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心态，　三种形象] 心态决定一切的感悟

　　对美国的态度和情感是复杂的 　　 　　与对日本人的看法相比，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要复杂得多。美国虽然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就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但它在很长时间内不是国际政治的主角，也不是中外矛盾的焦点；它参与了八国联军的侵略，但又有率先退还庚子赔款余额之举；它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却又纵容日本吞并中国山东；二次大战中它是中国的盟友，有力支持了中国抗战，战后却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长时间内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双方还在朝鲜战场上生死较量；为了共同利益，双方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美建交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与美国的关系又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
　　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态度和情感是复杂的。美国如今也依然在与中国的对立及合作两界左右摇摆。这种复杂的身份令中国人很难冷静客观地去观察美国及美国人，所以寥寥无几的本土影片中的美国人形象都显得个性单薄及脸谱化。我们还没有找到将中美关系中的微妙之处通过电影加以解构与表现的方法。
　　印象中，中国大陆电影中的第一个正面的美国人形象，应该是１９８０年的《一个美国飞行员》。这部电影拍摄在中美建交之后，讲述的是１９４４年一位来华助战的美国飞行员被中国人民救护的故事。与当时涌现的那一批赞颂中日友好的电影相比，这部电影显得既单薄又孤独。１９９９年的《黄河绝恋》在宣传攻势上要猛烈得多。在这些影片里，美国人作为中华民族艰苦抗争时期里的国际友人和战略同盟者而被歌颂赞扬。《黄河绝恋》里的美国飞行员欧文，尤其令我们感受到一种全人类共有的追求正义与自由、向往和平与安宁的精神。《毛泽东与斯诺》、《朱德与史沫特莱》，将中国人民这两位伟大的美国朋友搬上银幕，与白求恩、柯棣华等一样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与尊敬。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对于美国普遍持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抵触”，即对“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的极度抵触。这种心态源自始于１９世纪的美国的种种帝国主义行径。第二种态度可称为“崇拜”，即对于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及优越社会福利的“美丽的国家”的向往。第三种态度被总结为“呼吁”，比前两种态度更为客观，一方面希望美国深刻认识并能停止其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主义行径，一方面仍然高度肯定美国的经济与科学实力，并积极支持通过与美国进行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以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不同的历史阶段赋予中国国民不同的观察点，不同的对美态度亦影响到中国电影人的创作心态。虽然这些历史印痕远不如中日两国的历史对于中国电影史的作用那么明显，但是循着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这三种态度，却能够让我们比较清楚地从中国电影中发现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美国人的形象类型。
　　
　　“抵触”情绪下的民族自豪感
　　
　　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电影中的美国人形象，基本上是单一的、模糊的和符号化的。与松井、鸠山之类具体的和个性化的“日本鬼子”形象不同，我们很难说出什么具体的美国人的形象。他们要么是朝鲜战场上群体性的“美国鬼子”，要么是缺乏个性的脸谱化的军官和“军事顾问”，要么是隐藏在台湾特务后面、甚至从头到尾都可能没有露面的幕后黑手，或者其他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分子。就像“松井们”终究要失败一样，这些美帝国主义分子也难逃覆灭的下场。
　　我们的电影人还通过在电影中表现与民族歧视、民族压迫针锋相对的民族侠义精神与不屈气节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在这个方面的例子最多地出自香港电影。徐克的《黄飞鸿》表现了美国贩奴船主贩卖中国人口罪恶行径的最终失败，李小龙的《猛龙过江》中的美国武士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但最终仍败于中国人的拳脚之下。这些美国坏蛋的下场令中国观众在电影院里着实痛快地扬眉吐气了一把。此外，成龙的电影《飞鹰计划》中的美国雇佣兵，以及《快餐车》、《红番区》、《我是谁》等影片里穷凶极恶的美国匪类的最终失败，亦皆被作为反面形象，用以激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源自“崇拜”的文化对立
　　
　　对于美国的“崇拜”心理，中国电影是缺乏正面详细的表达的，但是由“崇拜”心理所引起的中美文化冲突却成为备受中国电影人关注的题材。当美国以超级大国的姿态伫立于世时，其巨大的经济网络开始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联系在一起，使各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向美国看齐。经济交往加速了中美两国其他方面的交流，许多民众都希望自己及后代能够移居美国，以获取更好的生活品质。移民与美国本土居民间的交往所引起的两种完全不同质地的文化形态冲突，逐渐成为部分电影人感兴趣的话题。而实际上，这种文化冲突下的人物是颇具表达性的。在《推手》、《喜宴》等以中美文化碰撞为母题的影片中，美国人被放诸一种符号的位置，成为美国文化某一类型的提示或代表。
　　李安导演的《喜宴》、《推手》以及郑晓龙导演的《刮痧》在不同的镜头语言风格及不同的题材侧重点之外，透露出同样的命题：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文化与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美国文化的碰撞。影片中，美国人与中国人构成对立面，二者的冲突体现出中美文化迥然不同的关于爱情（包括同性恋）、饮食、运动、医药乃至家庭、生命态度的理解方式。
　　与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相比，美国显得非常年轻，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它没有数千年的负担和积淀，它散发的光芒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有着几千年沉淀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距离，甚至远远大于隔断两大地理板块的太平洋。
　　李安的电影是富有文艺气质的。《喜宴》通过其儒雅冷静的画面，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父母面对同性恋儿子高伟同及其男朋友赛门，所受的打击远甚于美国的“性解放”对其伦理观念所带来的挑战。赛门代表一种纯粹得甚至极端的美国社会价值观，获得绿卡已有十年的高伟同其实已经接受了这种价值观，具有了美国人的思维与生活方式，是中美文化融合过程的中端，正是他将中美文化及其冲突联系到一起。高伟同颇费心思地将屋里的陈设改成全中式的，赛门努力地改变饮食习惯试图以中国厨艺讨好高父。其后是洞悉人生的高父给了赛门一份儿媳大礼。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及妥协通过一出“喜宴”表现出来：个人在文化冲突中的无奈与妥协，包括父爱与母爱亦无法规避。所以高父一脸苦涩，固执地维护着国人传统，将礼金交给赛门以及在片尾通过安检时无奈地举起手时，竟是那么地让人心酸。
　　拍得非常好莱坞的《刮痧》显示了中美文化另外的分歧点。中国的文化是哲学的，所以中国的医学是浪漫的和传奇的；美国文化是实证的，所以美国的医学是建立在以“注重实际”的化学、生物学等精密的自然学科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人的祖先以哲学家的想像力与概括力提出了一整套严密的针灸理论以及精确的经络穴位图，但却没人能说清什么是经络、什么是穴位。这种医学态度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医学界看来都是玄幻的、不科学的。片中的美国人充分代表着他们与生俱来的实干精神，他们固执地只相信可见的事实，援引法理维护人权。同样，《推手》中的中国父亲用中医推拿为美国儿媳按摩，却被儿媳甚至孙子投以敌视眼光，只得轻声叹息。
　　在诸种对立中，我们发现引起冲突的，正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在青年、甚至少年时代就远赴美国，可以说他们的思想是多维的。美国优越的社会经济、社会福利以及丰富的就业机会的诱惑力令他们主动融入美国社会，他们本身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在与美国文化对立之外的一种融合。如果说《喜宴》里两男一女共同养活一个孩子尚且只是一种妥协的话，《推手》中的儿子教其美国媳妇太极推手时用英语喃喃念出“不顶，不丢”的拳理，则可以看作某种程度上的互融。当然，住在唐人街的朱老先生与陈老太在美国街头的相望无言，令我们看到的不止是海外移民不尽的乡愁，更令我们感觉到：文化冲突下的融合，只可能由年轻的中国人与年轻的美国人来完成了。
　　
　　“呼吁”心态与平等对话
　　
　　改革开放已近３０年，经济建设成就巨大，这令中国人更愿意将历史上的种种纠葛放到一旁，将美国作为自己的国际贸易伙伴。中国本身发生的变化，使自己已经有足够的资本换一种姿态去面对美国。在不久前的喜剧片《大腕》里，美国人泰勒导演的那出喜剧的真正导演，其实是黄皮肤的尤优。泰勒带着美国人的思维方法与价值观，来到中国最古老的外景地，拍摄发生在古代中国的故事，但是在灵感匮乏、生命危急的时候，却被他的一个中国雇员尤优随心所欲地导演着他的葬礼。令人费解的是，他竟然对于这种近乎疯狂的行为表现出更为疯狂的赞赏。泰勒既不像《猛龙过江》里的美国武士，也没有表现出《推手》中的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极端费解，他甚至比长着一副中国人脸孔的露茜更理解中国。他和尤优一唱一和，配合得颇为默契。这种人物形象转变，意味着两个国家在对话时的地位高下已然悄悄发生了变化。所以，在当下很多知名不知名的国产电影中，越来越多的美国留学生的身影出现在群众演员的队伍里，却已被我们视若同胞，亲如一家。
　　对于三种态度影响下的三类电影形象，用一句充满文艺色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在不断地向前走着，却将他的影子留在了艺术作品里。电影亦如是。历史的脚步是永远不会停歇的，个体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都永远被历史所指挥、所影响、所改变。所以，不同的美国人形象代表着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源于我们观照历史所在的不同角度。看电影，其实就是看历史，解构过去，提示未来。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电影的意义亦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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