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洪流中的朝鲜志士|朝鲜志士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当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时,你是否知道,这首歌曲竟出自抗战时期的一个20多岁的朝鲜籍青年之手｡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中,活跃着来自朝鲜半岛(以下统称朝鲜)的独立运动志士｡其中最主要有三股互不相辖的政治势力:其一是活跃在中国东北及苏联境内以金日成､崔石泉､李红光为代表的朝鲜抗日革命力量,隶属于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其二是在中共领导的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战斗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将士们;其三是活动在国统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下的抗日力量｡
　　
　　参加东北抗联
　　
　　受中共与共产国际双重领导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以来,相继移居中国东北的朝侨多达200万(一说300万)以上｡他们形成一定的聚居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日复国斗争｡1926年5月,朝鲜共产党在中国东北宁安县设置满洲总局,分设东满､南满､北满三个区域局,形成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和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朝鲜革命队伍｡
　　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后,朝鲜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决定,于1929年9月解散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号召朝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批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强了中朝革命者之间的团结战斗,有利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朝关系挑拨离间的企图,而且增强了东北地区的革命力量｡30年代初,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中国东北地区出现革命高潮,中朝革命者积极发动地方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等｡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人周保中回忆说,经中共接收的解散后的朝共党员有2000人左右,“多于东北原有党员好几倍”,“这些同志在中共满洲党领导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北抗联的骨干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改组,朝籍革命者杨林出任军委书记｡著名朝籍革命者金日成､崔石泉､李红光､金策等,与中共革命者一起,经过艰苦的努力,先后在南满､东满､北满和吉东地区组建了一大批反日游击队｡中朝革命者在为征集抗日游击队员而发表的《告中､高民众书》中指出:“我们都是中､高民族的遗族,诸位能在日本帝国主义枪炮刺刀之下,永远做日本帝国主义的牛马奴隶吗?如果诸位之鲜血仍然未冷,良心尚未泯灭,不甘屈服,请立即共同联合起来,觅求我们共同的生路,立即拿起武器,打倒仇敌日本帝国主义｡”这些抗日游击队在东北大地上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其中朝籍革命者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东满的一些抗日游击队多是以朝籍革命者组成的｡
　　1936年2月,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后又整编为三路军,统一领导抗日游击斗争｡在抗联队伍中,朝籍革命者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指出:抗日联军第二军“整个军百分之九十是由朝鲜党员､团员､工人､农民编成的,这个军组织性强,战斗性强､纪律性好｡七军差不多也都是朝鲜人,崔石泉､朴元彬､李学福､徐凤山等为重要领导同志”｡
　　
　　苏境中国国际旅的
　　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加紧对抗联的围剿,东北的抗日活动进入最艰苦的时期,许多领导人牺牲,部队人数锐减｡为保存力量,1940年底根据中苏两党伯力会议的协议,东北抗联各部队先后转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许多朝籍革命者随之陆续进入苏联境内,如第二路军参谋长崔石泉､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等,金日成也率第一路军警卫旅和第二､三方面军约200余人进入苏联境内｡抗联在苏联境内设立两个野营,一是北野营,或称A野营,设在伯力东北75公里黑龙江边的费雅斯克村｡一是南野营,或称B野营或“蛤蚂塘”,设在海参崴和双城子之间的一个小车站附近｡
　　中朝革命者在野营期间一面进行政治､军事集训,一面继续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斗争｡
　　
　　1942年7月,经苏联军方同意,抗联南北野营以及在东北活动的抗联成员合编为中国教导旅(对外番号8461步兵特别旅),旅长周保中,金日成等四人为教导营长,安吉､金策等为政治委员(后称政治副营长),并在该步兵旅设置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也称“东北党委员会”,选举崔石泉为书记,金日成､金京石为副书记｡
　　
　　大反攻中的朝鲜志士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战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将中国教导旅中共党的领导成员一分为二:中国籍党员组成新的东北党委员会,也称辽吉黑临时党委会;朝籍党员组成朝鲜党委员会,随苏军进入朝鲜反攻作战,重建朝鲜共产党｡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兵分四路进攻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苏军的帮助下,朝鲜革命者联合各革命团体,成立了朝鲜民族执行委员会,清除日军残余,实施行政自治,迈开了独立建国的坚定步伐｡这些从抗联归国的朝鲜革命者成为创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敌后英勇抗战
　　
　　朝鲜志士在敌后根据地的
　　最初集聚
　　在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籍革命者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老红军､老革命｡虽然人数较少,但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是根据地朝鲜侨民进行抗敌斗争的领袖和核心;二是从中国国民政府统治区转移至敌后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将士,是根据地朝鲜侨民抗敌斗争的骨干力量;三是来自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投诚､被俘的日军朝籍士兵和投奔根据地的朝籍侨民和青年学生,他们是根据地朝侨抗日斗争的基本群众｡
　　1940年,原在国统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活动的朝鲜义勇队,在中共的影响和八路军总部的安排下,向华北敌后实施战略大转移,其主力部队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实现了与八路军三八五旅的胜利会师｡
　　1941年1月,进入太行山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会同各界朝侨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举行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自到会祝贺｡会议决定成立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选举老红军将领､朝籍革命者武亭为会长,组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会议特别强调“中国抗日战争与我们朝鲜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联系”,号召朝籍革命者“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打击日寇,促进朝鲜民族解放事业”｡联合会的建立标志着有组织的朝鲜反日复国运动已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
　　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
　　1942年7月,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晋冀鲁豫根据地举行代表大会,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新情况,决定将联合会扩大为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编为朝鲜义勇军,选举老革命家金白渊为委员长,崔昌益､韩斌为副委员长,任命武亭为朝鲜义勇军司令,朴孝三､朴一禹为副司令｡同年12月,朝鲜独立同盟在太行山根据地创办朝鲜青年革命学校,金白渊兼任校长,朴一禹任副校长,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了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朝鲜青年革命学校以及各根据地的分盟､支队､分校三位一体的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新体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中,朝籍革命者冲锋陷阵,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战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44年8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撰文高度评价朝鲜革命者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持和贡献,称赞他们“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
　　1942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制定《纪念朝鲜义勇军烈士办法》,决定将诸烈士生前从事革命运动的经历,编成学校教材和战士课本,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朱德将军也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纪念朝鲜战友｡
　　全方位参加敌后根据地建设
　　朝鲜革命者积极参加了敌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与大生产运动｡1941年11月,武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领衔提出的《团结援助朝鲜革命人士案》指出:该议案“与边区政府历来优待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政策完全相符,其所提各项具体办法,交政府采择施行”｡1942年9月,朴孝三被聘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朝鲜参议员,朴氏为此发表谈话称:“以朝鲜人的资格被聘为参议员,在朝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根据地的文化卫生建设方面,朝鲜革命者贡献巨大｡朝籍音乐家郑律成不仅创作了《八路军大合唱》,其中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来成为解放军军歌,还创作了像《延安颂》那样传颂中外的优秀歌曲｡1997年新华社在郑律成作品音乐会的报道中赞颂他是“当代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优秀音乐家,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延安和平医院内科主任､朝鲜独立同盟盟员方禹镛则被称为“今日扁鹊”,毛泽东亲自撰写“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条幅祝贺他的50寿辰｡
　　朝鲜革命者还积极参加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并将整风视为学习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最好机会｡抗日根据地在精兵简政､大生产､对敌斗争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成为朝鲜革命者学习的榜样｡朝鲜独立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朝鲜义勇军副司令朴一禹在作为朝鲜人代表在出席中共“七大”时指出:“毛主席伟大的《新民主主义论》完全适合朝鲜人民的要求｡”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不断发展壮大,为争取朝鲜的独立复国作了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全面准备｡
　　挺进东北
　　1945年8月,随着苏联对日宣战和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日军发动总攻击的命令,朝鲜独立同盟也立即致电各地分盟,要求全体盟员紧急行动起来,尽一切力量鼓动在华朝籍士兵及朝鲜居留民迅速起来反对日本军队,并决定停办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全体人员按朝鲜义勇军组织整编｡随即,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全体人员3000余人随同中共中央东北干部工作队,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
　　11月7日,到达东北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队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将全军整编为第一､三､五､七支队｡由于苏联红军不同意朝鲜义勇军立即进入朝鲜作战,该军奉命开赴东北朝鲜聚居地区开展活动｡1946年3月,该部2000余人返回朝鲜,其余各部编入中国东北民主自卫军,不复以朝鲜义勇军名义活动｡随后,这些部队先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6､164､156师｡他们南征北战,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1950年这些部队应朝鲜劳动党金日成总书记的请求,整体返回朝鲜,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抗日战争
　　
　　三一革命运动的产物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在一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在朝鲜三一运动的基础上成立的｡它标志着朝鲜人民对于日本吞并和统治朝鲜的公开对抗,是韩国反日独立运动的体现､旗帜和象征｡
　　1919年3～4月,在朝鲜三一运动的基础上,在朝鲜国内､中国上海及俄国远东地区出现了六个临时政府,其政治主张､施政理念､组阁原则基本相同,甚至推举的政府领导人也有很多是重叠的,这为组建统一的政府带来了便利｡几经周折,韩国临时政府于9月实现了统一,并将流亡中心设置在上海｡
　　韩国临时政府一成立即以“反日复国”为基本任务｡其主要活动有:向巴黎和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取消日朝合并条约,恢复朝鲜独立;与苏俄赤塔政府签署同盟密约,争取苏俄新政府的支持;与中国南方护法军政府互相承认,争取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成立军务部,领导和推动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武装反日斗争;创办各种刊物,开展反日复国宣传活动;开办各种学校或将朝族子弟送入中国军校,进行民族主义教育;组织实施“联通制”,加强与国内人民联系,统一领导国内外的反日复国运动等｡
　　1932年4月29日,韩国临时政府领导的韩人爱国团团长金九策动了韩国志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毙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的事件｡此案震惊了世界,也促成了中国国民党当局与朝鲜独立运动建立了直接联系和援助关系｡1933年初,蒋介石在南京秘密会见金九,两人单独进行笔谈,密商双方合作事宜｡
　　在组织体系上,中国国民党主要通过两个系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及中统局､军事委员会及军统局,分别与金九派和金若山派朝鲜独立运动党派保持联系,给予他们各种必要的便利和支持｡数年间,国民党军方分别在南京､洛阳､江西､湖北等地举办朝鲜革命干部学校,或由中国军校吸收朝籍学生的方式,培养各类朝籍军事人才共415人｡
　　中国抗战的“国际纵队”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关内地区率领朝鲜侨民参加中国抗战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两股:以金九为中心的韩国国民党和韩国临时政府;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
　　1937年7月,韩国临时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准备进行独立战争｡7月30日,金九向中国当局秘密递交《韩国国民党之战时后方捣乱计划节略》,并散发《告侨居华北同胞书》,鼓动朝侨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金九冒着生命危险潜回上海,密访中国军政要人,拜访法租界公董局,商议联合反日事宜,韩国临时政府走上联华反日的道路｡
　　1940年9月,韩国临时政府经中国官方批准,成立韩国光复军,该军以中国抗战的国际纵队和朝鲜独立运动民族武装的双重身份,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该军由李青天任总司令,下设三个支队,分赴山东､山西､绥远战区,并先后在华北敌后设置五个征募分处,招募朝籍青年入伍,在西安､阜阳､成都举办训练班,培养军事干部｡
　　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也积极投身中国的抗日战争｡1937年12月,他们在汉口组成“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以“朝鲜青年战时服务团”的名义,协助武汉军事当局的抗战工作｡1938年10月,成立朝鲜义勇队,总部初设桂林,后移重庆,下初设两个区队,1940年扩展为三个支队｡
　　在金若山将军的领导下,朝鲜义勇队积极参加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日斗争｡朝鲜义勇队在对敌宣传､情报､特工､宣传､敌后工作､军民工作､军队政治工作､扩大武装队伍､争取国际援助等各个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威名远扬,成为中国抗日战场上又一支强有力的“国际纵队”｡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
　　中国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朝鲜独立运动两大党派实现了大团结｡首先是金若山领导的朝鲜义勇队于1942年5月并入韩国光复军｡随即,朝鲜民族革命党也宣布加入韩国临时政府｡金九任政府主席,朝鲜民族革命党领袖金奎植任副主席,金若山任军务部长兼韩国光复军副司令｡
　　韩国临时政府为争取战后朝鲜的独立地位与国际社会承认进行了不懈的外交努力｡1941年12月10日,韩国临时政府发表对日宣战书,声明韩国人民决心参加反侵略阵线,与轴心国作战到底｡1942年3月1日,重庆朝侨集会,并以会议名义致电美､中､英､苏四国元首,要求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准予韩国以第27参战国资格加入对日作战｡
　　韩国临时政府将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列为其重要的外交目标｡1942年6月12日,该政府外务总长赵素昂在重庆呼吁各同盟国“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和“在物质上援助韩国”｡1943年12月2日,赵素昂就《开罗宣言》发表声明,要求四大国“即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立即适用军火租借法案于韩国”等｡1944年3月1日,该政府再次发表声明,呼吁盟国“大规模供给韩国人武器,俾使从事游击战争,并在对日作战中与盟国交肩前进”｡但是,韩国临时政府的频频呼吁并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应,美､英､苏各有战略考虑,都不愿承认该政府｡在争取四大国共同承认无望的情况下,韩国临时政府转而不断要求中国单独承认｡然而,中国官方终因美､苏､英三国反对及受国际条约束缚,而未能采取承认该政府的行动｡
　　韩国临时政府和韩国光复军除继续在中国正面战场配合对敌作战外,也开始为战争结束进行准备｡1945年3月,韩国临时政府拟定了《军事计划书》,着手组建国内地下军,并拟定了详尽的计划｡据此,韩国光复军制定了《国内挺进军编制表》,分设三个地区队､八个道班以及24个分队,布局密布全国,由于战局发展神速,未等国内挺进军出发,战争已告结束｡
　　战争后期,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军已不满足于充当中国抗日战争国际纵队的角色,而是希望与美､英等国建立直接的军事联系和合作｡1943年9月起,根据韩英协定,以韩志成为队长的韩国光复军印缅战区工作队奔赴印度｡他们在印缅前线协同英军作战,担任前方对敌广播和翻译俘获文件的任务｡1945年7月,该队结束工作返回重庆｡
　　韩国光复军还积极与驻华美军联络,1945年3月与驻华美军签署《韩美合作协议》｡因该军在审问､感化､策反战俘,破译密码,对敌广播,瓦解敌人军心等方面的特殊才能被美国战略谍报机构(0SS)看中,驻西安和阜阳的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开始接受美国OSS特种训练,直至战争结束｡1945年5月,韩国临时政府金九主席还拜访了驻华美军总部,提出了军事计划书,要求派遣干部赴南洋参加美军作战,使日军中之韩人反正,并组织海上韩军,与太平洋美军协同作战,由海上攻击日本本土,并参加朝鲜半岛的登陆作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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