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摆脱“宿命”_如果摆脱不了宿命

　　即便已是晚上十点，北京地铁十号线里依然拥挤。车厢内壁的小屏幕播放着MV――《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汹涌而出的人流中，有人向同伴讲故事：“在英国，有人知道我是中国人后说，难怪你看起来如此幸福!”真的吗?夸张吧!与此同时，有人刚刚在网上投票表达了对奥巴马即将访华的冷漠，而后打开电视，津津有味地观看关于今年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7％的新闻。
　　回到家里，按约定拨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的电话。“现在正在发生三件事，定义着很多国际关系的内容，第一就是中国崛起，然后是奥巴马调整外交政策，以及金融危机”，金灿荣在电话那头说。他直到这时才有空接受采访――最近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都很忙。美国的智库和官员们则更忙碌，当人们还在为一年多来的G2概念争吵不休时，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又于9月24日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场发布会上提出定义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新词――“战略保障”，而这场发布会当天发布的研究报告名为《中国登场：一个构建全球关系的战略框架》。
　　
　　大国兴衰的宿命?
　　
　　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大国的崛起会引发一系列冲突，结果打乱旧秩序并对现有权力结构提出挑战。这是古往今来西方历史学家的普遍结论。西方的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往往悲观地谈论，各国都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安全免受潜在敌人的威胁，但这类行为又会为他们原来希望避免的冲突推波助澜。基于权力政治的传统思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等诸多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武断预见多年来难以绝迹，而中国崛起的过程远来结束，还远没有足够完备的事实经验作为依据，来支持我们宣示的“和平崛起”理念。
　　这样的悲观预测并非全无道理。想想北京地铁里汹涌的人流、二环路上堵车的情形，而未来中国还将有四亿人变成城市居民。“中国作为历史上第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崛起，必然对美国和西方构成巨大的经济、资源、能源的挑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说，“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也必然对美国和西方构成巨大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发展模式的巨大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完全解决自身领土主权完整的大国迅速崛起，必然加速军事现代化，同时民族主义情绪也会相应升温，从而使以非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主权问题的概率上升，由此对美国和西方构成军事安全和战略安全的挑战”。
　　而中国的崛起则面临着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的束缚。这种束缚最核心的便是目前不合理的资本聚集、经贸关系和话语权分布，正如金灿荣描述的，“中国一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一卖什么，什么就降价”。在耗费了无数廉价劳动力换来全球财富的分享之后，中国的崛起必然更多地要求全球权力的分享。谋求统一，并进一步保证中国的周边安全，同样是中国崛起的必然要求，而这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的亚洲利益发生冲突。
　　中美因此将不可避免地陷人大国兴衰的历史宿命么?
　　
　　选择：决策，还是命运
　　
　　问题的结果总是取决于双方解决问题的态度。与悲观论和各种鹰派言论相比较，一种更明智的声音也一直在中美两国存在着，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曾说：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他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
　　“会不会对美形成挑战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国的发展方式：如果中国是采取合作姿态、同时以内需为主推动经济增长，对美国的冲击会比较小”，金灿荣说，“另一个是美国能否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给中国开放发挥作用的空间”。
　　于是，从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到弗格森提出“中美国”，再到伯格斯滕提出中美集团(G2)，直到此次斯坦伯格提出“战略保障”，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从怀疑到确定、从排斥到致力于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从美国中心主义到强调中美合作，最终不得不将中国与美国进行捆绑，并要求相互提供契约性的利益保障。
　　“战略保障取决于一项关键的相互约定”，斯坦伯格说，“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已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国的登场，中国自身也必须向全世界其他国家保证，它的发展及在全球日益增长的作用将不以他人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维护这项条件必须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战略保障不仅涉及中美两国关系，美国的合作伙伴也必须能够同样确信，中国的作用日益强大，不至于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
　　具体到对中国的要求来说，美国要求中国发展军力不对其自身、中国周边及美国的盟国造成威胁并提高军事透明度，中国应该增加消费，在进行资源贸易的同时在外交上更负责任，发挥在朝核和阿富汗问题上的作用，积极参与气候谈判，等等。
　　中方目前还没有回应“战略保障”的提法。这一概念的提出表示美国希望通过跟中国合作、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方式来消除中国崛起对它的挑战。仅从姿态上说，这确实代表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如果采取务实合作的态度，即便是在中美面临的结构性的资源能源需求矛盾上，也并非没有解决办法。
　　“一是双方要在新能源和未来能源的领域合作，把资源的盘子做得很大”，金灿荣分析说，“另外，各自都妥协一下。美国不要这么大手大脚，中国也在未来的发展中自己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不要像美国一样大手大脚”。所以，如果双方足够理性，中国确实有可能创造一个历史奇迹：中国在美国这个现有霸权主导的国际体制内崛起，因为与美国的利益捆绑，并在战略性保障上达成共识，反倒使整个现有的国际体制更巩固，而美国有序地开放一些战略空间，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的需求。
　　
　　“熬成婆”：体制内崛起
　　
　　“奥巴马的外交新政，我认为有三点意义。”谈到奥巴马即将访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说，“首先是布什执政的八年间美国政府那种傲慢的单边主义的终结。然后是一种激进主义、或强硬姿态的终结。在布什治下，全世界都呈现出两极的分化、选择，这是很可怕的，而奥巴马终结了这种激进主义。第三，外交的作用重新被人看重”。
　　奥巴马的外交新政显然是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相对上升的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他甚至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在中美双边关系上，他先是将之作出“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表述，随后又打破传统，任内第一年就来访华，而且停留时间长达四天三夜，副国务卿此次又提新词，似乎在为这次访问造势，此论一出，决定中美双边关系走向的皮球似乎踢到了中国这边。而在中国民间，人们的国家意识正在增强，要求中国在外交上更有作为的民意给政府施加着强大的压力。许多人念念不忘的是我们曾经写在政治课本中的话：打破现有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 序，创建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年初出版的《中国不高兴》更是大声疾呼，要“把拳坛打碎”。
　　“即使中国的GDP总量到了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的差距也还是很大。特别是军事这一块，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很大。”金灿荣说。与中国崛起并重的事实是美国依靠超级军力维持的霸主地位并没有被撼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远没到解体的时候。因此，王逸舟认为中国理性的崛起之路。就应该是在现存的国际体系内崛起。
　　“首先是要进入国际体系。我们改革开放30年就是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这中间，我们作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实际上获得的利远大于弊。然后要积极互动，从单纯的对国际体系的适应、到开始学会驾驭话题、开始提出倡议，开始运筹帷幄。要是想另起炉灶，再搞一套跟它这个体系平起平坐、唱对台戏的国际体系，我觉得还没到那个火候。而西方主导的制度肯定是有好处、有坏处的，最重要的是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按照我们自己的设想来推进。”
　　袁鹏的论述更为精彩：“现在美国是心甘情愿地接纳，无非是接纳的时候还再要点价。这就相当于说让你嫁过来，但婆婆让你每天早上起来洗衣做饭。你不能因为他让你洗衣做饭就否认一个重要关系，就是他承认你是他家一员了。因为毕竟他是世界的‘婆婆’，你要去挑战他的秩序，没有别的好处。你就好好干，干着干着婆婆就会越来越接受你。总有一天这个婆婆会不行了，那你也就熬成婆了：中国崛起的历史就是‘熬成婆’的历史。”
　　如果已经确定中国要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崛起，要实现“战略保障”，很有必要的一点是相互知道对方的核心利益在哪里。
　　“第一，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容颠覆”，袁鸱说，“第二，保证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台湾、西藏、新疆分裂。第三，我们的发展空间问题。这是我们的三大核心国家利益”。显而易见的是，短期看，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周边安全都会跟美国的亚洲利益发生摩擦，而长期看，中国的能源安全衍生出的海权需要也会在全球各地跟美国有摩擦，这就需要中国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与美国在多种机制内谈判和协商。
　　“我们跟美国要讲清楚，我们不仅仅是陆权国家，我们是陆权和海权都有的国家。以前他老在我们篱笆墙外搞侦察，应该跟他讲不许偷窥了，你要么就敲门，我开门让你进来你再进来，但你不能偷窥”，袁鹏说，“我们也应该在中美间设立危机预防机制”。事实上，中美之间已经有着首脑热线、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等六十多种交流机制，而且在各种多边场合中，中美领导人也能多次会晤，这为协商解决利益矛盾提供了牢固的机制。
　　至于观念的冲突，金灿荣说：“美国人现在有一种民主崇拜，中美要在价值观念上靠拢，美国需要思想解放，我们也要在内部治理方面有所提升。”事实上，由于人们往往把目光集中于中美两个社会人为制度设计的差异，往往忽略了两国在自然生存状态下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共同之处：同为大领土、多民族的国家，同为务实主义者，同样需要强大的道德口号来维持社会的某种信仰，历史地来看，在人类的各种文明中，中美的文化相对比较宽容。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目前的对外战略都是为内政服务的。中国总的战略是至少在未来30年内，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以促进国内的发展。美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通过从全球热点性问题脱身、与各国采取合作态度来增信释疑，目的是为解决自身的经济危机和谋求未来发展。总之，在确知对方红线的基础上，中国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分担力所能及的世界责任、深化政治改革进程，而美国通过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投票权来让渡全球经贸关系的话语权，中美关系应尽量做到“斗而不破”、“和而不同”。
　　
　　不仅仅是美国
　　
　　突出地关注中国崛起要破除跟美国走向对抗的历史宿命和中国的对美战略，只是因为两国客观国情和发展趋势决定双方必须把处理中美未来关系的设想考虑周全，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跟美国的结构性矛盾之后，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就畅通无阻。事实上，金融危机后，国际力量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作为整体的力量对美国及传统西方集团提出分权的要求，而中国只是其代表。要走好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对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清晰慎重的考虑。
　　我们的外交环境从国别角度讲主要分三块：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大国里面是一超多强。金灿荣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点评：
　　“日本，在经过小泉五年和中国的争吵之后，目前是开始务实了。它已经知道中国挡不住，现在转而接受中国崛起了，所以中日关系的未来，我觉得是比较稳定的。中饿关系，未来我觉得会有点微妙。中国的崛起太快，俄罗斯由老大哥的身份变成一个相对平等的伙伴，所以失落感会非常强，特别是明后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美国喊G2喊得更凶的时候。但俄国政策上应该还会示好，因为毕竟俄罗斯有美国的压力，所以它也没什么选择。印度，除了失落感，还会有危机感，这可能使得它行为不当，中印关系的未来可能会更麻烦一些。欧洲越来越重视中国，但这个重视是建立在危机感基础上的。中国的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强，在冲击欧洲生活方式的物质前提。另外，欧洲还有一种价值观上的傲慢，除了经济压力，欧洲现在也非常担心中国模式的成功。如果中国模式成功了，那欧洲惟一骄傲的东西也没有了。欧洲和中国还有第三个吵架的点就是中国大规模地进入非洲，那是他们传统的后院。所以，经济的、价值的和势力范围三大矛盾加起来，未来的中欧关系会进入一个不平静的时期。但中欧相隔遥远，不会发生地缘军事冲突。”
　　“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经过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应该说中国周边绝大多数国家的这个局面已经基本确定，我估计会维持一段时间。一旦中美达成某种共识，周边国家基本会顺着这个共识走。至于第三世界，像非洲、拉美，对中国的崛起，原则上，他们都应该是欢迎的。中东会稍微复杂一点，一旦中国真正崛起，达到美国那样的地位，中东国家倒有可能把他们的嫉妒感对着我们来了。”
　　袁鹏则建议中国构筑一个多层次、次区域的外交机制网络：“我们现在是上合组织管我们的西北，10+1、10+3机制管我们的东南，中日韩管我们的东北。现在我们的西南还缺一个依托，并且今后还要搞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最后形成一个环中国周边的多层次的网络。全球层面，我们既要跟美国合作，又要跟俄罗斯、欧洲合作，同时我们还要推动亚欧峰会、推动中美日三边战略对话，等等。中国在这些体系中全面参与主导，但不当头。我们都当老二。全球层面，我们跟美国当老二，区域层面，上合组织，我们跟俄罗斯当老二，10+1，我们跟东盟当老二，最终效益 绝对比当老大好。”
　　
　　让友谊像花儿一样盛开――外交变部中非合作论坛主题开放日侧记
　　
　　10月31日下午，一场特殊的新闻发布会正在外交部举行，主角是130余名公众代表，以及30多个非洲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在华留学生代表。黄皮肤和黑皮肤的人们欢聚一堂，这是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主题开放日的第一项活动。
　　就在非洲司司长张明通过精彩的讲述将现场观众带入对非洲自然气息、和原始风情的无限向往中时，长鼓响起了，果拉琴响起了，乌干达歌舞团的几名成员身着民族服装，栽歌载舞地从发布厅两侧来到公众中间。杨洁篪部长的到来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杨浩篪任致辞中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中非友好合作的一大国际品牌，是“引领中非友好的旗帜”、“中非进行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及“中非开展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对干中非合作的未来，杨洁篪充满希望地说：“在中非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非合作一定会登上一个更高台阶!中非友谊一定会结出更美丽的花朵!”
　　非洲驻华使节代表多哥大使诺拉纳?塔?阿马阁下也进行了简短致辞，他表示，中国与非洲在2006年召开的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氏级会议上，确定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希望今后双方在粮食危机等问题上促进合作，加强这利，伙伴关系。
　　出席此次公众日活动的来宾中有很多是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缔造者和见证人。北京华立科泰医药公司的逯春明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我们出产的一种药帮助肯尼亚西部的一个孕妇治好了疟疾，也保住了孩子，为表示对中国的感激，她用这种中国药的名字给孩子起了名。”
　　当在华非洲留学生们提出要和杨洁篪部长合唱一首歌的要求时，杨部长欣然同意。在《同一首歌》的合唱声中，杨部长和非洲使节、留学生删友热情拥抱的情景成为这个公众开放日最温暖人心的一幕。
　　自2003年9月首次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以来，外交部迄今已举办了18次这样的活动。“公众开放日”构成了中国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国民众了解外交和外交人员工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如今，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已经闭幕，此前一周的这次开放日以特殊的形式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了中非友谊，一定会深刻地留在参与者的记忆中。
　　
　　祖国外交有我们――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外交外事礼仪大赛决赛在钓鱼台举行
　　
　　新中国外交事业六十周年之际，由外交学院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外交外事礼仪大赛决赛于1日晚在钓鱼台大酒店拉开帏幕。本次大赛以“祖国外交有我们”为主题，国内24所重点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祖国外交事业的关注和对华夏礼仪文明的传承。
　　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赵进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大学生面对着一个中国和外部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外交外事礼仪应该成为中国青年生活的一部分。”
　　今年参赛的高校涉及全国各地，是历届参赛队伍最多的一次。大赛评委由原驻朝鲜大使武东和、原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吴明廉、原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孙淑贤以及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马保奉担任。
　　决赛分为快速问答题、风险题、情景表演题三个环节，题目涉及外交外事礼仪原则、礼仪规范、风俗习惯、宗教习俗以及与新中国外交六十周年相关的各方面知识。外交学院代表队第一轮就表现出众，短短60秒内答对10道题，在风险题部分则稳扎稳打，保持领先，在情景表演环节中，他们抽到了“中国外交官携夫人赴外国友人家宴”的表演题，由于平时很难了解到这样的场景，在细节上略有纰漏，但四位选手临场表现自信大方，全程用英文表演，依然取得不俗的成绩，并最终夺得冠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外交学院代表队的四位队员表示：“比赛结果并不重要，在比赛过程中让‘祖国外交有我们’的理念得以传播，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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