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皇甫平

　　 　　“12年一个‘轮回’。”这是“皇甫平”于1991年2月15日，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开笔句子。这篇不长的评论，冲破当时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讴歌改革，吹响了掀动新一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潮的号角。
　　借着中国改革步入而立之年的春风，2008年暮春时节，我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图书馆，见到了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的周瑞金先生。这位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以一句“春暖花开，早上在西湖边走了一下，心情很好”开头，笑谈亲历之往事――
　　
　　“皇甫平”何来？
　　
　　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浙江省温州市平阳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
　　那么，皇甫平评论的背景是什么？境外不少媒体多有猜测，其实背景并不复杂。1990年12月，召开了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会前，邓小平找了中央有关领导谈话，希望不失时机地抓经济，提议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重点的国企，要深化改革，不要拘泥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不是判断两种社会性质的标志”。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发表一篇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此最新指示精神。因此，我找来了时任评论部主任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
　　小年夜研究，大年夜开写，正月初一，报纸上就登出了“皇甫平”的开篇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因为当年是辛未羊年。这篇文章提出，12年一个轮回，回顾到前一个羊年，也就是1979年，那时候正是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文章写道“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些话，今天看来非常平淡，但在当时会让大家眼睛一亮。有人叹道，自1989年以来，已有十几个月没有听到这样的改革声音了。
　　客观地讲，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的。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讲话时的原话。
　　紧接着，《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3文也陆续面世。这4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心，由总而分，反复阐明、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文中发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声。
　　
　　围剿风波
　　
　　“皇甫平”系列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同时，北京一些学术刊物相继发表批判文章，《人民日报》《求是》等主流媒体也随之介入，一时对 “皇甫平”形成围剿之势。
　　有人气势汹汹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是姓资？”这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后来我才知道，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是赵紫阳提出来的，‘六?四’风波之后重点批评赵紫阳资产阶级自由化路线，他们以为我们也搞这一套，因此批得特别有劲。”
　　“皇甫平”文章引起争论，是在1990年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当时，国内经济面临困难，从1989年到1991年经济增长连年下滑，1990年的GDP增长只有3.5%左右；国际上则风云变色，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遭到重创。一些“理论家”发表长篇文章，重提阶级斗争，他们认为，苏东事件是“改革引起”的，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由此，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
　　因此，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出于维护大局的考虑，我们不写反击文章，以沉默淡化之。我个人当时承受着巨大压力，连到香港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
　　此前，朱?基已经亲自向我本人和上海市新闻界，宣布了国务院港澳工委关于任命我赴港出任《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决定；而取消这一决定的通知，竟是国务院有关部门打到上海的一个电话。此时，朱?基已经到北京上任，吴邦国也已经正式接任了上海市委书记职务，他将这一切向朱?基做了请示。
　　朱?基当即回话说：“中央并没有表示也没有讨论过‘皇甫平’文章的观点有什么错误，上海情况那么复杂，浦东开发举世瞩目，中央寄予厚望，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总比什么看法都没有要好。”
　　
　　正名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他又下令将第2天就要见报的《人民日报》名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社论中，“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但是，这篇社论已在头一天晚上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91年，就在“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邓小平一直在冷静地观察和思考。1992年春天，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出山了。从1月18日到2月21日，他以88岁的高龄不辞劳苦，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谁不改革谁下台。小平的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从十四大开始，新修订的党章中都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要防止‘左’。”
　　这场争论平息后，以之为先导的新一轮思想解放也随着深化改革而展开。两年后，我被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仍主管评论。调到北京后，江泽民曾经特地找我谈话，说：“你那个事没什么问题，都已经过去了……”
　　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的最后场面，他又一次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会场上顿时响起长时间的春雷，人们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从内心涌出来的热泪淌满双颊。10多年过去，斯人斯语，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怆然于怀。
　　――说是采访，其实是一种交谈，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小时。接待方的催促声又传入耳中，这位已近古稀之年的儒雅老人起身说道：
　　17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看那场交锋，已有恍如隔世之感。我真不愿意再提“皇甫平”了，它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总之，做人做事须有“三性”：一曰人性，二曰理性，三曰灵性。人格尊严，崇尚科学，超越生命；世界变化无穷，而人生如此短暂，宇宙探索是无穷尽的。我很看重，也很追求的，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品位。（未经作者许可，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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