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九三○事件”发生后】 印尼事件发生后

　　随着印尼反华愈演愈烈，各种诽谤、诬蔑、辱骂中国的言论连篇累牍。使馆建议国内撤回大使，以示不满。周总理没有同意，批评这是“逃跑主义”。我们理解总理的意思是，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走恶化关系的第一步，这也是着眼于处在逆境中的印尼左派人民。
　　
　　在天安门城楼上择机通报
　　
　　１９６５年９月３０日，印度尼西亚总统警卫部队一批军官，在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与配合下，以陆军阴谋发动军事政变为由，在雅加达逮捕和处死了陆军司令亚尼等六名右派将领，并成立了印尼革命委员会，这就是著名的“九三○事件”。
　　情势对我国微妙、敏感、复杂，其政治性、政策性极强，周总理处理得极为缜密。最初几天，为了快捷和保密，驻印尼使馆的电报都由总理亲自处理。每收到来报，总理就立即在电报背面亲笔起草复电，发出紧急指示。有的电报因时间紧迫，发后才送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成员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和陈毅等核批。这些电报战略高远、逻辑严谨、用语周延、表述确切，对问题的分析预断准确，堪称外交文件的典范。
　　１９６５年，中印尼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各类团组往来不断，被国际上一时渲染为“北京―雅加达轴心”。国庆期间，印尼有２８个大小团组、５００余人集聚北京，创两国历年人员往来之最。如何把“九三○事件”的消息告诉印尼外宾呢？周总理经过一天的考虑，决定由他本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直接通报。１０月１日晚，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副主席、空军参谋学院院长等及其率领的各代表团１００多人，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会见我国家领导人。就在晚会进行过半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告诉他们，据外电报道，９月３０日晚，雅加达发生重大事件，总统警卫营采取行动，挫败了旨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政变。印尼外宾听后，有的议论纷纷，有的彼此躲躲闪闪，无心继续观礼，先后提前离场，回到下榻的饭店。
　　周总理选定在天安门通报印尼“九三○事件”，其时机、场合、方式都是最佳考虑，因为当晚，印尼主要外宾都在场，总理引述外电消息，亲自以吹风的形式通报他们，既显示了我国政府对事件的超脱，又不失郑重，特别是避免了向各团组分头通报易口径不一而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可直接观察到不同政治态度人士对事件的反应。
　　
　　审慎从事 有理有节
　　
　　１０月３日，我陪印尼国防学会访华团的一位陆军军官到西单电报大楼，为被杀的六名将领发唁电。当询问北京与雅加达还有无电信联络时，营业员脱口而出：“有。”但她送电文去拍发时，却又很快返回说：“与雅加达的电信联络中断了。”我例行公事地把这一简单经过写成简报，没想到简报未经打印就直送周总理了，并引起他高度重视。夜里３时，总理指示，让我再核对简报的内容与事实有无出入和遗漏。那几天，我整日超负荷工作，非常疲倦，便随手接过简报扫了一眼了事。然而，第二天我得知，总理看了简报，极为重视，立即指示做解释补救工作，消除外宾误会，并严厉批评电信局出现的问题，还要处分他们的领导。
　　当时，我国认为“九三○事件”是印尼国内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过去苏加诺的“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掩盖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此次事件后，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迅速分化，双方阵线日趋明朗。但出于政治考虑，总理决定对事件公开表态时则应尽量客观，我电台、报刊暂不报道印尼政局变化。１０月４日，周总理决定以他和刘少奇主席联名的形式致电苏加诺总统，就印尼发生“九三○事件”表示慰问，继续表现我对印尼的友好姿态和正常关注。
　　１０月５日，印尼国防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下令全国和驻印尼的外交使团降半旗一周，为被杀将领致哀。我使馆请示时，提出坚决拒绝、国旗照升，以示对印尼共和左派人民的支持。但为避免刺激右派势力，并照顾印尼部分群众的情绪，周总理指示此间我使领馆均不挂旗。印尼军人集团虽仍借题发挥、横加指责，称我使领馆的做法“伤害了印尼的民族感情”，但总理留有余地的做法，为后来的说理斗争赢得了主动。１０月８日，印尼反华势力煽动群众向我驻雅加达总领馆示威。根据总理统一掌握的精神，尽量克制，我使馆在１０日向印尼外交部仅提出口头交涉和备忘录，没有抗议。
　　
　　适时反击 打中有拉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４０余名全副武装的印尼军人，突然包围了中国驻印尼使馆商务参赞处。他们用枪威逼，逐人搜身盘问，并劈开箱柜，搜查文件，抢劫财物，制造了外交史上罕见的恶劣事端。
　　事件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我国不得不表明立场，坚决反击。当时，总理批示的方针是：坚决支持印尼人民的革命斗争，减小中间派的欺骗作用并促其分化，集中打击和孤立右派，对右派的攻击予以坚决回击。于是，我外交部和使馆就此分别照会印尼，提出强烈抗议，并授权新华社发表声明，驳斥印尼对我使馆未下半旗所进行的诽谤和无理指责。１０月２０日，我《人民日报》发表印尼政局急剧变化的综合报道，“以带倾向性报道的形式，支持印尼人民的革命力量”。
　　为适应印尼革命人民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的形势，周总理特意把赴印尼途中的政务参赞召回，改派游击队长出身的姚登山去任临时代办。
　　此前在中国和印尼关系趋热时，驻印尼大使姚仲明曾提出，要“阴天看晴天，晴天看阴天”。但我们对印尼政局骤变、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仍始料不及，思想准备不足。１０月１７日，我们第一亚洲司全体人员去西山郊游，使馆发回商参处被砸的特急电报，无人处理。大家回来后，紧急起草报告和照会，并上呈周总理，这时已是后半夜。周总理立即批准提出“强烈抗议”。但是，毛主席已经休息，不经他审批，照会不能发出。周总理把报告和照会装在信封里，亲笔批注给毛主席的秘书：“等主席醒来，立即呈主席审批。”第二天，照会经毛主席批准后，由韩念龙副部长紧急约见印尼大使查禾多递出，这时已是１８日晚。
　　对此事，周总理批评我们“缺乏战备观念”，没有留人值班。周总理还说，对印尼的第一次抗议，属于“第一枪，第一炮”的重大外交行动，必须经毛主席批准；毛主席习惯于晚上１２时休息，重要的上呈文件必须考虑到毛主席的休息时间。周总理还关照说，陈老总在战争年月养成早睡的习惯，要照顾他，“但有事可以随时把我叫醒”。我们听了深受教育和感动。事后，韩副部长住到了办公室，主管司、处长也带头值班，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从此，外交部各单位开始实行值班制度，并且一直延续了３０多年。
　　“九三○事件”不久，总统苏加诺即被军人集团挟持，无力控制局势。他一面对华表示要维持两国友好，担心我们公开揭露他；一面迁就右派势力，要我们忍让妥协，甚至为反华势力的行径辩解。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５日，苏加诺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人，对印尼反动势力企图离间两国关系，对数起武装人员进入中国驻印尼代表机构等事件表示“最大歉意”，因为这破坏了两国良好关系的基础。信中坦承他的难处，希望中国不要连连抗议，容他有一定时间处理好对华关系。当时，印尼政局复杂，苏加诺地位微妙，如何复信颇费周章。
　　起初，三次起草的复信都未获通过。最后，总理点将由乔冠华执笔，毛、刘、周、陈的联名复信才过了周总理的关，并于３０日发出。按周总理的授意，信的语气亲切而严正，态度友好而又有斗争。它指出，我们只能采取严正的、坚决的立场，才有可能击败印尼右派势力破坏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企图；畏缩退让反而会助长他们的气焰，使他们的破坏活动更加嚣张；“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我们这样做决不是要使你为难，而是希望能有助于你，总统阁下，控制局势，不使我们两国关系遭到进一步破坏”。在处理两国关系问题上，周总理一直留有余地，始终本着后发制人的方针，使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中止经援 召回大使
　　
　　当时，我国援建印尼的班加兰纺织厂正在加紧施工，大量建筑物资和纺织机械设备陆续运往印尼。“九三○事件”后，我有关部门停止了运货。一天，周总理询问援助物资的发运情况，我们如实报告说，“和平”号货轮已装货完毕，停泊在天津港待命。总理指示立即起航，并责问为何拖延。我们理解周总理的意思，不要停止经援，以免授人以柄，使军人集团借题发挥。然而，１０月１６日，发生了前述印尼武装分子砸我使馆商参处的事件。
　　几天后，总理询问“和平”号的消息，当时船尚在我国海域航行。总理指示停止前进，马上返航。１０月２２日，印尼陆军对我国援建棉纺厂的专家进行侮辱性搜身，但总理只批准撤回专家。直至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８日，总理才批准中止班加兰纺织厂工程，同时中断两国贸易。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世人皆知，我国仁至义尽，印尼则应承担破坏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全部责任。
　　随着印尼反华行径愈演愈烈，各种诽谤、诬蔑、辱骂中国的言论连篇累牍。使馆建议国内撤回大使，以示不满。周总理没有同意，批评这是“逃跑主义”。我们理解总理的意思是，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走恶化关系的第一步，这也是着眼于处在逆境中的印尼左派人民。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日起，印尼连续发生了数千人袭击我驻印尼机构的事件。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５日，印尼宣布“暂时封闭”我新华社驻印尼分社。此后，事态不断升级，我３０名外交人员被打伤。在此情势下，周总理决定不再容忍，召回大使，以示抗议。１９６６年４月７日，姚仲明大使奉召回国，旨在给对方一定的政治压力。４月１６日，印尼驻华大使查禾多宣布辞职，留居北京，专任亚非作家协会书记。
　　
　　“三砸一烧” 不能伤人
　　
　　随着印尼反华行径的升级，我们越来越感到难以表达义愤和强烈态度。有一次，我把当时国内常用的“不好惹”一词用在照会里，说“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但周总理却在审批时把“惹”字改成“欺负”。虽系一字之改，但中国人民的形象和品格就截然不同了。后来，总理曾公开讲过，不要说中国人民“不好惹”，好像中国人不讲道理，讲中国人民“不好欺负”比较好。
　　自从同印尼展开照会战后，不少照会都是由我起草。随着事态恶化，表达严重程度的词语已被用尽，从“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到“最最最强烈抗议”，以至外交部翻译室的专家们对我们连用三个“最”字几次提出异议。印尼枪伤我人员后，我正苦于难以表达我国的强烈态度，周总理及时指示我们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区区六个字，使大家豁然开窍，也使事件的严重性和我们态度的强烈程度大为提高。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内我驻印尼机构被袭击４３次，被枪伤、殴伤６８人次，我们为此递交抗议照会３３份。这些照会份份经过总理的精心批改，而且字字改得精当、高妙。
　　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上午，由大批印尼军人带领并开枪助威，上千名丧失理性的印尼暴徒撞开大门，冲进使馆，焚烧馆舍，并打伤我四人。当天下午消息传开，北京一些被激怒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冲进印尼驻华使馆，砸坏馆内设施和八辆汽车，烧毁文件，并揪斗了印尼八名人员。当晚８时，部分群众再次强行冲入印尼使馆，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设施。这就是“文革”中人人皆知的“三砸一烧”事件之一。
　　周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决不能伤人”。卫戍区为此又加派了上千兵力，布防在印尼使馆周围的房顶上和街道里。夜里４时，我去递送抗议照会，见军人挤满街道。我走进使馆大门，一股烟熏火燎的气味扑鼻。院内漆黑，杂物满地，不见一人。我边走边喊代办出来接照会。良久，代办开了半扇门，瑟缩不安地接过照会，赶紧又把门关上。我趁这刹那间向屋里扫了一眼，见七八个人躺在沙发上或垫着窗帘席地而卧。我当时想，若不是周总理下达了不准伤人的死命令，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万一伤人，我驻印尼使馆的全体人员定无望生还。
　　
　　后发制人 专机接人
　　
　　８月２４日，印尼照会我使馆，决定撤走其全部驻华使馆人员。照会被拒收。事隔四天，印尼就此事照会我外交部。显然，印尼决心断交，但妄图以“撤而不断”之招，逼我采取主动，委责于我。周总理明察秋毫，对印尼单方撤人要求不予置理。印尼随之加大逼我力度，９月１４日，照会我使馆，污蔑我使馆是８月５日四名印尼暴徒受伤（实际为烧砸我使馆时被印尼方误伤）的祸首，责令我临时代办吕子波和二等秘书苏生限期离境，并宣布不准我使馆再使用自己的电台。１０月１日凌晨３时，印尼武装军警纠集千名暴徒，疯狂袭击我使馆，致使我使馆２０人全被打伤，临时代办等数人中弹受伤。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非法搜身，将使馆的绝密文件搜去，制造了国际关系史上最罕见的暴行。随后，军队将我全部人员挟持，武装占领使馆长达１１小时。他们切断使馆的水、电和煤气及与外界的一切电信联络，蛮横地限制我人员自由。使馆与国内的联络完全中断，不得不通过越南、罗马尼亚使馆联络。
　　鉴于使馆处于严重恶劣的状况中，我们提出撤馆意见，周总理仍未同意，他一定要让印尼意图毕露，承担断交责任。１０月５日，我外交部向印尼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和五点严正要求：１、立即惩凶道歉，赔偿损失；２、负责治疗我伤员；３、撤销封锁包围，保障我外交特权；４、保证我使馆正常电信联络；５、恢复水、电和煤气供应，保障生活条件。我方还同时提出，将派专机接回重伤员。
　　１０月９日，印尼外交部提出准许我专机着陆的条件：立即发给印尼驻华使馆人员出境签证，并提供离境便利和保证安全；必须从印尼人员处得知他们确已安抵香港或达卡；专机必须把中国使领馆全体人员接回。按周总理指示，我方未予置理。１０月２３日，印尼外交部分别照会我使馆和外交部，宣布关闭印尼驻华使馆，同时，要求我自１０月３０日起关闭驻印尼使领馆，撤回全体人员。
　　１０月２７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历数了印尼猖狂反华、粗暴践踏国际关系准则、肆意破坏两国关系的种种行径，并对印尼宣布断交，以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抗议；严正表明，中国政府不得不暂时关闭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撤回全部人员；两国关系中断，责任和后果必须完全由印尼政府承担。
　　断交事宜具体复杂，处理起来颇费周折，人员撤离、财物处理、馆舍看守、权益代管等均须周密考虑。使馆原拟请巴基斯坦使馆代管我国在印尼的权益，后报请总理批准，定为由罗马尼亚使馆代管。我当时专心起草《告印尼人民书》，没有参与处理具体问题，但我听同志们讨论时常提到总理的具体意见，可见问题的棘手和总理考虑之周密。
　　双方在谁先行撤离问题上互不相让，僵持不下，彼此互不信任，都担心放走对方人员后自己的人被扣。我方主办人员绞尽脑汁，仍想不出一条万全之计。这时，周总理指示，派专机去雅加达把我人员接回，随机把印尼驻华人员捎去。总理还特别嘱咐，专机中途加油时，不准印尼搭乘人员下机。为此，我们研究了周密的计划，并考虑到对方可能横生枝节，设想了多种应变方案，并选派得力干部随机前往，确保我人员在专机降落后立即登机返航。
　　１０月２８日，我国照会印尼，决定派中国民航专机于１０月３１日前往雅加达接人，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为印尼人员提供搭乘该专机回国的便利。１０月２９日，印尼复照同意。１０月３１日，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的中方使领馆全体人员，于当地时间８时４５分庄严地降下国旗，并立即赶赴一军用机场，迅速登上我专机。１１月３日下午，他们顺利回到北京。根据总理指示，在机场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队伍，热烈欢迎“红色外交战士”回到祖国。
　　事过４０年，当时的情景我记忆犹新，特别是周总理指挥若定的神采仍历历在目。尽管当时中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外交战线“斗”字当头，四面出击，但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周总理领导之英明和卓越。

相关热词搜索：印尼 发生 九三 印尼“九三○事件”发生后 印尼九三事件 印尼九三0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