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马里，海盗与土匪并行:索马里海盗

　　为了探寻郑和船队的遗迹,我误打误闯进入索马里,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片天地…… 　　 　　在当今世界,如果说哪个国家最“自由”,最无政府,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当之无愧｡在那里,陆地上土匪可以横行,海洋上强盗肆意猖獗｡
　　
　　提起海盗,
　　肯尼亚船长大惊失色
　　
　　我第一次听说索马里海盗是2002年3月初在肯尼亚海岛城市拉木｡那时为了踏寻郑和在非洲的足迹,我专程从南非去拉木群岛采访｡在拉木,当地人告诉我索马里南部港城基斯马尤附近有郑和船队当年留下的遗迹,我很感兴趣,并当即决定前往采访｡未料,在海上奔波了大半辈子的老船长阿巴斯听后大惊失色,连忙摆手表示无法前往:“索马里海盗泛滥,看见外国船只就抢,连人带船扣下,开口就要几百万美元赎金,太可怕了｡别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我也不敢去｡”我仍不甘心,请阿巴斯进一步了解情况｡
　　 第二次,是我与五名逃避战乱来到拉木的索马里人谈论索马里海盗｡
　　2003年5月,我再次去拉木,阿巴斯将几名逃难多年的索马里商人带给我,这几人愿意带我前往基斯马尤,他们认为自己是索马里人,会讲索马里语,海盗不会找他们的麻烦｡但阿巴斯船长还是担心“有去无还”,坚决主张不能去｡事后证明他的担心是对的｡我2003年11月第三次去拉木时,听说那几个索马里人此前不久回国时,被海盗抓为人质扣留数日,只因身无一文又会讲索马里语才躲过一劫｡
　　
　　置身机场,
　　我顿感自己成了“外星人”
　　
　　从肯尼亚乘船北上索马里行不通,就只好走陆路｡2004年8月4日,我凭着执着的职业感,冒着生命危险从内罗毕飞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只身深入战火纷飞､无政府状态的索马里｡
　　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能清楚地感受到,机场多年失修,地面是粗糙､甚至是凹凸不平的｡与非洲多数机场相比,眼前这个机场面积并不算小｡可是,除跑道不平､沙石裸露外,机场没有围墙,更谈不上航站楼了,仅有两座相距百米的“房子”｡较大的那座位于跑道旁边的杂草丛中,屋顶早已不翼而飞,徒有墙壁;较小的是茅草屋顶,没有门窗,一个大洞充当门｡乘客们走下飞机后纷纷涌向停在机场的两辆破烂不堪的小公共车,我手提行李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正当我踌躇之时,一位穿着整洁､中等身材的和善老人手提塑料袋走了过来,问我在等谁,受哪个公司的邀请｡当知道我没人接,没人邀请时,他不解地直摇头,似乎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善意地提醒说:“来到这里,没有人接待,那真麻烦了｡”我顿时感到不妙,琢磨着是否转身登上飞机马上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因这架班机是经摩加迪沙飞往迪拜的,我可以先到迪拜,安全了再说｡看到我面带难色地回头望着呜呜作响的飞机,老人又开腔了:“我是管移民的,先跟我去办理入境手续｡”
　　几十米开外的茅草屋位于机场出口处,面积仅有四五十平方米,泥土地面上坑坑洼洼,零乱地摆放着二三十个白色塑料椅子,入口的墙角有一张白色的塑料圆桌｡老人示意我坐下,我这才意识到,这里就是候机室,这张桌子就是他的办公地点｡他把塑料袋漫不经心地放在桌子上,从中掏出一本发票和一个破旧的小塑料袋,“拿你的护照来,请交25美元入境费｡”他翻了翻护照,找出空白页,从小塑料袋里掏出一个椭圆形章子就盖,印油不足,字迹模糊｡他看了看,犹豫着把护照还给我,收起印章起身要走｡这时,飞机起飞了｡
　　我急不可待地问道:“城里安全吗?”
　　“安全,但要有人保护｡”
　　“有没有中餐馆?”他摇头不语｡
　　“有没有中国人?”他还是摇头｡
　　“您是政府移民官吧!”他惊奇地瞅了我一眼,没有摇头,没有点头,也没有作答｡只是说,你就坐航空公司的车去城里,但“你不要相信任何人,更不要一个人独自上街｡当地人见钱就变脸,你要小心谨慎啊!”我上车前,他向我要了小费｡
　　
　　前往首都,
　　我被荷枪实弹“押运”
　　
　　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茫然｡
　　背着相机包,提着行李箱,好不容易挤上满员的小公共车｡这时,惊魂未定的我回头才发现,机场没有大门,出入口处摆放着一道铁丝网,由荷枪实弹的保安把守着｡
　　约半个小时后,汽车开动了,共有四辆｡前面运行李的大卡车上站着持枪人员;中间是两辆小公共车,载满了乘客;后面是越野车,六名胸前佩带长排子弹､手持冲锋枪和机关枪的武装人员坐满了后车箱,监视着前后左右四个方向｡汽车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颠簸行驶,路面不时出现大坑,车队就掉转车头,从玉米田和丛林间穿行,真可谓地上本没有路,行的车多了,也就成了路｡
　　沿途不时遇到私自设立的关卡,问当地人是什么人设置的路障,回答是谁都可以设置,只要他愿意｡每遇到关卡,后面的越野车就冲到最前面,关卡人员看到武装到牙齿的押送队伍,便主动移开路障｡目睹其他三辆车顺利通过后,越野车又紧跟其后｡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我终于来到首都,下榻在相对安全的萨哈菲宾馆｡宾馆经理阿韦斯这样介绍,宾馆有75个房间,150名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武装保安;宾馆大院内十分安全,24小时有武装人员在四周保卫｡但是,“绝对不能独自走出大门,外出必须要有武装保安跟随,晚上外出则需二三十名保安｡”
　　
　　站立街头,目睹无政府现状
　　
　　在首都街头,人畜并行,互不相扰;垃圾随地乱扔,甚至堆积成山;来往车辆随时随地可以停下,红绿灯早已无踪无影｡
　　走进小巷,手持枪支的武装人员随处可见｡内战期间,军队的武器散落民间,现在几乎家家都有一杆枪,可谓“全民皆兵”了｡
　　有一次,我和宾馆经理谈起了耳闻目睹的索马里“自由”状况,他没有直接插言,而是迂回地问我:“你想要索马里护照吗?”看我面带疑惑,他又严肃认真地说:“我可以给你办理,要多少本都行｡”接着他又问道:“你想当索马里总统吗?”我不禁笑出声来,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给报社一点钱,明天报纸就会报道你是总统｡这可不是和你开玩笑｡”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索马里社会中,没有组织,缺乏规矩,大家要活命,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经过十多年的动荡不安和不规则的调整组合,如今的索马里社会已经形成一定的“规矩”,达到一种暂时的畸形的“平衡”｡比如,战争摧毁了电力资源,一些小社区就自发组织起来“自救”,购买一台小型发电机,这使日本和韩国的小型发电机得以畅销｡战争摧毁了国民经济,政府被推翻,国家机器被砸碎,人们就把政府机关､公共设施､国有资产和个人财产化整为零､据为己有,机场､港口等遭到哄抢后也被自动“私有化”,工厂､学校､医院当然也不例外｡据说,那些不法之徒先是打砸抢掠,将公共财物抢劫一空,接着就开始挖门窗､揭屋顶,直到糟蹋成残垣断壁｡对大型建筑物,他们连仅有的墙壁也不放过,还要据为己有,外人､特别是外国人,无钱勿入｡
　　可以说,索马里的公共建筑物无一不遭遇被抢劫的厄运,中国大使馆和中国援建的国家大剧院也不例外｡
　　
　　走进中国大使馆,
　　牛犊和孩子结伴相迎
　　
　　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中国援建索马里的国家大剧院都在老城,相距不足一公里｡一天下午,在旅馆六名保安荷枪实弹的护卫下,我深入老城采访｡老城原是首都最繁华地带,但战乱中遭受了最为严重的破坏,成了摩加迪沙最危险的区域｡刚一进入老城,保安组长就提醒我不能拍照了,车窗玻璃也要关严实｡驶近国家大剧院,我看见几名抱着枪的人员懒散坐在门前吸烟｡车停在街道上,保安一再叮咛我不要下车,他们先与看守人员交涉,以便能够允许拍照｡中国大使馆则由另外一支武装组织占领,拍照需要另行谈判｡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讨价还价,对方最终将每个建筑物的拍照费从50美元降到40美元,还一再强调,这是给中国记者最优惠的价格,如果是西方记者,价钱比这要高出二三十倍,最少不能低于1000美元｡
　　眼前的国家大剧院已是面目全非,前壁被炮弹炸了个大洞,所有门窗都被挖走,剧院大厅的座椅全部不翼而飞,固定座椅的钢筋仅剩下半寸多高,墙壁上惟有一幅富有民族特色的绘画残存下来｡房顶被拆,上面的钢筋三角架暴露在外,出现斑斑锈迹,高级剧院变成了露天剧场｡
　　中国大使馆的命运似乎比国家剧院好,可能是因为大使馆是三层高的大楼｡使馆的大铁门依然完好,浅蓝色的油漆上锈迹斑斑｡步入大门,双脚如踩在弹簧上,发出杂乱的响声,一层厚厚的干树叶和泥土混合在一起,好像给整个大院铺了一张大地毯,上面是横七竖八的干树枝和各种垃圾｡门口两层楼的接待室已无门窗,空荡荡｡双脚尚未迈进,一股臭气冲鼻而来,接待室已成临时厕所｡
　　使馆大楼门还算完好,用铁链子锁着｡室内则灰尘污垢密布｡后院堆放着大垛垃圾,几乎成为小山丘,当地孩子不时上上下下玩耍｡一根斜系着的绳子上晒着衣服,一名怀抱婴儿的中年妇女站在门前,正叫喊着在墙角漫游的一头牛犊和两个孩子｡看到陌生人走来,牛犊抬头望着,孩子们也停住脚步｡三楼的阳台上,不时有人来回走动｡据介绍,一名军人携家人已将中国大使馆变成了他的“官邸”,拒绝陌生人进楼观看｡
　　这就是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环绕大楼一周,细观一番,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和感慨｡
　　
　　“望洋兴叹”,何以出现海盗
　　
　　索马里是“自由”的,从陆地到海洋,无政府无管理,一切都显得那样随心所欲｡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守规矩的外国船只也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他们把船只开到索马里的近海捕捞,事半功倍,满载而归,因为索马里海域盛产金枪鱼等名贵海产品;他们把有毒物质和垃圾运到索马里近海任意倾倒,因为无人问津无人管理｡目睹这种情形,索马里渔民最初只能“望洋兴叹”,后来就自发组织“执法”队伍,惩罚那些外国船只,维护本国的海洋利益,这就是海盗的雏形｡
　　索马里民族具有自己的典型特征:当外敌侵犯时,他们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国家利益｡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遭遇的“索马里综合征”就是例证｡我在2004年两次采访索马里时,谈到这一情况,索马里人普遍认为,即使在他们国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现今,一旦有外敌来犯,他们也会团结起来枪口对外｡正因为如此,当靠近索马里海岸的外国船只越来越多时,海盗的规模也随之水涨船高｡
　　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逼良为盗,也迫使一些人铤而走险,加入海盗的行列｡在索马里采访时,每次都需要持枪保安护卫,可当我为那些小伙子照相时,或提出与他们合影留念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摆手摇头,原因是“我们本意并不想干这一行,这是为了生计而被迫为之的临时职业,谁也不想让外人看到现在这一形象｡我们的国家和平稳定了,我们肯定不会再干这一行了”｡保安与海盗,一个在陆地,一个在海上,除收益差别外,心态是相同的｡
　　当然,巨大的利益诱惑､新贵的生活方式也强烈地吸引着一些年轻人走上贼船,摇身一变成为海盗｡索马里北部半自治的邦特兰省港城博萨索是海盗活动频繁的地方,一名当地商人这样谈论海盗:“他们很招摇――开名贵的跑车,用价格不菲的手机和电脑,住宽敞的豪宅,娶漂亮的妻子｡”不言而喻,海盗是一个暴利行业｡一些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同龄人过着这种一掷千金的贵族生活后,就抢着来分一杯羹｡
　　现代化的通信设施､先进的武器装备使海盗常常能够出其不意地屡屡得手大获全胜,海盗的队伍于是不断壮大｡海盗拥有自动步枪､火箭筒､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电话甚至雷达｡他们驾驶着用渔船改装成的“母船”,在极其隐蔽的情况下用船上装载的快艇发动袭击,出其不意地使袭击目标成为网中之鱼､翁中之鳖｡海盗使用的这些先进武器,在今日的索马里很容易就能买到｡
　　陆地上的无政府状态､大海上的无人管理,称王称霸而无后顾之忧,花天酒地而不问“今夕是何年”,这一失常的社会秩序和变态的生活方式促使海盗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海盗成为索马里惟一“繁荣兴旺”的“产业”｡索马里目前海盗总人数在1100多名以上｡据东非海员援助组织称,在亚丁湾一带目前就有1000多名海盗活动,而2005年仅有100多人｡据国际海事局等机构统计,今年在索马里海域发生的海盗袭击船舶事件有100多起,相当于去年的三倍,其中有40艘船被劫持｡据推算,海盗今年获得的赎金总额累计已达3000万美元｡
　　
　　谈论海盗,索马里人情感纷乱
　　
　　如何看待这一奇特的海盗现象,索马里人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普遍认为海盗现象产生的初衷是无可厚非的,可发展到今天这样无法无天､横行霸道让人难以接受;另一方面,他们觉得海盗为个别地方带来了经济繁荣,“海盗产业”也让处于战乱中的一小部分人得到实惠｡而海盗们则自认为是“英雄”,“这样做是为了摆脱贫困｡劫持船只不是非法行为,我们不过是在收过路费,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控制自己海域的中央政府”｡
　　不管索马里人怎样看待自己国家的海盗现象,自从索马里海盗制造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船舶劫持事件――在肯尼亚外海约450海里的地方劫持了沙特超级油轮,海盗现象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愤怒｡为打击索马里海盗,多国军舰云集亚丁湾……然而,海盗问题的根子不在海上,而在索马里国内,没有这个国家的和平稳定,海盗也就不会自然从海上绝迹｡
　　索马里海盗现象,需要全球为之会诊｡多方协调､共同努力实现索马里的国内和平,才是最终解决海盗问题的惟一出路｡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打击措施,实难解决根本问题,也不可能长期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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