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摆他们的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什么意思

　　俗话说得好啊：“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官员在精彩的历史滚滚长河中，露了一脸。没有他们，我们的历史文化没有那么精彩。细细品来，这些性情棱角四现、悲苦挣扎的脸谱，实在可堪今人再次玩味。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龙门阵中谈。
　　
　　死了都要谏？
　　人物：屈原VS晏婴
　　屈原：一次，楚怀王欲往秦地会盟，屈原猛地冲到怀王车前，将“盟”字旗扳到在地，使脚猛踏。他豁出去了，上前一步卧倒在怀王的车轮下，大声喊到：大王！你定要去武关，就从屈原身上辗过去！怀王大怒，大骂屈原“疯子！狂徒！你这个书呆子，死脑筋，去教你的书吧！”之后怀王仍重新上路。
　　晏婴：齐景公有一匹十分宠爱的骏马，有一日，这马突然暴死，齐景公大怒，命人操刀将养马人肢解。此时，晏子恰在齐景公身边，便说到，养马人犯如此大罪，实在该死！不过，不让他知道自己罪在哪里，也不能使他心服。请让臣来历数其罪，再严惩不迟！齐景公说，那可以。于是晏子历数那养马人之罪，说道：“你罪有三：国君让你养马，马却死了，这是死罪一。死的马是国君最宠爱的马，这是死罪二。你使国君因一匹马的缘故而杀人，百姓闻之，必怨恨国君，邻国诸侯闻之，必轻看我国君。这都是因你让马死了而造成的，这是你死罪三。来人！把他拉下去！”晏子如此一说，齐景公突然明白了，长叹一声，说道：“先生，把那养马人释放了吧。不要坏了我的仁政。”
　　龙门阵：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仿佛，这是宿命么？
　　屈原官位仅次于宰相（令尹）。他自负高洁，常常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一根筋”似的直言进谏。
　　然而不论怀王、襄王主国，都被奸党左右，官场复杂。屈原怀着单纯的想法，不顾战争敌我多变，为主张“抗秦”，次次都表现得大义凛然、犹如“就义”，使自己终于备受谗言与最高领导的不耐烦。最后，被放逐江南、投江而死。
　　对于现实为官者而言，若每一进言，总是自我占据道德高点，视死如归的决绝，不让步、不变通、不柔和、不艺术，往往是撞墙之举。曹雪芹曾借宝玉之口评价屈原：“他念两句诗书污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
　　而晏子则不同，晏子没有一脸苦相地死谏，而常常是审时度势，因人而谏。其次，他善于谏道，艺术而幽默，多次进谏都最终能保全自己，达到谏言的效果与目的。
　　诗人以死明志，唤醒国人，固然动情，但这样的难是殉不完的，千古美德也是千古之怨，也许屈原开了个不好的头，遂成为后来文人心中难解的死结。
　　恃才傲物文人病
　　人物：解缙VS曾国藩
　　解缙：解缙才华横溢，又先后蒙朱元璋、朱棣恩宠，自是得意忘形、不知检束。
　　一日，朱棣拿出一份大臣名单，请他品评。解缙接过一看，便不假思索、有啥说啥：某某大臣“可谓君子，颇短于才”；某某大臣“有德有量，不远小人”；某某大臣“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如此这般，直言无忌，自以为“君子坦荡荡”，皇帝听在心里，同事们也记在心里。喜好臧否人物是解才子的秉性，若是臧否历史人物，和今人毫无关系，人们不过认为他狂狷而已，但如果臧否的是当朝同事，就不仅是“狂狷”那么简单了，你自己就是完人么？
　　解缙的不收敛自然引来同僚记恨。最后恃才傲物的解缙，果然被人构陷，被锦衣卫灌醉，剥光衣服，冻死于雪地。
　　曾国藩：从曾国藩46岁那年谈起。这一年，读“之乎者也”出身的曾国藩文武皆善，组湘军，平太平天国，立不世之功勋，但战后却备受猜忌，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他。在46岁这一年，曾国藩开始闭门反思人生，终于，他找到了出路。
　　文人往往自比鸿鹄，才高八斗；“香草美人”，看不起人，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因此曾国藩摸索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官场之道，梦想之门。
　　出山后，曾国藩处于官场不再恃才傲物，自以为是，而是更加谦卑与诚敛。曾国藩首先去会见了自己的“政敌”骆秉章和左宗棠，又遍访各衙门寻求政治支持，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谦恭有礼的举动，让人不得不服膺。
　　龙门阵：恃才傲物，狂狷附体，这也许是一种文人病，体现在官场中更是要不得，往往吃大亏。官场中犹需谦卑内敛。被蒋介石、毛泽东都推崇备至的“完人”曾国藩正是在46岁的节骨眼上重重地摔了一跟头，又重重地思考了这一文人的千年通病。他在家书中写道：“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至今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突破桎梏的曾国藩最终思有所得，行有所效，不但成为建功赫赫的一代名臣，更成为中国官场的“至圣”标本。
　　空中的梦想家
　　人物：王安石VS张居正
　　王安石：王安石的变法一开始就不断出问题。熙宁四年的一天，开封知府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变法的铁杆支持者宋神宗问起来，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在王安石看来，改革梦境就快实现，顾不了那么多现实“小”问题。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叛亲离。朝中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苏轼兄弟。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被他全部排出变法队伍。变法末期，王安石反对者的名单竟然囊括了当时所有重臣。
　　张居正：张居正，和王安石一样是梦想家改革家，但又被梁启超认为是“明代唯一政治家”。
　　张居正在改革初期打下人脉基础，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代帝摄政”，“宫府一体”，得以“朝下令而夕奉行”、“莫敢有偷心”。另外，张居正极具系统意识，大刀阔斧推行改革之时，无论是迫使官员不敢懈怠的“考成法”，还是清理欠税增加财政收入的“清丈田亩”，以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都收到了以往罕见成效。嘉靖以来政治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得到了改变。
　　王安石遭受抨击七百年，直到19世纪才得到公允的评价；张居正身后虽然家属罹难，而对他的赞誉却不绝于史，即使在他被诬之际。令人玩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当初因为不同政见被张居正杖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拖着一条瘸腿为昭雪张居正奔走呼号。这不能不使人惊叹！
　　龙门阵：对于官场一员，要有所为，本是好事，然而若好高骛远、一意孤行、不论现实、不考察具体情况、不积累资源、不着眼于一砖一瓦，仅仅一腔独行侠式的热血，恐怕梦想难以照进现实。
　　王安石是一代大儒，他的品行、文采、清廉，冠绝一时，可他是个书生，他一上阵就缺乏韬略、到处树敌、急于求成；他也不能知人善任，所倚仗的部下几乎全是弄权营私的小人，再加上贪官和商人在其中上下其手，好心办了坏事，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致使改革困难重重，弄得怨声载道。
　　张居正改革所以能成事，关键是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周围有一批得心应手的人才，组成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班底。10年新政，前5年官僚体制改革，后5年经济改革，水到渠成、蔚为大观。
　　对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讲，既要讲志气、操守，但也要讲现实、讲变通。中国古代文人情结浓厚，历来太重操守而轻事功，就成了“空想主义”。再观张居正，则以一砖一瓦，形成合力，既要顺势，又要主导局势，这才是从政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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