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诉求得失评】 20世纪中国以清洁为基本诉求

　　[摘要]20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普遍存在着中国化的学术诉求。前辈学者们以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为学术资源，努力消解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但由于只把中国化的诉求局限于“应用”领域，尤其是局限于分类编目等具体技术领域，从而导致中国化内涵在“理论”领域的缺失；同时由于传统的分类目录不能在文献检索的实用意义上与以DDC为代表的西方分类编目技术一争高下，最终致使建构“中国图书馆学”的学术理想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图书馆学研究 中国化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　分类编目
　　[分类号]G259
　　
　　20世纪初，中国引进了西方近现代图书馆学的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大地上得以生根开花。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学者没有简单地充当西方思想的搬运工，而是在引进西方学理的同时，提出了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诉求。但“在过去的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西方中心论’倾向”，说明中国化的理想迄今尚未实现。21世纪的今天，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问题再一次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在“何以必要中国化”以及“何以可能中国化”等基本问题上，仍多流于大而无当的情绪表达。在此背景下，反思前辈学者在中国化诉求中的得失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总体而言，20世纪初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诉求有三大基本面向，可谓瑕瑜互掩、得失相参。
　　
　　1　立足于“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诉求
　　
　　1926年，刘国钧在《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上确立办刊宗旨：“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明确提出了以“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为思想源泉而建立“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的学术目标。事实上，基于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思想来审视“舶来的”西方学理，这差不多是西学东渐之际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文化心态，诸如，从先秦名学来审视西方形式逻辑学；从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古代“诗文评”来审视西方文学理论等等。早在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倡言“中国的图书馆学”，也是以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思想为底蕴的。梁先生指出：“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怎么会有‘中国的’呢?不错，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是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它，也要很费心裁，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事整理之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的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的图书馆学’”。
　　图书馆研究中国化应该立足于“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这一命题在今天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放眼世界，图书馆学研究本土化的实现都是以本民族的文化血脉和身份立场为代价的。众所周知，阮冈纳赞曾基于本民族吠陀(Vedic)文化对人类知识的理解创造了《冒号分类法》，成为印度图书馆学最富价值的本土化成果。又如，“苏联图书馆学所具有的读者阅读研究传统吸收了早期俄国图书馆学的某些营养”，从而“促使苏联图书馆事业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色，如读者工作(包括宣传图书、指导阅读)水平很高”。同样，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进程，其影响进一步扩展到西方世界，从而逐渐形成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学派”，而“芝加哥大学还是美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中心，其社会学研究力量如此强大以致于当时芝加哥大学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无不受其影响。巧合的是，社会学中也有一个芝加哥学派，它与图书馆学中的芝加哥学派相互辉映，适成对照”。可以认为，美国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的生成也是基于其自身学术传统的结果。
　　彭斐章教授在《图书馆学、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中指出：“研究图书馆学史不仅仅是要恢复学科史的历史记忆，图书馆学要想充满思想活力，必须回到图书馆学思想史、学术史中寻找资源和营养，磨练自己的分析武器，而且，许多重大问题也只有在学术史的梳理中才能求得正解。”应该说，梁启超、刘国钧等早期学者将图书馆研究中国化的根基建立在“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之上，努力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资源中寻找智慧，这个总方向是正确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正如拙作《图书馆学研究本土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价值的可行性思考》文题所示，我们认为，基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价值，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何以可能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可行渠道。
　　
　　2　结合图书馆工作实际提出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诉求
　　
　　1923年，杨昭?在被誉为“中国图书馆学自撰书籍之最完备者”的《图书馆学》一书中，将图书馆学分为“纯正的”(即理论的)和“应用的”两部分，从而肯定了图书馆学在实用层面之外所应有的理论旨趣。但是，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重心是放在实用层面上的。沈祖荣在《我对于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种希望》一文中即强调“图书馆学为实用科学”，所以，“应特重图书馆实际困难之研究与解决。如中文图书的分类法、中文图书的编目法、汉字排列法等等”，并提出图书馆学研究“不避琐细题目”，甚至“书脊背之书签，应用胶粘或用浆糊，亦有研究之必要”。因此，当时的学者更多地是在应用图书馆学的层面上表达了中国化的愿望。早在1921年，沈祖荣即从图书馆事业和应用图书馆学的角度来强调中国特色。他指出：“海外留学，远涉重洋，谈何容易?所学之用，在外国虽称合法，在中国不能完全采用……欲推广图书馆之事业，务必在中国组织培养人才机构，将来学业有成，可以充图书馆之应用”。他甚至撰文专门探讨在图书馆建筑规模上的中国化问题。他认为“中国经费拮据”，不能采用美国“藏书宏富之巨型大理石图书馆建筑”。和沈祖荣呼吁“不避琐细题目”相辉映，杜定友也十分重视图书馆具体工作中的细节问题，并在对这些细节的研究中强调中国特色。如他的《图书馆表格与用品》一书“是我国图书馆管理研究深化的又一具体表现。由于中文图书的特殊性，我国图书馆所需的用品有其特殊性，不能完全照搬国外图书馆，因此随着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普及，解决这些细小问题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学术转型与社会转型如影随形。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中国的几乎所有学科都以追求实用为取向。学者们提倡利国利民的实学，图书馆学家往往兼具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鼓吹通过图书馆改造国民，实现富国理想。最低限度，也要通过公共图书馆为民众张目，从而参与新文化的建立，表现出某种政治文化理想。而当整个图书馆学研究以“应用的”为重心时，在“应用的”图书馆学层面上追求中国化遂成为题中应有之意。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 　　第一，20世纪初的中国图书馆实践正处于体制转型后的特殊历史阶段，表现出许多不同于西方的现象，亟待中国学者从中国特殊的现实中提炼出更具现实感和时代感的课题。前辈学者走出书斋，亲历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实际，他们面对鲜活的中国图书馆问题，进行中国经验的积累，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适应并支持当时图书馆事业和工作的现实需要。他们所渴求的“育才兴学”、“开通知识”、“启迪民智”等更高的社会文化理想也得以通过图书馆工作实际而(部分地)实现。
　　第二，因过分专注于实用层面，所以，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层面上的中国化程度不高。迄今为止，中国的理论图书馆学研究或者依附于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缘附外国(包括苏俄、甚至日本)理论，导致在世界图书馆学界很难找到中国产生的有学术影响力的术语、理论、学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20世纪初在理论与应用这一基本学术链上过分侧重于应用研究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三，着眼于实用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最终被简单地归结为和简化为分类编目技术的中国化。事实上，“西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杜威法在图书分类技术方面的突破。……西方近代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伴随这种分类技术的传播而进行的”。沈祖荣说：“中国式的图书馆，应有纯粹的中国色彩，合乎中国人性，合乎中国书刊出版物的字形与装帧式样。我们虽然采取了人家的科学管理方法，但应在具体工作上变为中国化的图书馆。如分类、编目、存储和使用设备等等，都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姿态，从图书馆里体现出来”。这里，所谓“如分类、编目、存储”的表述，正是将图书馆具体业务工作的重心锁定在分类编目等具体技术领域之内的。洪有丰1926年在其《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一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说，“中国图书馆庋藏，当以中籍为多。而晚近译自欧美或采及东邻者，所述方法，未必尽适用于中籍”，所以，在藏书整理方面，增加了“鉴别”、“装订修补”等内容；而于分类编目，则强调“中籍之分类装订等问题，近研究图书馆者曾有新意见发表。笔者不愿为极端之主张，于旧法亦不欲过于屏斥，以为此等问题，殊有参酌之余地，但凭理想所及，轻事更张，实事比多阻碍，故不敢苟同也”。无疑，洪先生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主要也是针对“中籍”的分类、编目、装订等方面而言的。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无疑应该是全方位的、有关图书馆学研究总和的中国化。当把中国化的诉求局限于“应用的”层面时，意味着中国化内涵在理论层面上的缺失；而当把“应用的”图书馆学局限在分类编目等具体技术上时，则意味着中国化的内涵流失更多。
　　
　　3 将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内容局限在分类编目等技术层面
　　
　　晚清以来，中国图书馆学遭遇到的强大话语主要是以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DDC)为代表的西方近现代分类和编目技术。所以，在我国图书馆学起步的最初两个阶段里，技术享有崇高的声誉。谢灼华指出：1919年至1927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比较集中在图书分类、编目和检字法方面”；1927年至1949年，“图书馆业务部分，以分类编目方面的文章居首……有关分类原则与方法，图书编目条例及方法，标题法的理论等书籍和文章大量发表”。范并思指出，当时中国图书馆学家中“大多数人研究图书分类、编目、索引与文献学等图书馆技术问题”。虽然早在1909年，孙毓修《图书馆》一书涉及到“建置、购书、收藏、分类、编目、管理、借阅”等问题，“内容已赅括一切图书馆的学术和技术”，但在整个20世纪初叶，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都是放在分类编目等具体技术上的，“内容已赅括一切”的孙氏《图书馆》一书也不例外。该书“首次向国人系统地介绍了欧美通行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并在此基础上‘量为变通’，制定出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新书编目分类法”。
　　这样，分类编目技术遂构成了当时图书馆学的主体部分，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国化诉求也就顺理成章地围绕分类编目等技术而展开了。上文所引梁启超倡言“中国的图书馆学”的一个重要依凭是中国的古籍历史悠久、性质复杂，和欧美书籍迥然有别，所以，必须充分吸收“中国的目录学”的一些技术经验。同样，刘国钧“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的学术底气也是：“(中国)书籍之种类及编庋方法皆不能悉与他国相同”。而杜定友则希望通过“我们向来所有的校雠之学”，在分类编目问题上实现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国化。他还指出：“我国早有是科，我们现在只要继续先贤的事业，比较他们便当得多。不过有一点不同的，他们研究校雠版本之学，是拿世界的科学的眼光研究的，我们往往居于一部分或主观的方法，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局隅于分类编目技术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导致的直接结果是：
　　第一，中国古代的分类编目学思想虽然因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旨归而堪称传统优良，但在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上无力与以DDC为代表的西方技术一争高下。这样，中国古代的分类编目技术便迅速退守到“历史甚长、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的中国古籍的整理之中。而当中国近现代由“存古”为主的藏书楼向以“开新”为主的图书馆发展时，中国古代的分类编目技术便失去了用武之地。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义运动色彩的学术反弹，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国化诉求最终演变为对古典目录学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优良的张扬。职斯之故，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没有出现一部以“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或类似名目出现的学术专著；而以“中国古代目录学”或类似名目出现的学术专著却多达30余部。
　　第二，相比于中国古代的分类编目技术而言，以DDC为代表的西方图书馆学技术，从文献的学科属性和主题概念的逻辑类项上确立文献组织的依据，通过改进文献(知识单元)标引和描述中自然语言的演算方法而达到了明确化、形式化和规范化的要求，从而也实现了图书馆学中的一个基本理想：文献(知识单元)标引编码和检索解码之间趋于一致。和梁启超所谓“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或杜定友所谓“我们向来所有的校雠之学”相比，西方技术在实际运用中取得的成绩更为令人鼓舞，致使中国当时出现了以DDC为蓝本，或“仿杜”、或“补杜”、或“改杜”的分类法不下30余种。这批分类法的共同特点是“结合中国的国情，使分类法能更好地用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在此背景下，以分类编目技术为主体内容的图书馆学中国化诉求必然无功而返。
　　第三，DDC本质上是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理性的产物，作为理性逻辑的突出反映，却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人类认知的优点。于是，现代情报语言又将“语义化和语用化”作为自身发展的崭新课题，以期寻求人工语言精确化和用户基于自然语言的习惯性提问之间的平衡。而中国古代的书目分类就是基于“语义化和语用化”的一种知识组织模式，至少在情报语言如何“语义化和语用化”的问题上，中国学者完全能够基于先贤智慧，产生出“中国制造”的原创性学术成果。但是，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仍处于过分迷恋技术的阶段，认识不到作为理性工具的技术，其本身存在理性滥用之嫌。因而，不可能针对西方的不足，提出真正富有民族性和本土化成果的学术洞见。
　　
　　4 结语
　　
　　20世纪初，前辈学者在引进和借鉴西方近现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同时，即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理想。他们立足于“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中汲取智慧源泉，以抑制西方学理在中国图书馆工作实践中的无限扩容。然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非常丰富，如南宋程俱的《麟台故事》一书系统总结了国家藏书管理的经验，对藏书机构(麟台)的历史沿革、行政隶属、功能价值、建筑设计，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藏书机构的社会文化意义，从业人员的职掌、选任和待遇等皆有描述，内容十分详赡和深刻。此外，程俱关于文献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及藏书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促进作用的洞见比之现代西方图书馆学“社会学学派”的相关理论也绝不逊色。但当图书馆学中国化诉求被简单地局限于“应用的”层面、尤其是局限于分类编目技术问题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智慧中，遂只有“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或谓“我们向来所有的校雠之学”这一小部分内容进入了学术视野。并且，在以DDC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的”分类编目技术的局限性没有被充分认识的情况下，想要通过“落后的”中国古代分类编目技术而建构单一向度的“中国的图书馆学”，其结果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责任编辑：杜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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