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对世界和中国的教训|哥本哈根减肥法

　　为期12天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尽管作了“加时赛”,会期比原计划延长了半天左右,但哥本哈根仍难以逃过像多哈世贸谈判一样的“惨败”命运,最后大会在一份没有约束力的声明下,草草收场。这样的“黯然”落幕,使人类失去了一次通力合作共同迎接挑战的良机。
　　
　　气候问题全面政治化
　　
　　气候问题一开始只属于科学范畴,联合国发布的几份气候报告,一直在强调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所导致,并且预测了50年后或在本世纪末之前,随着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一些国家或城市将面临被淹没的可能。报告指出,全球气候改变带来的灾难,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
　　由于气候问题不可能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独立解决,这就涉及到具体国家的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减排)或放慢排放增长速度(缓排)。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等多数工业化国家自愿加入了具有约束性的《京都议定书》,通过《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机制,以资金援助及技术转让方式,减排或缓排,也就是说,在人类应对全球气候改变问题上,多数富国和工业化国家开了一个好头。
　　然而,温室气候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之所以最早在发达国家提起,是因为他们工业化后转入整治阶段,需要在降低国内政治阻力的情况下,尽快完成旧有技术的淘汰和高碳高污染产业的转移,而随着这一进程的基本完成,他们之前借“历史责任”之道义、行转移排放之实的行动,就逐渐在国内失去强有力的支持。欧盟一度在减排倡议中居于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但在哥本哈根及哥本哈根之后,他们充任领袖的意愿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他们囊中羞涩,与人们预期的减排40%中期目标相去甚远,并附上种种条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以及国内保守政治的压力。
　　所以,推动气候问题国际化的,是欧洲,而今天把气候问题政治化了的,也是工业化发达国家。这迫使哥本哈根在原先确定下的《联合国气候问题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变得异常艰难,框架公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政治冲淡了。
　　
　　谈判阵营“四分五裂”
　　
　　与最初预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垒的局面不同,哥本哈根很快就进入了谈判阵营“四分五裂”的混战。发达国家一下子分裂出以欧盟为主体的欧洲工业化国家集团、以美国为首的由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高碳资源型工业化国家组织的“伞形联盟”、以东道国丹麦为代表的投机集团,而发展中国家,则由最初的“中国+77国集团”模式,分化为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集团、以苏丹及委内瑞拉等国为代表的77国集团多数国家联盟、以不发达国家和受气候改变影响最严重的小岛国组成的“气候脆弱联盟”,再加上俄罗斯、沙特等依赖石化能源输出的国家联盟。
　　以欧盟为主体的工业化国家集团,他们手握资金和清洁能源技术,引领低碳经济,基本完成了国家高污染产业“外包化”及高碳产业国际化,不想再在碳排放交易中过多承担“历史排放”责任,想通过“接受我的资金支持就得让我来检查减排行动”的模式,不合理地干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发展中国家永久地沦为发达国家的二级技术市场,在经济上沦为附属地位。这当然不会被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一向以国内法大于国际法而行事的美国,因其国内立法目前处于不明朗的状态,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也与欧洲集团一道,大打“透明牌”,把谈判有可能失败的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推给中印两国。
　　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后才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并在2009年加快了高碳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以转移风险责任,并为国内推出碳税作好了前期准备。而美国新政府未上台前曾承诺加入《京都议定书》,但至今未见行动。
　　日本名义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伞形联盟”的成员,但日本对低碳经济下的技术革命准备充分,全球减排行动会给日本技术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提供契机,所以日本在资金援助方面的承诺表现出较慷慨的一面,几乎占了所有发达国家承诺出资总和的一半。“鸠山倡议”的日本,不再安心于做美国“二传手”角色,有自成一派的冲动,增加了谈判进程的弹性,这也使得未来大国博弈变得扑朔迷离,充满变数。
　　而以丹麦为代表的投机集团,则屡屡在会议议程上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花招,给本来就艰难的谈判再添新乱。例如丹麦抛出的“丹麦提案”,一度使谈判陷入僵局。
　　
　　中国应提高谈判技巧
　　
　　由于最后的“声明”没有列入各国减排承诺,也没有具体列出资金援助出资比例,“声明”只是草签了一份通向2010年墨西哥气候大会的路线图,这份声明被人们视为只是比完全失败稍微好点而已。
　　这份“聊胜于无”的协议,尽管是中方与国际社会一道费尽千辛万苦在最后时候敲定的,但西方媒体却对此视而不见,英国媒体甚至污蔑中国“劫持”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外媒分析说,中国本是抱着当“好人”的心态与会的,但本身是污染大国及排放大国的原因,怎么当“好人”,最后也只有以当“恶人”收场。德国媒体评论说,中国应提高谈判技巧,不要掉入西方设下的陷阱。他们认为,中国与工业化集团发生冲突,实际上正中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招”。
　　印度擅长打“人均牌”,以人均排放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为由,抵消“排放大国”不合理的帽子。印度也擅长于打“后发展牌”,坚持碳排放是发展权之一,捍卫“生存排放”的正当性,对所有约束性协议均明确表明不予接受。印度也频频打出国内尚有三分之一人口处于温饱线的“苦难牌”,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
　　在碳排放方面,中国与印度有着相似的情况,中国尚有四千万人处于赤贫之下,尚有相当农业人口没有完全摆脱贫困,中国人均排放也远低于欧美国家,中国同样是受气候改变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但这次哥本哈根谈判,中国并没有把这些牌打得淋漓尽致,反而在“透明度”即“可核查、可测量、可观测的三可制度”纯技术问题上栽跟斗。这是教训。
　　
　　如何迎接“低碳”考验
　　
　　著有《气候变化的政治》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称,哥本哈根大会尽管落下帷幕,但它只是个起点,人类将走上“始于哥本哈根的路”,各国的内在、自发和自愿的行动比一份协议更加重要。那么,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吗?
　　从政府层面上看,中国此次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40～45%,并把这一指标纳入强制性的国民经济发展纲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经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作出了远景规划,也表明了中国政府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在减排和遏制全球气候改变的事业中共同努力的决心。
　　然而,作为后发展大国,作为仍处于城市化及重工业化前期的国家,中国以单位GDP碳强度为基准的减排目标,是建立在中国未来20年依然有当前的经济高增长的假定上作出的设定。专家计算过,只要不超过45%这一条线,中国以现有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的排放峰值年要等到2030年左右才能到来。但是假如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止增长,外部资金不到位,技术更新换代滞后,中国的排放理论峰值就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就会到来,到时中国因自我设置的减排目标而背上沉重的负担,这对一个要养活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团队采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得出的GDP损失分别是3384亿元和5862亿元。
　　所以,中国在低碳时代的最大任务仍然是千方百计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解决碳排放问题,在发展中切实实现减排目标。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是个近乎于两难选择的命题。
　　可以从以下一组数据看出政府层面上减少碳排放产生的巨大社会压力:“十一五”计划前四年关停近千万千瓦小火电,导致40万人下岗,水泥行业在已经淘汰落后产能1.4亿万吨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淘汰1.8亿万吨,这将使近50万从业人员失去工作机会。对煤炭开采和洗选行业来说,如果碳强度在2020年比2005年分别下降40%和45%,产值损失分别是1842亿元和3142亿元,损失比例分别是14.13%和24.12%。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损失比例也在10%以上。排在第三位的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损失比例分别是3.84%和6.79%,但是损失产值高达1995亿元和3528亿元,成为损失产值最高的部门。
　　所以,低碳经济下如何实现劳动力转移及如何保证在清洁能源产业及低能耗产业中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从更宏观的角度上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应是政府时刻关注的问题,只有有效处理这些问题才能经受住低碳时代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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