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桑诺尔家族 [大邦屏藩:贡桑诺尔布的经边往事]

　　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有一个叫王爷府镇的地方，这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清代蒙古族亲王府，“大邦屏藩”的匾额就高悬在议事厅内。一百多年前，蒙古族的“新派”亲王贡桑诺尔布就在这里发布政令，把报纸、近代学堂、邮电所等新生事物引入了漠南蒙古。1910年后，他又到了北京，还成了1912年～1928年间中国边疆民族事务的“大总管”，而“大邦屏藩”似乎始终是他经营边疆的基调，在内忧外患的时代里留下了许多值得述说的往事。
　　
　　“新派”王公
　　
　　贡桑诺尔布(1872～1931)，字乐亭，号夔盒，是成吉思汗的大将者勒篾的第24代孙，他的先祖曾为元朝、清朝立下赫赫战功，康熙帝就曾为当时的喀喇沁右翼旗御笔题写了“大邦屏藩”的匾额。贡桑诺尔布出生后依旧感受着清王朝的“恩宠”，15岁时娶了皇室肃亲王隆勤的女儿善坤为福晋(即夫人)，17岁时就世袭了郡王，又被任命为喀喇沁右翼旗第14任札萨克(蒙古语，意思是“执政官”)、卓索图盟协理盟长。从此，他本来可以像其他蒙古族王公一样，过着养尊处优、听歌观舞、寅吃卯粮的没落贵族生活，但他却感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国的内忧外患，及北部边疆地区的朝不保夕，因此他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才能持久地稳固边疆，成为中国这个“大邦”的屏障和藩篱?
　　20世纪初，清王朝为应对革命运动的冲击，推行“新政”，贡桑诺尔布积极响应，在全旗境内废除了沿习千百年的跪拜礼，改行鞠躬礼，还解散了王府的戏班，这一切表明了他告别旧贵族生活的鲜明态度。他专门挑选旗内的青年和守正武学堂的学生，成立了20多人的王府警察队，又编成了一支新式军队，采用新军的操典进行训练。福晋善坤也给予支持，把府中的侍女们召集起来，组织起一支娘子军，在后花园里操练。1902年，他又在王府西衙门开办了一所新式学堂，开学时写了“崇文尚武无非赖尔多士，正风移俗是所望于诸公”的楹联，因此被命名为“崇正学堂”。这个学堂开始40人，后来又招收官员和旗民的子女，还专门从内地和日本聘请教师，”到1912年时已培养了600多名学生。
　　为了进一步变革图强，他在1903年春天秘密前往日本，考察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参观了在大阪举行的“劝业博览会”，与日本各界广泛交往，会见了东京实践女子学校的校长下田歌子，从而开阔了眼界，对女子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回国后他创办了毓正女学堂，由福晋善坤主持校务，聘请了日本人河原操子等人任教。对于这个女学堂，人们开始很不理解，不愿送女儿入学，甚至传出了“王爷要送这些孩子到日本还债”的谣言，所以只招到24个学生。后来，人们才打消顾虑，学生逐渐增加到60人～80人。此外，他还创办了守正武学堂，培养军事新人才；选派三名女学生、五名男学生到日本留学，还派人学习俄语，创办报纸、邮电所，开金矿，办实业……贡桑诺尔布倡导的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在一百多年前的北部边疆，他本人也成为当时有名的“新派”王公。当时的《东方杂志》报道过他的“新政”成效，清王朝对他也一再嘉奖，先后给崇正学堂、毓正学堂赐予御书“牖迪蒙疆”、“壶教畅明”，1910年还把他列为资政院的“钦选议员”。
　　
　　“总管”蒙藏事务十七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在政权更替之时，英、俄、日等帝国主义乘机侵略我国，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危机，尤其是沙俄策动外蒙古反动王公搞“独立”，建立“大蒙古国”；英国利用西藏的混乱局势，干涉中国内政，1913年又利用西姆拉会议，企图侵占中国领土、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使边疆的危机不断升级。这时，内蒙不少王公力图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又对曾主张“驱除鞑虏”的孙中山等人很不信任，贡桑诺尔布等人一度组织“蒙古王公联合会”，拒绝共和，甚至谋求“独立”。随后，民国政府强调“五族(指汉、满、蒙、回、藏)共和”，制定了优待蒙古王公的条例，他和许多内蒙王公才转而支持共和。1912年9月，他被任命为蒙藏事务局总裁，10月，又被晋封为亲王，1914年5月，蒙藏事务局改组成蒙藏院后他仍然担任总裁，直到1928年。其间几次短期离任，都不超过一个月，是位长期主管中央边疆民族事务机构的“大总管”。
　　1912年～1928年，中国的政局多变，政权更迭频繁，边疆地区又很不稳定，尤其是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频频受到强邻侵扰，作为总裁的贡桑诺尔布在处理属于内政范围的蒙藏事务时，经常要遇到涉外问题，如何稳定边疆始终是他和部属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此，他们既继承了清代经营边疆的传统政策，又进行了改进、完善。比如，对于少数民族王公的封爵、俸禄、朝觐和藏传佛教的寺庙兴建、活佛转世、僧官的升迁等事务都有专门的规章，民国初年他们就制定了《蒙藏回之王公及呼图克图等公谒礼节》、《年班来京蒙古王公宴会礼节》、《蒙回藏王公等爵章条例》、《喇嘛印信定式》、《蒙藏王公等服制条例》等规章，制度，既保证了管理上的连续性，又根据时代需要做了调整。同时，他们创办白话报宣传“五族共和”，组织选举西藏等地的国会议员，开展边疆调查，建议嘉奖、表彰、加封拥护中央的边疆爱国人士，致力于蒙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力地抵制了反华势力支持的少数分裂分子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活动，为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待九世班禅
　　
　　接待九世班禅是贡桑诺尔布任期内的重大事件。由于种种矛盾和冲突，1923年11月，九世班禅率少量随从，悄悄离开西藏，1924年3月到达甘肃省境内。此事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各种猜测、传言不时出现，甚至有人说班禅要到外蒙古去。国民政府对此颇为重视，多次派人慰问班禅，希望他前往北京。蒙藏院则奉命设立“招待班禅事宜处”，沿途各省协调，组织接待工作。1925年2月25日，班禅一行乘专车抵达北京，车站内军警林立、黄布铺地，内务总长龚心湛、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和中央各部院官员及各社会团体和佛教、道教等各教派人士等数万人前往迎候。此后，班禅前往瀛台住锡，临时执政段祺瑞几次会见班禅，又到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访问，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蒙藏院则派人陪同。8月1日，临时执政又给班禅加“宣诚济世”封号，12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
　　当时的《申报》记载了这一仪式：龚心湛、贡桑诺尔布为正副专使，内务部、蒙藏院官员手捧金册、金印放在彩亭内，10：10队伍从执政府出发，军乐队为前导，向瀛台行进。两大堪布先在新华门迎候，引导入内，班禅在瀛台亲身出迎，同入涵元殿。殿中央已设有礼案，两名专使进殿后班禅先行鞠躬礼，随从官员把金册、金印捧置案上，礼官宣读册文，两专使和随从官员依次向班禅一鞠躬，班禅向礼案三鞠躬后，再向正、副专使一鞠躬致谢，并分别给他们献哈达，然后收受金册、金印，交给随从堪布保管。11：30，典礼结束，班禅邀请两位专使、随从官员进香绮殿用茶，献上一座金佛、一条哈达，请专使向执政致谢。
　　边疆教育也是贡桑诺尔布倾注心血的事业，蒙藏学校是1912年～1928年问他关注的机构，1930年前后一度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贡桑诺尔布是“新派”的蒙古族王公，希望通过新式学堂为边疆地区培养新型人才，但历史或许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所学校培养出的“新”人才出乎他意料之外：1919年后，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人曾经到该学校授课，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乌兰夫、李裕智等蒙古族热血青年也入校学习，这所学校无形中为日后中国北部边疆的持久稳固和发展培养了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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