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高墙 高墙里的“老外”和监管他们的中国狱警

　　拉瓦锡的余生从东莞开始。从前，他是活跃在广州三元里一带的“国际倒爷”，乌干达人。家里生了一堆孩子，上中国淘金来了。每天拖着一大袋衣服来去，吃力，来钱慢，直到某天有人教给他一桩赚钱的营生：贩卖海洛因。
　　他被抓了，被判了无期徒刑，最后被送到离家万里的东莞石碣镇一座孤岛上度过余生。
　　孤岛叫新洲岛，听起来像是“国际旅游岛”：一方弹丸之地，吸纳了来自49个国家，操着25种语言的数百名外国人。
　　不过很抱歉，这里不是联合国机构，这里是外籍犯监狱。
　　监狱看上去很整洁，像一所全日制学校，除了铁闸门、高墙和哨兵。里面的教室、宿舍，都是上个世纪由犯人们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
　　1988年以前，这里几乎是一座荒岛，少人接近。1989年开始，这里成了新洲监狱的所在地，开始零散关押外籍囚犯。1996年，监狱更名为东莞监狱，正式成为广东省境内关押男性外籍罪犯的监狱之一。
　　
　　倒AV，判了15年
　　
　　中国刑法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应接受中国法律管辖。
　　大约在1996年，东莞监狱羁押了第一个外国犯人，来自尼泊尔的毒贩。往后，2002年中国加入WTO组织，东南亚外籍犯越来越多，达数百人。因地缘文化接近，这批外籍犯还算通情达理，监狱管理的难度尚未凸显。
　　在东莞监狱的狱警们看来，真正的麻烦始于2007年，非洲、中东籍犯人相继入狱。比如拉瓦锡，大部分外籍犯都因贩毒而“进宫”。有些犯人头一遭来中国，带着毒品刚下飞机，就被逮进了“号子”；尚有辨不清国籍的，一过海关就把护照给撕了，至今身份不明。
　　很多人认为自己被关得莫名其妙――最唠叨的是尼日利亚的麦克。2010年，他批发了4000多张AV光碟预备销往非洲，在白云机场被拦截，获刑15年。他很委屈，没完没了地申诉，逮着干警就讲，一讲就一两个小时，说他被机场的人骗了，明明是免检的，又问卖碟给他的人有没有抓起来，判了多少年，关在哪里，如果中国人卖碟不判刑，外国人买碟判了刑这很不公平……
　　隔了半个地球，语言、饮食习惯、风俗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们就像是麇集在中国监狱里的天外来客。
　　首先要过的，是语言这道坎。
　　异域的犯人来了一茬又一茬，狱警们还是原来那一拨，懂英文者寥寥。
　　集中关押外籍犯的二、六、九监区，通常配备一到两名翻译。三个监区长都不大会英文。外语人才太少，这是东莞监狱面临的困难。偏僻的工作地点、普通狱警每月两三千元的工资很难留得住处处吃香的外语人才。
　　小语种犯人的谈话至少需要4个人，只会讲土语的犯人，土语译英语的人，英语译中文的人，最后抵达狱警。这样的对话费时又艰难，中途还很可能会错意，比如狱警教育说，你想想，你这样做对不对，碰上了半吊子翻译，最后犯人的理解是，你这样做是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死缓”二字，犯人往往把“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理解为“获刑两年”。
　　九监区囚禁了六七个巴基斯坦人，都讲吾尔都语。其中一个人因在深圳贩卖人口获刑，是个中国通，大年二十八那天，他还特地给“监区领导警官们”写信，祝“玉兔呈祥，步步高升”，他承担了巴基斯坦犯人和警察间的翻译任务。但过不了多久，“人贩子”中国通就要刑满释放了，那时巴基斯坦人就真正陷入孤岛了。
　　也许还有伪装的“假象”：说到明天放假，大家都欢欣鼓舞地鼓掌，一说到规章制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监规纪律，底下就纷纷表示听不懂，不知道。
　　拿狱警的话说，三分之一的外籍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量，“累得像骡子”。邓允民是六监区的监区长，常常是晚上七点半巡岗，就有十个八个排队要找，伙食，疾病，劳动，成绩，报酬，什么都反反复复地问。单是谈个“不吃冬瓜不吃通心菜”的问题，几个回合翻译下来，也得耗上十来分钟。
　　
　　一条菜青虫，也是“外交事件”
　　
　　初来乍到，磨合往往从吃饭开始。
　　外籍犯人们诉求多多：不爱米饭，要求吃西餐、吃牛排，平时行不通，那能在圣诞节叫肯德基外卖吗？
　　通货膨胀那阵，绿叶菜的价格蹭蹭翻番，鉴于每个犯人的伙食经费仍是恒定的不见涨，食堂只好采购便宜的芽苗菜和瓜类。而这几乎成为监狱的不安定因素――黑人们不吃豆芽，没见过，也坚决不吃冬瓜胡萝卜什么的，一个人表抗议，同国家的几个人就围上来起哄。
　　一条菜虫都可能酿成一起“外交事件”：一次，有伊朗人在菜里发现了一条菜青虫，当即打捞出来做成标本，火药味十足地向监狱投诉，你虐待我们，漠视我们的健康权。“几百人的大锅饭，不可能每片菜叶都较真”，干警们不得不像保姆哄孩子一样解释，有菜虫才是蔬菜无公害的表现。
　　外籍犯人在狱内最困惑的就是劳动改造。他们往往很难理解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任务。原因――判决书上没有讲要参加劳动啊。若是狱警拿出《监狱法》好说歹说，对方又进而质疑――它并没有要求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劳动任务免不了，非洲犯人便喜欢上“生病”，这么一来，就可以在医务室输液了。越大瓶越好，这种待遇一来奢侈，再者大瓶子一吊，很快就夜幕降临了。
　　欧美犯人的情绪倒是温和许多，偶尔建言，能否在感恩节放假、不参加劳动。
　　跟外籍犯比起来，中国犯人是静默的一群。中国人发牢骚归发牢骚，该做的事还是做，外国人的态度则是：不解决，我就不干活。
　　至于外籍犯究竟怎么管，国家尚无明确法规，东莞监狱方笑称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是一个被上升到“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国际形象”的问题。监狱管理方需要在“所有犯人一视同仁”和“给予外籍犯适当照顾”间小心地拿捏。
　　
　　当“学生”，外籍犯人很有趣
　　
　　每周四是外籍犯的学习时间。上午学法制，下午是中文识字班。
　　中文识字班的课程近似于小学生。这里，第一课是认识中国，一个有别于别的大国那样崛起的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的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农村人口，大批的农民工。
　　外国学生们不由得记忆深刻，这与他们此前对这个古老国度的认识有很多不同。
　　学生们也写田字格。课堂上的表现和减刑直接挂钩，通常他们会认真完成作业，被老师用红笔打上大大的“A”。第一年的课程里，外籍服刑人员还将学“床前明月光”，学达芬奇画鸡蛋，还学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在九监区，这门课的老师之一也是犯人，来自新加坡的华裔Chris。刚来那阵他不大适应，新加坡是讲究卫生的国度，随地吐痰都会罚款，而在这里，碰上个别朴素的黑哥们儿，上厕所不用纸，直接用手搞掂，还总伸出黑黝黝的手表示友好，总让他有些毛骨悚然。后来他倒习惯了，大方地和每一双手回应。
　　有的学生放羊，也有学生刻苦。“外国人就是这样，任性起来很任性，认真起来很认真。”一名狱警说道。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叫阿祖的明星犯人。进来的时候啥也不懂，爱跳非洲舞，好几年呆下来，学会了两三种乐器，还能当中文主持，讲中文相声。
　　为激发学生们的积极性，狱警在九监区搞了一项活动――背“四个尊重”：尊重中国警官，尊重中国法律，尊重中国国情，尊重他国罪犯。
　　再是不识方块字的老外，也能照着调子背下来。事实证明大伙很喜欢这个活动，报名背诵的人太多，以至只能抽签决定先后。踊跃的原因是特别的奖品，比如旺旺雪饼或者一罐辣椒酱，清淡的日子里，难得的美食深得外籍犯的青睐。
　　监狱管理者希望通过这项活动，让规章制度缓慢地抵达人心。
　　
　　一套法律，管40多个国家的人
　　
　　如今，东莞监狱的狱警们已经可以归纳出各地区犯人的特征：
　　欧美、新加坡人爱维权，但素质高，讲道理。
　　东南亚人听话，不费事，很乖。
　　非洲人吵吵嚷嚷，声势很大，但跟他一硬，他也就蔫了。他们喜欢说，有多少中国姑娘爱上我，或者奥巴马当选总统了。
　　倒是中东地区的犯人，自尊心强，跟他们越严肃越麻烦。
　　神经仍旧绷得很紧。“国家主权”、“外交大局”、“国际形象”，这些关键词悬在头顶。外籍犯难管难教，外交无小事，说话务必小心，否则就是开“国际玩笑”。
　　不过，现阶段可供指引的，仅有1994年出台的监狱法。“一套法律管40多个国家的人，实践起来有难度。”有狱警说。比如，刑罚执行的功能是把犯人改造成合法公民，“合法公民，合哪个国家的法呢？”一位教育科的狱警表示忧虑。
　　在宗教实践一项，规定是“不得从事宗教活动”。而针对每天要做5次以上祷告的穆斯林犯人，另有“适当照顾”的指示，可以心里信仰，休息时间在房间范围内自己祷告没问题。
　　许多问题只能从人性化的角度慢慢摸索。狱警们出了很多点子，每人报一首最喜欢的歌，边干活边放。这样一来，黑人们做工时虽然有点手舞足蹈，但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了。
　　晚上的闲暇时分，看CCTV9的《新闻联播》和体育频道。狱警们会为他们播放最与时俱进的电影，比如《社交网络》或者《新少林寺》。
　　现在，拉瓦锡是监狱里的积极分子。他会用中文说流利的日常用语，会应时举起右手，“Bao Gao Zhang Guan”，径直走到警察面前蹲下汇报情况，还会开导别人，“没人喜欢干活，但这是法律”，“每个国家有监狱，每个国家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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