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变【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国内动力】

　　任何一位新总统上任后，都会对其前任的内外政策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变，如果新任总统与前任属于同一政党，可能带来小变；如果属于不同政党，则可能带来大变。奥巴马是打着“变革”大旗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的，与其前任总统布什又不属同一政党，他对美国的外交战略作何调整?这些调整的国内动力是什么呢?
　　
　　调整的几点表象
　　
　　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奥巴马的外交战略已作出了一些调整：
　　首先是外交方式的转变。外交方式从布什的“硬实力外交”转向“巧实力外交”；从布什的“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从布什的对抗性的“硬球外交”转向接触性的“软球外交”。人们已经看到奥巴马外交方式中的许多柔性姿态：国务卿希拉里首度出访亚洲四国时强调她是来“倾听”的，副总统拜登出席慕尼黑安全论坛会议时表明了奥巴马外交政策与布什外交政策的“决裂”，奥巴马在伦敦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上以及首次海外之行中，展现出与世界的“接触”政策等。
　　其次是外交议题的调整。外交议题从布什的以“反恐”为中心的单中心战略转向以“金融、反恐、核不扩散、全球气候变暖、清洁能源、环保”等为主要议题的多中心战略，尤其突出全球气候变暖、清浩能源和环保等这些传统上属“低度政治”的议题。无论是国务卿希拉里的东亚四国之行，还是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克里的中国之行，全球气候变暖、清洁能源和环保议题都是重要的话题，这与奥巴马在国内致力于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密切关联。
　　再次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重大调整。布什时代，受9.11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受到重挫，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高涨。奥巴马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早在就职演说中，奥巴马就宣布，美国将以一种正常的、平等的态度与伊斯兰世界交往，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建立在“利益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4月，奥巴马展开了就职以来的首次海外之行，在土耳其一站，奥巴马承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永不交战”，并要构建“伙伴关系”。6月初，奥巴马在埃及首都开罗大学发表演讲，重申美国与伊斯兰世界要互相倾听、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甚至称“伊斯兰教一直是美国历程的一部分”，“伊斯兰教以言词和行动揭示了宗教宽容与种族平等的可能”。此外，奥巴马在演讲中还多次引用《古兰经》，对穆斯林的尊重溢于言表。
　　奥巴马本人与穆斯林的关系更是直接、密切。他的生父和继父都是穆斯林，他的中间名字(侯赛因)明显带有伊斯兰教影响的痕迹，他的童年在伊斯兰教国家度过，这些都使奥巴马在试图改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讲话中有了真诚度和可信度。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阐明，美国反对和打击的是对世界人民尤其是穆斯林造成伤害的暴力极端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在巴以问题上，奥巴马表示巴以在历史上为了生存都曾流离失所，双方之间的历史恩怨不能再继续，两国方案可以保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生存，在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表示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伊朗谈判，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奥巴马的外交成功与否，而这一关系能否改善又取决于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能否和解。奥巴马的善意和决心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伊斯兰世界如何回应以及美国将出台怎样的相关政策让伊斯兰世界打消疑虑。
　　从一定程度上讲，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本身就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奥巴马的当选改善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他上台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宣布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停止对恐怖嫌犯进行非人道的审讯、高调介入全球气候变暖的谈判、大力主张发展清洁能源、与伊斯兰世界进行和解等，为美国在世界上赢回了好感。
　　
　　什么在推动调整
　　
　　奥巴马调整美国对外战略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有其深厚的国内背景和强大的国内动力：
　　第一，社会、政治思潮的转变。从历史上看，每当社会政治思潮发生转变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会发生转变。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标志的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后，美国对外政策被国际主义所主导，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外干涉方面。从美国介入二战以及后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来看，美国已经摆脱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潮。二是在多边或国际谈判方面。在国际机制或多边机制的建设方面，美国不遗余力，在它的推动下，二战以后，世界上成立了一批国际磋商、协调与合作的机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后改为世界贸易组织)、北约组织等等。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保守主义思潮日渐与自由主义思潮平分秋色，1980年里根上台标志着保守主义思潮成为美国社会政治的主流，因而美国的对外战略也打上了保守主义思潮的烙印：一是重视军事力量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在外交中更喜欢玩“硬球”游戏，以强示人，不怕对抗；二是倾向于单边主义而不是多边主义。保守派对多边磋商、国际组织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多边行动不仅没有效率，而且还会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三是强调美国优先、美国主权、美国第一。美国的实力位于世界第一，美国是国际问题的仲裁者而不是被仲裁者。美国社会政治的保守思潮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不断向前发展，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以新保守主义理念为核心的布什主义，之后开始衰落。2006年共和党丢掉了国会两院的主导权是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消退的一个标志。2008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大败则表明美国社会政治思潮的钟摆开始从右往回摆。在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美国的对外战略也会随之重新进行调整。
　　第二，权力交替和政党政治的影响。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两年一次的国会选举都会导致权力重新洗牌。当权力交替不仅发生在不同候选人身上而且发生在不同政党的候选人身上时，美国的内外政策就会发生较大变化。譬如，克林顿赢得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后，虽然当时美国的社会政治思潮仍然为保守主义所主导，但克林顿的内外政策与老布什相比有了很大区别；共和党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击败民主党、重新获得对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后，对克林顿的内政又构成了重大牵制。2008年总统大选之后，权力重心向民主党倾斜，民主党以明显多数控制了国会两院、控制了白宫，这为实施民主党的政纲提供了绝好的良机。
　　第三，利益集团政治的推动。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与政党政治密切相关又相互独立，不同政党、不同政治领袖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或选民集团是不同的。譬如，共和党代表大金融家、资本家、跨国公司、大企业、石油集团、军工集团、宗教右翼等力量，而民主党代表劳工集团、少数族裔集团、环保集团、小企业集团(同性恋者、残疾人等)。因此，如果说布什的能源战略反映的是石油集团和军工集团的利益，那么奥巴马的清洁能源战略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战略所代表的是劳工集团、环保集团的利益。
　　第四，领导人的个性、风格和决策方式也起了一定作用。性格决定命运，领导人的性格决定的不只是他个人的命运，还有国家的命运。抱有同样政治理念、同属一个政党、代表同样利益集团的政治领袖们所作出的决策可能会截然不同，这是因为他们的个性、风格和决策方式的不同所造成的。譬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能够倾听一个低级别、知情官员的意见，将他的意见纳入危机决策中，最终导致危机的和平解决I而在1964年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之前，约翰逊总统的核心内阁会议中虽然全是高级别的智者，但他们缺乏对实情的深入了解，最终导致作出战争升级的错误决定，使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近十年。从奥巴马的人生经历和竞选策略可以看出，奥巴马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富有战略远见，敢于做出大胆决策，他是一个能够把政策放在政治前面的总统。在紧要关头，他应该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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