革开放以来，小麦播种面积的峰值出现在1991年，3095万公顷。随后播种面积整体上呈下滑趋势，目前播种面积连续几年稳定在2400万公顷左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今后小麦能维持2400万公顷就不错了，增长的空间相当有限。那么单产的潜力呢?目前中国小麦的单产在4.6吨／公顷左右。4.6吨／公顷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世界主要小麦生产国及地区的情况。目前最高的是欧盟5.3吨／公顷，美国是2.7吨／公顷，苏联、澳洲、加拿大等均在2吨／公顷左右。中国小麦单产在世界上仅次于欧盟，远高于世界其他各国。因此，相较于低单产国家而言，中国小麦提高单产的空间也相对比较小。
　　实际上，从中国小麦单产增长历史也预示着未来单产的进一步提高难度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国内小麦单产为1.84吨／公顷，到1985年单产突破3吨／公顷，此后没有回到3吨，公顷之下。1997年首次超过4吨／公顷，但接下来6年单产又降到4吨／公顷以下，2004年开始才又重新站到4吨／公顷之上，目前已经连续5年稳定在4吨／公顷之上。小麦单产突破并站稳3吨／公顷很轻松，但是4吨／公顷就显得比较难，几经反复。可以预料未来要想突破5吨，公顷将是非常艰难的。
　　虽然小麦连续6年增产，仔细研究会发现，这种增产已是强弩之末。近3年分别增产80万吨、370万吨、100万吨，与庞大的消费比较起来，微不足道。
　　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小麦主要出口国不同，中国产需平衡这条线绷得很紧，经常在产不足需或略有结余之间徘徊，随时要做好挖库存的准备。虽然我们的库存比美、加、澳等国高得多，但在安全性上却远远不如人家。美、加、澳三国小麦均是产远大于需，具有非常高的“安全边际”。美国小麦产量，消费之比许多年份在1.9以上，最低的也有1.5；加拿大、澳大利亚就更高了，近几年都在3到5以上。也就是说，美、加、澳等国无论遇到什么恶劣气候，当年生产的粮食至少可以保证当年的消费。而中国近lO年产量／消费之比基本上是在1左右徘徊，稍有风不调、雨不顺，就有可能产不足需，要挖库存。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高库存往往是粮食潜在不安全的标志，而低库存并非低安全。好比不能由中国的储蓄存款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美国就断言中国老百姓比美国老 百姓富有一样。实际上，美、加、澳如果仅仅出于本国粮食安全的考虑，年度库存完全可以是零而不会影响本国的粮食安全。因为这些国家即使年成再差，当年的产量满足当年本国的需求还是绰绰有余的。
　　
　　库存老本吃好多年
　　
　　透过小麦连续6年增产的伟绩，应看到中国小麦乃至整个谷物产需那条紧绷的弦。如果因连续6年的增产而徒然忽视，那么这根弦也许将在不经意间陡然断裂。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持有全球最为庞大的小麦库存。美国农业部6月份预计2009-2010年末中国小麦库存为5970万吨，同期全球小麦库存预计为18265万吨，中国小麦库存占全球的比例为32.7％。经历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全球小麦得以充实。2009／2010年度全球小麦库存预计较两年前大幅上升52.2％，同期中国小麦库存上升53.1％。但是，中国小麦库存在全球的比例是下降的。1999-2004年全球小麦平均库存是1.836亿吨，同期中国平均库存是7502万吨，占全球比例是40.9％，如今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32.7％。当前全球小麦库存已经恢复到1999-2004年平均水平的99.5％，然而中国小麦库存仅恢复到79.6％。
　　小麦高库存是上个世纪留下的“遗产”，本世纪以来一直在吃老本。20世纪末中国小麦留给新世纪的库存家底是1.029亿吨，2008年末只剩下4890万吨。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小麦即遭受了连续6年产不足需的窘境，库存一度下滑到3440万吨。随着小麦连续6年增产，形势得到改善，库存得以修复。但是修复得很辛苦，因为小麦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而消费却是刚性增长。小麦产需在可预见的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一种紧平衡，稍有不慎，年度产需就可能出现缺口。
　　毋庸置疑，中国粮食危机的根源除了工业与城市化大量占用稀有的耕地外，主要是农业生产不具有吸引力。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2亿多农民工进城务工，目前，一户小农家庭一年的农业生产利润仅仅与进城务工一个月的收入大致相当，而随着通胀的长期化引发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吸引更大规模的农民入城，成为新增的农产品消费者。大幅提高城市农产品的商品化需求率，而农牧产品的供应量则会因劳动力的流失而缺乏。
　　留守土地的农民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些人根本不具有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能力，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2004年中国的短暂高通胀，就是因为农民大规模抛荒后出现粮食短缺，引起价格上涨，这直接导致了中央将农业税取消。
　　
　　一直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每年的一号文件发布农业政策已经成为惯例，但是，应该看到，除了免除农业税等政策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震撼力外，多年以来渐进的农业优惠政策一到广阔无边的农村地区，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扭转粮食生产的困境，只依靠当前总量的宏观政策和些微的补贴是没有很大作用的，而城市就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抵消了所有的政策努力。
　　因此，三农问题需要革命性的政策出台才能化解日渐加重的危机：首先，土地所有权问题应该解决，如果土地不可流转，则无法避免抛荒，而缺乏土地所有权，农业生产也就难以以此抵押获得金融支持；其次，应研究如何实现农民工转换为城市居民，农民工的迁徙性是导致土地荒废或者生产率不足的主要原因，只有农民工成为居民，才可能产生土地的规模化效应，这需要在住房、社保、教育等方面扩大公共财政投资；其三，最具现实操作性的是大幅提高粮食生产补贴，目前的补贴甚至不足以抵消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由于粮食种植的利润率较低，只能通过大幅补贴予以刺激。
　　
　　危机或近眉睫
　　
　　由于粮食价格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伴随着近几个月来资产价格与资源价格轮番的世界性大幅上涨，因此，粮食更具有了投资品特征。作为商品(储存)的粮食，由于国内价格低于国际价格，因此，势必刺激大量走私套利活动，而看到通胀预期的粮农，面对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涨价，惜售心理会更加严重，这两种行为势必减少市场上的供给，而2007年以来，中央储备粮系统为了维持价格稳定和抑制通胀，已经抛售了大量存粮。
　　如果当前粮食国家保护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得不到提高，农民的种粮意愿将大幅下滑，因为当前粮食种植成本已经出现较大上涨，农民不可能以亏损为代价辛苦耕种。随着最近燃油税改革，农民每亩补贴只有5元，与测算可能增加30元的成本相差较大，农民的种植利润必将继续下降。
　　当前，粮食市场短期的风险是囤积和流出，前者是一些粮食投机商囤积和农民惜售，后者指向东南亚地区的大量走私，如果国际价格继续上涨而国内保持稳定，这两种投机活动会更加猖獗，直到市场供求出现失衡而价格上涨。因此，政府需要严厉打击囤积和走私行为，但是只能治标而非治本。长期的风险在于，确保粮食安全的压力非常不公平由粮农承担，并以收益缩减(甚至亏损)来分担城市居民的通胀压力，这种做法已经不足以确保粮食安全，而是影响粮食安全的最大隐患。种粮补贴不足以抵消成本的上涨，提高最低粮食收购价格的做法总是在即将收割前而不是种植前宣布，而且提高幅度十分微弱根本不足以刺激种粮预期。
　　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过去30多年创造繁荣奇迹，皆是因为农业作为金字塔底部处于长期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产物。随着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加快，农民进城就业的规模扩大，农业稳固的基础已经不再。一旦价格出现波动，或者夏粮收购遭遇惜售，市场可能出现混乱。而刺激农民种粮的政策应该在粮食种植前尽早推出，若不大幅提高收购价格，可以大幅提高粮食种植补贴。
　　《谁来养活中国》，一书的作者莱斯特?R?布朗，近期在《环球科学》上发表文章《粮食危机毁灭全球文明?》，再次表达了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关注，文中写道：“华北平原的小麦产量占中国全国一半以上，玉米产量占全国1／3，那里的地下水位下降迅速。过度抽取地下水已经耗尽了该地区浅蓄水层的大部分水，迫使打井者瞄准深蓄水层，而深蓄水层是不可补充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小麦生产国，随着地下水位下降和灌溉水井干涸，自1997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23亿吨以来，中国的小麦产量已经下降了8％。同期中国水稻产量下降4％。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可能很快就需要进口大量粮食。”
　　虽然笔者不同意作者关于中国“可能很快就需要进口大量粮食”的判断，但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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