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峰:流氓式打假是一场社会瘟疫_孙海峰博士微博

　　在这个社会免疫力极度低下的年代，江湖术士和权力掮客大行其道，冒充科学警察与道德法官招摇撞骗。当公众乃至知识界，对网络城管方舟子们的流氓式打假，发出幼稚的叫好声时，基于社会仇恨的暴民哲学已如瘟疫一般席卷中国。所谓“流氓式打假”，作为极权与民粹投机媾合而产生的一个文化怪胎，本质上是一种反文明的舆论暴力。其特征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首先，在事实方面，攻其一点以偏概全。用“文革”时期整黑材料的手法查找别人身上的污点，可以说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是无罪的。所以网络流氓攻击对方的基本策略是：抓住一点无关紧要的瑕疵无限放大，据此将对方全盘否定和整体打倒，进而发动水军到处留言进行舆论抹黑。而对更多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则一概选择性失明。
　　
　　这种深文周纳的刀笔吏手法，以及颠倒黑白的讼棍式诡辩，居然僭称“客观理性”，还赢得不少坐井观天者的赞赏。殊不知其局部的客观之后，恰恰是整体上的不客观和反理性。当自诩有道德洁癖的方舟子，一边为其妻刘菊花硕士论文全篇抄袭狡辩，一边恐吓报复学术界的批评者时，其所一向标榜的“客观理性”便荡然无存，只剩下赤裸裸的对人不对事，所谓“只看事实不问动机”也成了一个挥刀自宫的笑话。
　　
　　其次，在程序方面，私设公堂定罪在先。所谓“打假”，严格来说应称为揭假，本来是一种舆论监督，举报者不能同时扮演裁判与惩罚者的角色。无论是学术打假还是社会打假，都要提交给有公信力的科学共同体或行业共同体进行专业评判，而不是由举报者私设公堂自行定罪甚至施以私刑。
　　
　　而方舟子们的流氓式打假，则恰恰是自封为真理裁判与正义化身，先咬定某人有罪，再进行罗织构陷，然后用贴大字报的方式进行网络批斗。在攻击法学家贺卫方和社会学家于建嵘时，方舟子便多次自导自演，利用匿名大字报进行所谓“群众举报”，再以转引点评的方式阴阳怪气地大加发挥，把对方形象涂抹得极为不堪，最后在僵尸粉的欢呼声中宣布战斗胜利。
　　
　　这种同时担任学术警察、道德法官、大众陪审团和舆论刽子手于一身的所谓“网络打假者”，本身才是这个时代最为荒诞的假货。
　　
　　再次，在动机方面，裹挟民怨挟私整人。根据舍勒和尼采的分析，怨恨乃是人类社会最普遍而深刻的情感，更是现代伦理与政治原则的隐含前提。
　　
　　从群体心理上说，当这种基于不平等感的毒害情绪，在弱势者身上占据主导地位时，便会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极易被煽动和利用转化为群体暴力。在造假泛滥的当代中国，仇官、仇富、仇名的心态更是预设了对方社会地位的来之不“义”，而这种怀疑与嫉妒便成为方舟子们绑架发动流氓式打假的民意基础。
　　
　　从个体的精神分析来看，自当年未能进入北大而积累的对学术界的怨恨，主导了方舟子多年来对国内科学家的敌对立场。这种嫉妒与仇视，一方面通过拼贴网络资料、撰写科普作品，试图树立另类权威来平衡；另一方面则通过发动流氓式打假来发泄。
　　
　　在利用网络暴民对社会改革的受益者进行泄愤式攻击时，伪装为造反派领袖的文化流氓，也因此获得了数量巨大的僵尸粉，而这种网络暴力只是当代中国社会怨恨的表达方式之一，它背后隐藏的“文革”幽灵，则是对一切文化的否定与摧毁，随时可能借尸还魂。
　　
　　最后，在效果方面，为毁而毁无益建设。纵观方舟子们十多年来的网络活动，除了将自己树立为网络打手的品牌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正面价值。可以说他们是为破坏而破坏，通过舆论恐怖活动展示厚黑学与流氓文化的力量，以期最终获得利益集团的收买招安。
　　
　　极具讽刺性的是，中国的学术造假反而越打越多，究其原因在于流氓式打假本身就是不合理体制的同谋，使学术界陷入标准化、数量化生产垃圾论文的恶性循环，甚至连方舟子自己的妻子刘菊花，都要靠造假论文骗取硕士学位，这真是对其打假事业的最大的否定。
　　
　　天涯网友“哲学农民”说得好：假，分大假、中假和小假。大假，乃是国家体制中的假，是某些逆潮流而动的制度。方舟子打过这样的假吗？说穿了他就是与大假不弃不离的恋人，是大假的马前卒。中假，乃不合理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这些中假方舟子打了吗？丝毫也没有。不仅如此他反而黑白不分，从下面干预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小假，乃学术造假、论文抄袭、学术不规范等，但他误打无数，打错之后从不道歉，对自己的抄袭行为则百般抵赖，却义正词严地去打别人的假……如此厚黑之道，说是流氓实在有点抬举了也。
　　
　　要而言之，流氓式打假是一场充满怨毒的社会瘟疫，而将打假寄望于权力的附庸―网络流氓则是这个时代的愚蠢和耻辱。愚民向来是流氓滋生的最好土壤，流氓则是愚民供奉的最大偶像。中国，何时能走出这个瘟疫的怪圈？
　　
　　作者系深圳大学教师
　　
　　刘彦伟：莫让科学思维成为稀缺品
　　
　　刘彦伟
　　
　　最近看到某媒体人有这样一个说法（其实类似这样的说法早就很多了）：“今天跟几个朋友聊天，大家讨论觉得，方舟子打的人，一、没有官员和体制内的人，二、没有非常厉害的有江湖气的人，三、打的都是一些权力体系外的市场化的并且都是比较温和的人。”
　　
　　我真的坐不住了，作为一个看着“xys（“新语丝”域名）”变成“xys5”的新语丝读者，对这种或源于无知或源于无耻的污蔑实在难以忍受。那是前年9月，我在新语丝看到了中科大校长侯建国利用自主招生把自己儿子违规招进中科大的消息，感觉这对于媒体来说是块“大肥肉”，我所在的媒体栏目也是跃跃欲试想做个专题，但思前想后还是没有勇气碰这个负面题材，而其他媒体也没有一家登出来。于是这么好的新闻原料就被放过了，只有方舟子和他的新语丝在持续登载、批评，结果新语丝被合肥屏蔽了域名。
　　
　　被合肥屏蔽对于新语丝来说算不了什么，这个网站已经屡次被关，方舟子又锲而不舍地屡次重开，域名从“xys”一直改，改成了现在的“xys5”。
　　
　　像我一样长期关注新语丝和方舟子博客的人都知道，方舟子的学术打假基本都是打的体制内的人，尤以学官为多，由于方舟子主要做学术打假，所以学界以外的官员打得少，但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也不鲜见。
　　
　　方舟子另一个重点是打击伪科学，特别是勇于揭露那些商业骗局。他在揭露的时候从来都是指名道姓。要知道，媒体界的简光洲仅仅是在报道时直接说了三鹿公司，就被捧成大英雄，获得无数荣誉，一时间风光无限。一个比简光洲所做的多得多的人，媒体人又该给什么评价？
　　
　　指名道姓的学术打假和揭露商业骗局，其风险比网上骂几句政府何止大百倍？因为后者一般来说相当安全，而前者是砸人饭碗，易遭仇恨。我平时不太害怕所谓“政治风险”，因为那顶多是让自己丢工作；倒是非常担心那些砸人饭碗的专题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几次都想改用笔名，尤其方舟子被锤伤后我更心有不安，所以当我看到方舟子在遇袭后仍不改敢言的风格，怎能不佩服和感动？反观一些媒体人，一边干着收“保护费”的龌龊事、利用各种技巧避险、玩犬儒；一边在受了一点不痛不痒的打击后从此就以“良心”自居。这样的媒体人有什么资格和方舟子讲勇气？
　　
　　当然，我这么挺方舟子，不代表我对他没有意见。事实上，我认为他的攻击性过强，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意气之争，这是他的主要缺点。比如我所在的媒体栏目曾做过一个青蒿素的专题，专题的大部分观点与方舟子一致，只有一个细节在我们认真考证后认为方舟子所言有误，用商榷的口吻指出来，结果方舟子蛮横地说“编辑什么脑子”，这样的辩论风格很容易把是非之争激化为情感对立。
　　
　　然而瑕不掩瑜，比起方舟子所作出的贡献，这些缺点是次要方面。方舟子揭露商业骗局、传播科学思维、打击各种造假，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而且方舟子做这些好事甘愿承受代价却不贪图利益，这是让我感动的地方。2008年我因为一次访谈去过方舟子住的小区，那是一个破旧的小区，方舟子平时的物质生活也非常简单。一般人像方舟子这般到了三四十岁又没赚到多少钱的，哪还有心思不计报酬地去管社会公义，更何况管这种“闲事”还可能屡屡被索赔（方舟子因打假多次惹上官司，其中一些被判赔）。
　　
　　在我看来，那些不喜欢方舟子的人，无非是三类：一是被方舟子触动利益的人；二是与方舟子观念相左的人；三是讨厌方舟子“做派”的人。不管出于哪种理由不喜欢方舟子，都不该用情感遮蔽公道。然而遗憾的是，相当多的人因为不喜欢方舟子，就不能对方舟子客观评价。
　　
　　最后我要说，方舟子最大的贡献还是他传播的科学思维方式。如果说揭穿几个商业骗局是“鱼”的话，科学思维方式就是“渔”，有更多的人掌握了“渔”，方舟子的事业就不会孤单。
　　
　　作者系腾讯网评论主编
　　
　　云飞扬：《金陵十三钗》：张艺谋要打翻身仗？
　　
　　云飞扬
　　
　　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即将公映，可是至今媒体都没能曝光十三或十四钗的饰演者的名字，笔者看过此片，但不能说，能说的只是电影很精彩。影片还未上映，就吊足了观众胃口，玩足了噱头，当然，这一切只为赢得高票房。制片人张伟平的“饥渴营销法”可谓炉火纯青，再一次与市场进行赌博，当然他次次有王牌，回回有绝招，在中国电影界敢于这么玩的人―很少。
　　
　　虽然上一部《三枪拍案惊奇》已经为张艺谋招来骂声一片，但仍有不少人对他的新作有所期待，不过这次他能否为自己打个翻身仗则很难说，因为毕竟中国电影市场的悲喜剧已经上演得太多。回望2010年中国电影市场，大片未必有高票房，小片却或许有不错的票房；烂片未必赔钱，诚意电影却大有可能乏人问津。电影投资额、影片质量与票房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无逻辑关联，这就让投资人和电影主创们极度郁闷。
　　
　　比如滕华?导演的《失恋33天》，定位精准，营销成本不大却花在刀刃上，最终成功掀起社会话题，成就票房奇迹。事后诸葛亮们很多，未来注定会有很多试图复制这个成功的尝试。而杨幂主演的《孤岛惊魂》，没有人愿意承认这是部好电影，但它也成为票房黑马。与这两部电影形成对比的是，麦兆辉与庄文强导演的《关云长》、陈可辛导演的《武侠》票房都很不尽如人意，说明巨星的卖座力有待进一步考量。再如，李玉导演的《观音山》有口碑有票房，张猛导演的《钢的琴》就是有口碑无票房，顾长卫导演的《最爱》有口碑但票房也不甚高。
　　
　　列举了以上这些电影，只不过是想说明，在当前中国电影生态环境中，绝大多数电影的票房与制片方、发行方、宣传方、院线和媒体、观众、影评人的预期都经常有相当大的距离，且不同的预测者之间的差距也动辄差之千里。
　　
　　中国电影的灰霾太重，犹如海市蜃楼，在混沌中找出问题的症结很难，对症下药更是无从谈起。如果非要追问方法，我想还是少找些宏观理由，少彼此指责，多去认认真真地做些实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人的出人，但不要过度。热钱和游资比例超过某个量级，整个产业就会进入红色警戒之中，泡沫产生之后，要么继续鼓下去，要么破灭。中国经济早已经是全球第二，可中国电影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河有多宽、多深，不知道。
　　
　　除张艺谋、徐克、王家卫、吴宇森和贾樟柯等少数几个导演之外，中国电影几无欧美市场，且这些人的海外票房也很飘忽。在严重依赖于内地电影市场的前提下，制片人与院线每一个分账的点数都是近身割喉战。张伟平与八大院线的博弈，最后引发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文件，不仅规定了制片人要分票房的一半，也将贴片广告切割给了电影院，而且建议地租不能超过15%，这个一揽子计划假如能平稳实现的话，对中国电影业绝对是利好消息。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电影业的GDP太低所致，一旦有点杂音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2011年中国电影票房预期130亿元，大约4亿人次观影，华语电影占一半左右，而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有七八亿，换句话说，中国观众两年进一次电影院。有个数字必须要说一说，横店集团2010年的产值是285亿元，这让电影业情何以堪。《让子弹飞》、《唐山大地震》有2000万观众，《失恋33天》有1000万观众，不过看盗版的人次就无法统计。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市场空间潜能极大，内地目前单厅票房比日本、韩国和我国港台也确实相距太远，当上座率得以稳中有升之时，中国电影的春天才算真正到来。
　　
　　再说回《金陵十三钗》，张伟平与院线达成的协议，5亿元之前张伟平拿45个点，5亿元之后41个点，假如10亿元票房，就等于回到43个点的原位，这就刺激院线将加大力度争取10亿元，10亿元以后的部分更是大有好处。按照最低票价的规矩，2000万观众就基本能达到10亿元票房。
　　
　　以“国师”张艺谋的影响力，以中国的城市人口，单纯从数字上讲，这并不难实现，然而中国观众的消费是很理性的，看电影是奢侈行为，这是很荒诞的现实，其关键在于收入太低与生活成本太高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是货真价实的3D电影，与《金陵十三钗》同日上映，且看市场反应如何。对近万张银幕而言，同时容纳这两部电影，有足够空间。《金陵十三钗》和《龙门飞甲》回到了两位导演巅峰状态，都是现象级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华语电影中国际级的电影，2011年的贺岁档，是对中国电影业的一次高考。如果能够同时达到预期目标，那将是对中国电影人的鼓励。
　　
　　中国电影，路在何方？看似处处是坦途，实则无物之阵中荆棘密布。理想和现实的鸿沟忽宽忽窄，就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一旦形成观影冲动，一飞冲天的现象将来会很多，像九把刀导演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带来的票房奇迹。市场给出的各种信号，很难被分析清楚，有如7?23动车事故没有交代清楚一样。
　　
　　作者系知名影视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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