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遗孤拜祭养父母 [人性光辉: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的动人故事]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日本遗孤。他们身上，交织着太多的爱恨情仇。而在这些复杂的情感之中，令人们最为动容的，便是他们与中国养父母之间故事的的点滴。战争的产物，敌国的子民……这些沉重的字眼，像是一道道伤口，需要爱的舔舐。
　　如果不是学者们敏感的触觉与深入的探访，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的故事或许会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中。因为大多数养父养母已经辞世，而当年在中国家庭中的日本孩子，也步入垂垂暮年。
　　但是，即使时间的河流能将生命的光彩与活力冲刷殆尽，却无法磨灭人性之中最美、最温暖的那道光辉。
　　
　　“我小时候，一点儿没受着屈”
　　
　　尽管用着地道的中国名字，常年生活在哈尔滨市，说话也是浓浓的东北口音，但郜凤琴其实是个日本人。更为确切地说，郜凤琴是一名日本遗孤。
　　作为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群，日本遗孤是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人在撤退遣返期间，被遗弃在中国，并由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
　　日本侵华后，郜凤琴的父亲带着一家人来到了中国。1945年，郜凤琴5岁。也是在那一年，郜凤琴的父亲不知去向。母亲小林招子面临着养不活女儿的难题。
　　一天，郜凤琴被母亲领到了一户姓郜的人家门前。尽管年龄尚小，郜凤琴也明白母亲要丢下自己。她不停地哭闹，“妈妈，别丢下我……”她用日语喊着。但最终，母亲只留下一个背影。将女儿送给郜家后，小林招子便嫁给了叫王福至的中国人，并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红梅。
　　从此，郜广忠便成了郜凤琴的养父，王玉华则成了她的养母。
　　尽管童年的记忆已经斑驳，但郜凤琴总在与人聊天时说：“我小时候，一点没受着屈。”
　　养父母家做着修车铺的生意，生活比较富裕，一家人常常下馆子吃饭。一个令郜凤琴至今感到温暖的镜头是，年幼的她蹦跳着经过饭馆的玻璃窗，一侧脸，发现养父坐在里头微笑着冲她招手：“来，来，进来……”养母也宠爱着郜凤琴，尤其喜欢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商店里看好的衣服款式，养母总要给她买上不同颜色的两套。这一“传统”也被郜凤琴延续至今。而若是听到有人指着郜凤琴叫“小日本鬼子”，养母一改平日的温柔，立马冲到别人家里，“和人干一仗”，像一只急于护仔的母鸡。
　　类似的记忆也存在于日本遗孤藤川和子的脑海中。
　　因为生母的骨灰已被弟弟带回日本，每年，藤川和子烧纸钱的对象，都只是中国的养父，也是他的继父――尹天信。
　　已经74岁的藤川和子现在也居住在哈尔滨。1941年，她被母亲带来中国。9岁那年，典型的山东汉子尹天信成为了她的继父。不久，藤川的母亲去世了。但尹天信对藤川一如既往地好。尹天信是个泥瓦匠，一双粗糙的手上布满老茧。一到夏天，原本白皙的皮肤就被太阳晒得黑红黑红。
　　藤川话语不多，但心疼养父。她给尹天信缝制了一双又一双手套，每双都用了四层布料。即便这样，手套还是很快被磨破了。
　　“爸爸……”藤川看到手套，心里一紧，但欲言又止。
　　“我得供我丫头读书啊，嘿嘿。”养父憨厚地咧嘴笑着，“我可不能让我丫头跟我似的，我要我姑娘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在养父的支持下，藤川暗自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落后，要争一口气。念书时，她成绩一直不错，考上了长春地质学校。工作后，当上长春一家印刷厂的厂长。
　　
　　“孩子没罪，应该养啊”
　　
　　与郜凤琴和藤川和子相比，日本遗孤秦艳君的幸运之处在于，自己的养母崔志荣还健在，今年已经89岁高龄。
　　1990年，日本人笠贯?章在得知中国养父母与日本遗孤的故事之后，在长春投资修建了一座“中日友好楼”，专供中国养父母免费居住。楼房竣工之后，崔志荣和老伴秦家国搬进了这座楼里。2005年，秦家国去世了。
　　记者经常来拜访崔志荣。最常出现的一段访谈是：
　　“大娘，您为什么要收养一个日本孩子呢？不觉得这是敌人的孩子吗？”
　　“一个孩子，又不是日本兵。孩子没罪，应该养啊。”
　　“她在日本，不能常回来，您想她吗？”
　　“孩子好就行呗。”
　　崔志荣和秦家国的养女叫秦家艳，日本名是胜目寻美。1946年，在长春的一个破烂堆里，被秦家国当时的妻子领回了秦家。
　　上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对日本遗孤现象进行调查研究的民俗学家曹保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当年秦家国记忆中夫妻二人的对话。
　　“这是个日本孩子，将来会不会有事呢？”
　　“反正是个孩子，管他日本还是哪儿的。现在她这么可怜，咱不救她，她可能就活不成了……”
　　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遗孤问题开始得到日本政府重视。一批批日本遗孤相继回到日本。胜目与丈夫和孩子也决定回到远离已久的故土。
　　2011年3月11日，从电视里得知日本发生地震海啸后，秦家人的心都悬了起来。崔志荣的孙女也嘀咕着：“大姑他们回来住吧。”不久，胜目一家人打来电话：“前几天电话打不通，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来给你们报个平安。”一家人这才算放了心。
　　
　　“那个叫了一辈子的‘妈’，
　　才是我的母亲”
　　
　　在秦家人暂时松了一口气时候，郜凤琴则在电视前失声痛哭。
　　她性格坚忍，并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尤其是在伤心的时候。
　　但此时，看着新闻里，海水漫过大片农田，船只都被海浪推上岸边的惨状，郜凤琴实在是忍不住了。她想起了自己已过世近5年的亲生母亲。
　　1982年的一天，郜凤琴听说，自己的生母随日本访华团来到了国际饭店。她马上往饭店赶。此前，为了寻找母亲，她去山东莱州找过继父王福至，也得知自己还有一个叫红梅的妹妹。
　　走进饭店大厅，郜凤琴刚要上楼，看到一个女人从楼梯上慢慢走下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你认识王福至吗？”
　　“认识，我还认识红梅……”
　　这正是郜凤琴的生母小林招子。母女二人当即抱着哭了起来。而与人讲起这次重逢，郜凤琴显得很平淡。“缓过神后，我才感觉到，那个叫了一辈子的‘妈’，才是我的母亲。”
　　郜凤琴把养父母的照片都装在一个塑料文件袋里。当年生母给养父母留下的收养字据和一些发黄的老照片，都被她塑封上了。隔段时间，郜凤琴就把这些摊在床上，一张张拿起来看。
　　郜凤琴很想回日本看看。2010年，她原本有一次探亲机会，日本政府对旅费予以资助。但由于老伴的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她把买好的机票退了，留下来照顾老伴。
　　在日本政府的安排下，藤川去过几次日本。她日语说得还算流利，日本的亲属也对她挺亲切。可是，藤川却并不愿意回到日本。在日本的日子，虽然被亲友们照顾得很周到，但她总觉得自己身在异国。几乎每次由日本返回中国时，飞机在首都机场着陆的时候，藤川都要笑着对同伴来上一句：“哎呀，可算回到家了。”
　　
　　生命逝去挡不住情感延续
　　
　　在日本遗孤中，也有不少返回了日本。但他们同样割舍不断与中国养父母的情缘。
　　远藤勇就是其中一位。5岁那年，他被在距离哈尔滨市区约170公里的方正县的中国养父母刘振全、吕桂云收养，并被取名“刘长河”。
　　刘振全夫妇膝下无子，远藤勇的出现，弥补了这个遗憾。在家族里，没有人把远藤勇当外人。同辈人之间，他排行老四。弟弟妹妹都叫他“四哥”。为了抚养远藤勇长大，刘振全在林场做工，许久才能回家一趟。夫妇俩生活也很节俭，收入大都用来供远藤勇上学。而远藤勇也没有让家人失望。1960年，他考上了黑龙江大学俄语系。
　　1974年，远藤勇回到日本后，找到了自己的父亲。由于战争，日本家里的人已经没了一大半。在日本，远藤勇做过推销员，也在日本中文电台当过播音员，还曾经做过翻译。在熬过了创业最艰难的时光后，他开办了一家经营矿产的公司，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1992年，刘振全病危。远藤勇从日本赶到病床前，日夜守护，直到老人去世。
　　1999年，吕桂云也躺在了病榻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恐怕是不行了，快打电话告诉四哥吧。”家族里的几个弟兄在一旁低声商量。
　　在远藤勇推门进房的一刻，有人凑在老人耳边说：“四哥回来了……”远藤勇张开双臂，一下抱住养母：“妈，我回来了。”老人似乎在等待这句话。慢慢地闭上眼睛，泪水从眼角滑落……
　　为了纪念养父母，远藤勇出资200万日元在方正县建成了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墓地中，只有一个圆冢，有台阶通到墓穴。墓穴内分层摆放着中国养父母的骨灰盒。只要有时间，远藤勇便会回到方正，到养父母的墓前祭拜。
　　2009年7月，远藤勇带着妻子、儿子、儿媳来到公墓前，并告知大家个中原因：“我年纪大了，回方正的时日也不多了，这次，我特意领儿子、儿媳回来，是事先做一个情感的沟通，以后，祭拜的事情就主要交给下一辈了。”
　　不远处，一个展示中国养父母资料的陈列馆又迎来了一批来自日本的游客。他们在陈列馆的留言本上写下了对中国养父母的尊敬与感激，同时敲响钟声，祈求和平。
　　虽然是个象征着生命终点的墓园，这里，却悄然诞生了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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