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查处的中央高官 [贪官落马的N个“意外”]

发布时间:2020-03-03 来源: 美文摘抄 点击:

  □策划/本刊编辑部执行/罗满元      策划人语   没有一个贪官在贪贿的时候希望自己落马,而且他们在贪贿的时候总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防止落马,但许多贪官到头来还是落马了,其中不少贪官落马竟然缘于形形色色的“意外”:被小偷“偷”了、被骗子“骗”了、被知己“卖”了、被黑匪“绑”了……从而腐败暴露了,贪官落马了。种种“意外”,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种种导致贪官落马的突发事件可能在有些人的意料之外,但凡贪官必有可能落马则一定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而且不管贪官的落马是不是由“意外”引起。我们的每一个官员应当永远记住陈毅元帅那句警语: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执笔/罗满元)
  
  贪官“意外”落马的中心思想
  
  不可否认,今天我们的反贪很猛很严肃,也很有成果;同样不可否认,今天我们的反贪又很花边很娱乐,也很有喜剧色彩:一些贪官的落马,竟然缘于许多匪夷所思的“意外”!种种“意外”,虽然让一些贪官落了网,可也让我们的反贪蒙了羞。
  每当贪官“意外”落马,公众就会饱尝一顿“新闻大餐”。久而久之,我们有些人似乎产生了一种错觉:原来反贪也会如此不费周折,如此让人“享受”。如果我们据此认为,依靠这些“意外”就能轻松痛快地查出贪官,那就太离谱也太天真了。因为,贪官“意外”落马只是偶然现象,透过这种“偶然”,我们看到的是必然、是规律:贪官落马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偶然是必然的集中表现,必然则寓于偶然之中;贪官落马,应该没有“意外”!
  
  贪官“意外”落马的个案分析
  
  贪官落马都是一样的,但贪官落马的“意外”各有各的不同。让我们一起来看几桩贪官“意外”落马的典型案例。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是新世纪以来被查处的最高级别贪官。像他这种级别的官员,没有明确的铁证,要对其“动真格的”,谈何容易!所以即便是震惊天下的上海社保基金案暴露一段时日后,明知自己深陷其中的陈良宇仍然坚信别人抓不住他的把柄,因为他坚信知道自己底细的人都是“铁哥们”,即使“进去了”也不会“出卖”他“陈哥”。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就这样发生了:与陈良宇“兄弟般”交往了20多年的“铁哥们”、原上海新黄浦集团董事长吴明烈,“进去”不久后就“叛变”了。他向专案组交了一本明细账,那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他向陈良宇夫妇行贿的项目、时间、地点、数额、证明人等等,样样要素齐全,真可谓是“亲兄弟,明算账”,让陈良宇想不认账都找不到门。不可一世的陈良宇就这样“意外”地被“铁哥们”吴明烈“出卖”了,“意外”地栽下了马。陈良宇可能至今仍在心里骂吴明烈是“损友”是“甫志高”,可他也不想想,当一个贪官想要保命的时候,他什么样的“救命稻草”不想抓呢?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贪贿2500万元出逃海外被缉拿归案,引渡回国后,为了“立功赎罪”,就供出了比他级别更高的“主子”――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刘方仁落马时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让卢万里及其亲朋戚友得了那么多好处,卢万里竟然为了“将功赎罪”,把当初送给他一对劳力士手表的区区小事也给抖了出来。情节很简单:卢万里有一个在国外经商的亲戚,为了打通贵州的生意“关节”,卢万里带着亲戚去“拜见”刘方仁,奉上了这对价值10.6万元的“见面礼”。刘方仁认为卢万里是个“放得心”的下属,所以才敢收下这对金表;卢万里“出事”后亡命海外,其案情并未查到与刘方仁有直接瓜葛,这让刘方仁在心里感到卢万里这样的“哥们”不仅“放得心”而且“靠得住”。可到头来,那对金光闪闪的手表,犹如一副金色的手铐,不仅“铐”住了刘方仁的政治前途,而且“铐”出了刘方仁贪贿700多万元的惊天大案,那个曾经一直以“勤政”形象示人的“封疆大吏”也就此轰然倒地。
  如果说陈良宇、刘方仁的落马是被“哥们”的“出卖”引起,他们的“意外”自己无法控制的话,那么原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原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的落马,其“意外”在于他们自己在有意无意中把自己给“卖”了却还浑然不知,很有点“大意失荆州”的味道。李宝金长期经营天津公安、检察,名震津门、权倾一方,人称“津门一霸”。李宝金也以此为荣,自恃贪贿多年而无人敢来问津,便更加有恃无恐,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无所不能,不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中央巡视组来了,按惯例找李宝金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忘乎所以的李宝金竟然在巡视组面前吹嘘说,他在天津怎么能干,为国家做了多少事情,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讲得唾沫四溅、活灵活现。最后他对巡视组讲了这样一句话,说你们在天津想办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市长办不了的事儿我都可以办。巡视组听了这句话后不动声色,但在心里却琢磨开了:这个检察长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呢?市长办不了的事他都能办到吗?后来巡视组经过明查暗访,惊人地发现:这个检察长果然了得,什么违法犯罪的勾当他都能办!李宝金搞了大半辈子侦查,嗅觉是很灵敏的,但这一次,直到被抓,他一点动静都没觉察到,因为“意外”出在他自己身上,他没法去“侦查”。还有那个黄金高,明明自己屁股下面满是狗屎,却捏着鼻子蹙着眉头东看西瞧地大喊怎么这么臭,还自作聪明煞有介事地在网上发文,“揭露”别人“贪污腐败”,称自己“穿着防弹衣”在“冒死反腐”,引得舆论一片哗然。黄金高这个贪腐高手就是这样,不仅博得了人们的同情,还赚了个“清官”美名,一时成了“反腐斗士”。可聪明反被聪明误,黄金高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这一招招来了“引火烧身”。转瞬之间,就是这个“穿着防弹衣反腐的县委书记”,被查出不仅雇用“枪手”写了那篇网文,而且贪贿了500多万元、包养了4个情妇,“清官”也迅即成了“贪官”。
  李宝金的一句海口,黄金高的一篇网文,就自己把自己“意外”地拉下了马。而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则是“意外”地栽在了情妇的“反水”上。李真被“双规”后,曾设想了种种被人供出的可能,但就是没有想到他的情妇会“反水”。而事实上最终把他送上断头台的恰恰就是他的情妇,她向专案组提供了李真贪贿的关键证据。直到走向“地狱之门”时,李真还在感叹:“谁都可以供出我的问题,唯独她不该。在和专案组‘抗’的108天中,我想到了可能会从100个人身上获得200条线索,但绝对不会从她身上得到任何一条线索。我不能想象她像项羽的虞姬为项羽自杀,起码也得像《红岩》中的江姐一样,咬紧牙关不吐一个字。”李真失算了,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在他看来如此“坚贞”的“桃花劫”,只得怨恨而死。几年后,庞家钰吸取了李真的“经验教训”,他养了11个情妇,既“爱”着她们,又“防”着她们,让她们“反不了水”、“坏不了事”。可“意外”还是发生了。庞家钰没有想到,他的11个情妇竟突然“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情妇团队”,集体实名把他告到了中央,“造反”了。这一次,庞家钰真是“防不胜防”,他即使武功盖世,一个指头能按住一个情妇,可还是有一个按不住,还会把他扳倒――因为贪官情妇一旦“造反”了,那可是不要命的主儿,贪官的许多“死穴”往往就攥在她们手里,贪官就此落马的话,不死也要脱层皮。
  贪官落马,当然不止上述几种“意外”,还有“离”出来的、“偷”出来的、“杀”出来的、“绑”出来的、“炸”出来的、“烧”出来的、“诈”出来的、“找”出来的、“震”出来的、“嫖”出来的、“笑”出来的、“跪”出来的、“示”出来的、“学”出来、“写”出来的、“诉”出来的、“骗”出来的、“牵”出来的、“逃”出来的、“藏”出来的、“撞”出来的……“意外”多了去了,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训。
  贪官落马谁感到“意外”
  
  仔细梳理一下贪官落马时的情形,似乎都有一些“意外”的成分;再仔细考察一下这些“意外”,它们的主体及其感受与产生“意外”的根源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折射出来的社会治理意义也是大不一样的。
  那么,贪官落马到底谁在感到“意外”?他们为什么感到“意外”?归纳一下,主要有下述三种情形:
  其一,贪官自己感到“意外”。其实,贪官落马,最不感到“意外”的就是贪官自己,因为他们十分清楚,是贪官就迟早要落马。就这一点上来说,他们也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们之所以对自己的落马感到“意外”,在于他们有时过于自信,结果在他们感到最保险的地方出了“危险”;也在于他们有时过于精明,结果在他们觉得最不会出事的时候“出事”了;还在于他们有时过于虚伪,结果在他们认为最有面子的场合丢了“面子”,落马的方式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光彩”,等等。武汉科技大学原校长刘光临、原党委书记吴国民,是两个“生死对头”,两人都知道对方是个贪官,但谁又不敢揭对方的疮疤,因为“同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遵循的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游戏规则”,谁也不会傻到用自己的权力、地位和人生作代价去毁掉对方,所以别看他们两个“对头”一天到晚相互攻击、吵来吵去,但在贪贿这一点上,他们又各自为对方留下空间和渠道,各得其所、各得其利,这反倒创造了一种相对安全的环境。可是有一天,“意外”发生了:党委书记吴国民一时突发奇想匿名举报了校长刘光临,办案人员据此直捣刘宅,当场搜出300多万元现金,刘光临应声落马。吴国民的如意算盘是:刘光临的问题太多,他绝对想不到是我吴国民告发了他,也绝对不会把我吴国民“拱”出来,因为那样的话,还会发现他更多的问题,所以告发他既是一着险棋又是一着妙棋,既除掉了“异己”又保全了自己。而刘光临心中的小九九是:吴国民不仅不会告我,可能还会保我,因为告我就是告他自己,保我也是保他自己,所以除非查出了“铁证”,否则我一概“不知道”,不然的话越“坦白”罪越重。可事情发展的最终结局,让两个贪官均感“意外”:举报刘光临的正是吴国民,而查刘光临时很快就查出了吴国民,吴国民一声哀叹:“我是搬起石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于是,“书记举报校长,最后双双落马”成了各大媒体抢手的新闻演义。
  其二,组织上感到“意外”。具体地说,这里的“组织上”实际指的是某个落马贪官所在的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及其领导与同事,再加上专司反贪腐的职能部门。某个贪官落马时,常常会听到“组织上”说:“真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人!”其实,要说“组织上”压根儿一点都不知道某个贪官是“这样的人”,那也未免有点冤枉;“组织上”感到“意外”的,往往是某个贪官落马的时间、地点、形式和轻重程度等有点出乎他们的预料。原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贪贿169万元,另有133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其实,所有这些非法财产,有一个人却“明白”它的“来源”,这个人就是段义和的“二奶”。“组织上”也曾接到过这个“二奶”的“反映”,“组织上”也曾找段义和“谈过话”,“组织上”也曾预感到段义和要“出事”,但“组织上”最终对段义和的“出事”还是大感“意外”:为了灭掉“二奶”这个“心腹之患”,段义和竟然精心设计制造了一场爆炸案,把“二奶”当街炸得粉身碎骨、血肉横飞,让“二奶”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当然,后来“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自然加上了段义和。只是,段义和的落马戏演得让“组织上”有些跌破眼镜,同时又有些心惊肉惊:原来段义和不仅是个贪婪的腐败分子,他还是个凶残的“恐怖分子”!
  其三,老百姓感到“意外”。准确地说,某个贪官落马,并不是所有的甚或认识他、知道他的老百姓都感到“意外”,而是那些善良的、不知某个贪官贪贿内情的老百姓才感到“意外”,那些了解甚或略知某个贪官贪贿内情的老百姓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大凡贪官,都有一套高明的伪装术,有的甚至还有良好的口碑,给公众留下的总是“廉洁”、“奉公”、“朴素”、“亲善”等等的印象,平日里看上去哪里像个“贪官”的样子,所以一落马,就有了巨大反差,就“意外”了。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是一个被人们称为“最不像贪官”的贪官。田凤山出身低微,在黑龙江从一个普通教师起步,从公社党委书记而县长而专员而市委书记一直到省长,在每个阶段的任上,都给官员和群众以“老实人”、“老好人”甚至“土包子”、“胆小鬼”的感觉,谁都不会相信他会做大官,更不会相信他会做贪官。有这样一件事情一直在私底下传为笑谈:哈尔滨亚冬会开幕式上,田凤山主持开幕式讲话,当时有中央领导在场,他第一次在这种大型场合讲话,拿着讲话稿在念,上气不接下气,手一直在哆嗦,腿也一直在哆嗦。于是,有人就断言,连讲个话都那样紧张的官,要他做贪官,他就是有那个贼心也没那个贼胆。可人们最终还是看走了眼。就是这个“处处小心谨慎”、“从不锋芒毕露”、“见了谁都会打招呼”的“好官”,后来不仅做上了大官,当上了“内阁部长”,而且一直以“不显山不露水”的姿势贪了,成了大贪官。这不仅让熟悉他的人们连称“意外”,而且让他老家一直以他为荣的乡亲父老也好生无奈:“没想到的事,他不像那种大贪官啊。他从我们肇源这个小地方一步步爬上去,不容易啊!”
  贪官落马谁感到“意外”,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考察,让我们更清楚更及时更准确更有效地找到预防贪官产生、防止小贪变大贪、减少贪官落马“意外”事件、降低反贪成本的路径和方法。
  
  让贪官落马不再“意外”
  
  贪官“意外”落马比贪官正常落马肯定轰动得多、热闹得多、可乐得多。如果我们的反贪仅仅陶醉在贪官“意外”落马的欢悦之中,那我们不妨把反贪斗争演绎成说相声、抖“包袱”,多赚几个吆喝得了。但事实上,贪官“意外”落马只是小概率事件,如果没有“意外”发生,那我们的反贪是不是就没有了对象甚或没有了意义呢?非也!
  现在,出了几起“情妇起义”扳倒贪官、家人“大义灭亲”举报贪官、“铁哥们”一“进去”就“出卖”了贪官什么的“意外”,经舆论一顿爆炒后,无形中放大了贪官落马的意义,也无形中放大了“意外”在反贪斗争中的意义。其实,情妇“起义”、家人“灭亲”、同党“叛变”等等,只不过是“被窝里的风暴”、“饭锅里的波浪”、“茶杯里的涟漪”而已,形成不了大气候大环境大局面,对整个反贪腐斗争意义不大。权威的统计显示,在已查处的贪官中,80%的贪官是与亲人、情人和“死党”共同贪贿的,他们已经结成了十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既得的共同利益和命运,他们之间发生矛盾、斗争的情形是很少见的,即使有也会最大限度地进行“内部消化”,“意外”是不会轻易发生的,“堡垒”是很难从“内部”攻破的。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反贪斗争很艰难、很复杂、很曲折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在正常的反贪斗争中经常会查出“家族案”、“窝案”、“串案”的原因,这还是我们经常在贪腐案件中看到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原因。真正的贪官“意外”落马案,那是很少见的。正因为少见,才容易被放大,才容易引起关注,才会出现贪官一“意外”、众人就“发烧”、媒体就“起哄”的现象。而实质上,对反贪而言,情妇“起义”靠不住,家人“灭亲”靠不住,同党“叛变”也靠不住,一句话,指望“意外”来反贪,靠不住!
  那么,我们的反贪斗争真正“靠得住”的又是什么呢?当然是制度,公开、透明、切实可行又有效施行的融预防、监督和惩处于一体的制度!
  有人调侃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反贪腐机构和反贪腐队伍,拥有世界上看起来最完备最人道的反贪腐机制和反贪腐制度,但同时又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看不见的贪官,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有一个贪官从我们身边“意外”地冒出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教育不可谓不经常不生动,我们的监督不可谓不完全不严密,我们的惩处也不可谓不严肃不严厉,但就是防止不了贪官的不断产生、中止不了贪官的腐败行动、阻止不了贪官的“意外”落马。这其中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反贪腐制度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完整的执行,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得到执行。再好的机构建制如果不履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到位,再好的制度机制如果不有效运转或者运转起来不正常,那都像是瓶中花水中月,“看上去很美”而已。因此,真正有效地、完整地执行反贪腐制度,不仅是摆在反贪腐职能部门面前的现实任务,也是让贪官的落马不再让贪官自己、“组织上”和老百姓感到“意外”的最见血见肉的措施和方法。
  现在的问题是,反贪腐的职能部门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选择性,其中特别突出的问题是热衷于“抓大案要案”,仿佛一年不抓出几个“大案要案”,反贪腐斗争就没有成绩没有成果似的。结果“大案要案”一出,各方又都感到“意外”,落马贪官马上“忏悔”:“没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自己做了这么多对不起党和政府、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的事……”“组织上”表示“痛心”:“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造成的损失这么大……老百姓只有愤恨:“没想到这个‘父母官’喝了我们那么多血汗,罪该万死……”媒体则提出质疑:“没想到这个贪官竟能贪贿那么多年,难道当地的职能部门一点也不知情?”所以,这样热闹一阵以后,第二年又“意外”地冒出一批“大案要案”,然后又开始“热闹”。
  反贪腐当然要抓“大案要案”,但更要应当注重“防微杜渐”和“零容忍”,更应当注重预防和监督,尤其是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把反贪腐斗争的重点位置往前移,真正地往前移,真正地花力气花功夫从根本上从源头上从萌芽上治理贪腐,从而真正地减少贪官、减少损失、减少“意外”。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痛恨贪腐,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正义和良心所在。只要我们反贪腐斗争的位置真正地往前移了,只要我们的反贪腐制度和机构有效地保护和鼓励了群众反贪腐的积极性,再狡猾再隐秘再伪装的贪官,也不会做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也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而会时时露出这样那样的“尾巴”。而职能部门一旦得到了“尾巴”信息,就要主动出击,去“揪一揪”、“谈一谈”、“看一看”、“提醒提醒”、“警告警告”、“训诫训诫”,这样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就会“劝”回好多同志,就会减少好多“大案要案”,就会减少好多“意外”落马的贪官。不然的话,如果听之任之,任其“烂”下去,到时候“收拾”,很多人由于走得太远,就“回不来了”,损失就多了大了。反贪腐捉贪官千万不能再这样图一时痛快了。
  现实生活中,只要我们留心留意,即便不是“火眼金睛”,一些官员的贪腐苗头,一些贪官的贪腐言行,都会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捕捉到、感受到、收集到。譬如:有的官员突然莫名其妙地变得“阔气”起来“豪气”起来了;有的官员开始很刻意地“包装”自己了;有的官员无缘无故地热衷于拜佛烧香请“大师”了;有的官员给人明显感到在外面有情妇可“后院起火”后却又“夫妻和睦”了;有的官员“一人得道”后就“鸡犬升天”了;有的官员醉心于为老板、大款、“黑老大”办事,与他们称兄道弟走得热乎了;有的官员遇事少了正气而多了义气多了痞气多了匪气了;有的官员忽然与来路不明的“高干子弟”搭上“关系”了;有的官员明知被骗被偷被诈了却又不追不查了……这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一经出现,我们就要怀疑这个官员是否有问题了――这当然与“怀疑一切”是两回事;这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一经发现,我们就应该立刻启动反贪腐的工作机制,做好教育、训诫、帮助、挽救、调查以至相应的处理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不少有错误甚至有严重错误的官员止于“错误”,让不少官员不成为贪官,让一些小贪官成不了大贪官――即使某些贪官一时“漏网”了将来再落网,我们也不再感到“意外”。
  完整地执行预防、监督、惩处相结合的反贪腐制度,将反贪腐的位置前移,突出预防、加强监督,应当成为我们反贪腐斗争的重中之重;让贪官落马不再“意外”,这应当成为我们反贪腐斗争最为正常、最为有效、最为成功的一种标尺!
  
  看!那些“意外”落马的贪官,那些贪官落马的“意外”……
  
  “离”出来的贪官
  
  河南省驻马店市某乡党委书记张学峰当了官以后,在外包养情妇,为达到与情妇结婚的目的,坚决要与妻子离婚。其妻一怒之下拿着一张52万元的存折到检察机关举报。检察机关顺藤摸瓜,把张学峰“揪”了出来。张学峰后因受贿等罪被判处死缓。
  其实,按照张学峰的生活“理想”,他一定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结婚离婚,即使这一次其妻不告发他,等到下一次另一个妻子“红颜一怒”时,他怎么逃也逃不过那种“桃花劫”的命运。幸运的是,这一次要“离”时还捡了一条命,要是下一次再“离”时,肯定是死有余辜了。
  
  “偷”出来的贪官
  
  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被小偷把裤子偷去,拿走里面的现金后又扔掉了。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总金额达42万元。纪检部门觉得这一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入明显不符,随即展开调查。接着,胡方瑜在长顺县政协换届选举中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不到1小时,就被纪检机关宣布进行“双规”。后来,胡方瑜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也活该胡方瑜倒霉,要是那个小偷把那根皮带毁了,或者发现了夹在皮带里的存折把它们撕了烧了,他最多也就被判个3年,他为此还暗暗盘算过窃喜过。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那根皮带注定要变成套在他脚上11年的镣铐,因为“天网”的逻辑谁也无法改变。
  
  “炸”出来的贪官
  
  陕西延安市的油矿丰源公司副总经理郑大平,在该公司总经理调走后,为了能够坐上总经理的宝座,拿出了他的杀手锏。在一次主管单位召开的会议上,他威胁说如当不上总经理,就要炸毁油田,从而被警方控制。检察机关以此为突破口,查出其贪污公款324万余元,被称为“延安第一贪”。
  郑大平扬言要“炸”油田,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他的价值观中,总经理的“油水”肯定比自己担任的“副总经理”的“油水”大,也断然会超过324万;二是他平时给人的印象肯定是副无赖、流氓的嘴脸。只是,他还未开“炸”,警方就掐断了他的“引信”,结果“炸”出的是“延安第一贪”。
  
  “绑”出来的贪官
  
  河南省焦作市化电集团供应处原处长柴本福被绑架,绑匪要价50万元,柴的家人先拿出50万元存折、后取出50万元现金将其赎回,却不报案,并竭力隐瞒柴被绑架的事实。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后柴本福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绑匪狮口一开,50万立马到手,遭绑的柴处长及其家人连案都不报。柴处长哪有这么多钱?查来查去,大多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柴处长隐匿贪贿的功夫可谓了得。只是,7年刑满释放后,柴本福还可能遭“绑”,因为他一则钱多,二则不报案,而绑匪喜欢的就是这种主儿!
  
  “撞”出来的贪官
  
  原浙江省衢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尤匡宝开车撞死一个“的哥”后,花钱买了个人去替罪,结果被调查期间又暴露出了自己的经济问题。最后尤匡宝因犯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和交通肇事罪,被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3年;受贿所得赃款105万元予以没收,私分国有资产所得赃款责令退赔。
  生活真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元素。一起受贿105万元的腐败案,案发于交通肇事后找人替罪。那么,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这位人防办主任没有发生交通肇事案,这起腐败案能水落石出吗?“尤主任”是不是如今还逍遥法外继续干着他的主任呢?当然,交通肇事案能“撞”出这起腐败案“撞”出这个贪官,总比一直让贪官贪下去要好。“尤主任”如今在牢房里可能不时在想:我真是“撞”到“鬼”了!
  
  “杀”出来的贪官
  
  原海南省万宁市副市长林礼深的夫人李某在家中被害,警察在现场意外地发现床上的枕头里藏有大量存单、存折,其总金额达150多万元,远远超出了林家的正常收入,从而引起了警方和当地纪检部门对林礼深的另一种怀疑。最后,不仅杀手被绳之以法,林礼深也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获刑7年。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币”啊!林礼深贪贿的内情凶手是不是知道、凶手杀害林夫人的念头是不是来源于那床上的枕头,媒体没有披露,我们自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绝对可以肯定:林夫人的被害、林礼深的被查处,绝对与枕头里的赃款有关!请谨记:那些来路不明不正的钱,你即使当枕头睡着,也睡不安稳睡不踏实,而且随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和牢狱之灾!
  
  “烧”出来的贪官
  
  原湖南省烟草集团公司董事长黄大康,人称“烟草大王”。其“干女儿”被人杀害,并遭焚尸,黄大康悲痛之余赶紧报警。没想到警方进行现场勘查时,捡到一本他“干女儿”的日记,日记中记载了两人不正当的关系及黄贪污受贿的一笔笔黑幕交易。警方和纪检部门于是联手据此追查,最后黄大康因贪贿获刑8年。
  一把火把黄大康过去的“辉煌”烧得一干二净,也把黄大康“烧”进了大狱。黄大康在狱中忏悔道:“所有像我这样正受着各种诱惑的当权者,千万不要‘玩火’,否则后果都要你承担。”可惜的是,黄大康被“烧”醒后已经进了监狱,而狱外的一些“黄大康”们却还在“玩火”,危险哪!
  
  “诈”出来的贪官
  
  广西横县横州镇两名安装电器的工人在该镇一家卡拉OK厅捡到一个公文包,内有现金4000元、存折等有价证券价值达180多万元,他们通过包内证件发现失主是横县财政局总会计师林某,于是两人密谋敲诈。但是林某却没有把他两人放在眼里,而是贸然地到公安局报了案,结果被抓进去的除了那两名敲诈者外,还多了个贪污犯林某。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两个“敲诈者”说说情:他们用违法犯罪的手段“检举”了一个贪污犯,可否算是有“立功表现”?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林总会计师”支支招:你是会计师,本来很精明,是“受诈”好还是坐牢好,你应该算得很清楚,为什么当初不甘愿“受诈”呢?看来你不仅瞧不起那两个小工人,还过高地估算了自己的精明。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其实,不管你是“设诈”还是“受诈”,到最后都会落入法网,因为天不藏奸!
  
  “找”出来的贪官
  
  1999年8月,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率团到云南参加世博会江西馆开馆剪彩,其后便不知去向。碰巧有关部门有急事找他,但是找遍昆明也没能找到他。这一极端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注意,进一步查找发现,胡已用假身份证入住广州市中国大酒店和情妇幽会。深查下去胡案遂发,胡长清由此成了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个被处决的省级大贪官。
  一个副省长,居然在公务活动中如此开溜,要不是有“急事”非“找”他不可,恐怕胡长清又在自己的风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无独有偶,几年后,安徽有个叫何闽旭的副省长,又上演了一出同样的风流戏,他治下出了一桩群体性事件,急着要他出面处理,可也是遍找不着,原来此时他正睡在情妇的床上,关机了。两个副省长,一样的大贪官,一样的“找”传奇,一样的温柔梦,但一梦醒来,一个被“找”进了地狱,一个被“找”进了监狱。
  
  “震”出来的贪官
  
  1999年3月5日,四川省达川市盛传要地震,该市教委计财股股长邱盛池连夜匆忙打点财物,携带一批存款单和金银首饰外出逃命,慌乱之中却把存单丢了。结果,真正的地震没有发生,邱的“地震”却来临了,他开具大把大额挂失证明挂失时,引起了检察机关怀疑,邱盛池贪腐的事实随之被查了个水落石出并受到严厉惩处。
  俗笑话里有个贪吃到极点的人,主人端上鱼肉问他可否喜欢,他说鱼是他的最爱是他的“命”;主人又端上鸡肉,他舍掉鱼肉抢吃鸡肉,旁人问这是何故,他说既然鸡肉来了那“命”也不要了。而邱股长则是个贪财到极点的人,“地震”要来了,他携财逃命;“地震”没了,他却又不惜舍“命”保财,结果自暴“贪绩”,自投罗网,真是活该!
  
  “嫖”出来的贪官
  
  2000年9月24日,浙江公安机关部署了一次重大行动,去抓捕在舟山海域多次从事走私犯罪活动的董欣束等人。次日凌晨,公安人员敲开宁波经贸花园董欣束别墅的大门,董已闻讯溜走,却意外地抓到正在嫖娼的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遂将陈立钧交浙江省纪委处理,陈立钧大肆贪贿和为走私开“绿灯”的犯罪事实由此浮出水面,最后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该抓的走私犯逃了,却抓着个也该抓的走私“后台”。阴差阳错,双方均感“意外”,陈关长的“意外”是没想到自己的落马如此“不光彩”,而公安机关的“意外”是:本来抓走私分子却又附带抓出个腐败分子,两案并破,双倍收获,好不痛快!
  
  “笑”出来的贪官
  
  湖北省巴东县原国土资源局矿产管理股原股长彭侠,大肆贪污索贿,一年半时间就疯狂敛财54万元,创下了该县“小官大贪”的腐败之最。该贪官事发于酒桌趣闻,一名检察官在春节小聚中偶尔听到彭侠赌博、嫖娼和养情人等桃色故事,众人哄笑不已,遂引起怀疑。后经立案侦查,彭侠的贪贿事实得以查清,最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从坊间的传说、笑话中得到线索,彭侠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形下被检察机关盯上了。这是彭侠始料未及的。但事实上,许多贪官的许多腐败腐化故事就是最早在坊间流传的,只要我们的纪检监部门多在坊间走走看看听听,许多反腐线索就会信手拈来,而且基本上一查一个准,信不?
  
  “跪”出来的贪官
  
  2004年6月,一篇题为《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各大网站上流传。该文详述了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违法违纪行为,还附有数张李信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的照片。检察机关介入后,果然查出李信索贿受贿450多万元。最后李信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意外”落马的贪官曾经轰动一时也争议一时。利用网络反腐,这是民间反腐的一大发明。虽然这种反腐形式同时存在许多新隐患,但它毕竟开辟了一条新的反腐渠道。贪官的隐藏手段多种多样,网络的“眼睛”也无处不在,隐藏再深的贪官,说不定哪天就会被人冷不丁“晒”上网,成为李信第二。
  
  “示”出来的贪官
  
  原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仇桥镇党委副书记杨顺江,其“贪绩”始发于拟提拔公示期间。杨顺江参加楚州区卫生局局长公开竞选,获得提名,在组织部门公示期间,被群众举报其贪污、受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行为,后经纪检机关一查,“情况属实”。最后,杨顺江非但没有得到提拔,反而领到有期徒刑4年。
  杨顺江贪了钱财还想贪官位,结果偷鸡不成反而蚀了一把米。卫生局长的官职没捞着,镇党委副书记的官帽也没保住,还蹲了4年大牢。杨顺江可能一直在后悔:早知被“公示”落马,何必当初参加竞选!但杨顺江一定忘了:这次不被“公示”揪出,下次可能会被“买官”击中。
  
  “学”出来的贪官
  
  原辽宁省辽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富龙曾在“严打”中多次立功,2004年底却被判了无期徒刑。原来,富龙的同乡、民营企业主吕宗大强奸幼女被抓获。富龙收了30万元贿赂,积极“操作”对吕“营救”,经过“技术处理”,使吕在看守所没住几天便逍遥法外。随后,富龙也学吕宗大去“玩”处女。此事引起民愤,人们纷纷上书举报,吕宗大案件实情败露,富龙也因“螃蟹”牵手而锒铛入狱。
  30万元不仅将一个屡立战功的公安局副局长俘虏了,而且也让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学”坏了。真是学好一世,学坏一朝啊!其实,富龙“学”坏怨不得“螃蟹”,全怪自己自愿与“螃蟹”牵手,那就时时刻刻与“螃蟹”脱不了干系,时时受制于“螃蟹”了。
  
  “写”出来的贪官
  
  原淮北矿务局林业处处长兼安徽金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尹西才,因动用公款420万元为自己买企业被逮捕。有一天他在狱中写了一张暗语纸片,希望通过知情人转告其家属。侦查人员研究这张卡片,发现上面所写的东西可能在暗示什么。经推理认定是尹西才在告知其妻子处理上海方面的财产。干警追踪到上海,果然发现了尹家租用的上海某银行的家庭财产保险箱,内有现金存单人民币1300多万元、美金66.8万元,还有首饰、房产契据等,其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大白于天下。最终尹西才因贪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被判处死缓。
  尹西才原以为自己的“黑话”、“暗语”只有妻子才心领神会,没想到被侦查人员给“破译”出来了。贪官最想得到的是钱财。金钱可以成就贪官,可贪来的金钱买到的却是失去自由。
  
  “诉”出来的贪官
  
  原河南省安阳市劳动局局长孙秀奇,被情妇马某以严重“违约”为由诉上了法庭。马某在起诉书中说:孙与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多年,生有一男一女,马还提供了一份孙秀奇必须与其结婚、如不结婚赔偿其200万元的协议。这桩奇特的民事案引起了纪检部门的注意。一查,竟查处孙在林州市任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大肆收受、索取他人贿赂的事实。孙秀奇最终被法院判刑11年。
  这个贪官情妇真让人哭笑不得,还真把与孙局长签的那份所谓“婚约”当成“铁证”呈上了法庭。这下好了,这一“诉”不仅把贪官孙秀奇“诉”进了大牢,也把自己所要的“赔偿”给“诉”没了。倒霉呀,这个贪官情妇;背时呀,这个贪婪局长!
  
  “骗”出来的贪官
  
  原江苏省镇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想在调整市级领导班子时“就地扶正”,恰遇侯万清等几个骗子假冒高层机关工作人员设“卖官”局。于是,陈及心腹紧张索贿“筹资”多次赴京买官,陈还认真准备了个人简历等材料亲自赴京直接向“首长”汇报,侯万清等骗子因涉嫌诈骗罪落网后,陈耀南也因买官受骗入狱。最后的结果是,他以132万元人民币、4万美元的高价买了个空欢喜,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人喊着不走,鬼喊着乱跑。我们有的官员想升官想疯了,碰着什么“鬼”都抱佛脚烧高香,结果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咬掉了牙还不敢声张只好往肚里吞,那个后悔难受呀!陈耀南是如此,许多想花钱买官“走邪径”的人大多如此。不过,话还得说回一句,大多花钱买官的官大多也是贪官,花了钱事没成只是后悔难受却并不真正心疼,有些人还会“吃一堑长一智”。
  
  “逃”出来的贪官
  
  2004年3月1日,原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党委书记刘贵正突然“神秘失踪”,他寄给妻子的“遗书”中,自曝其挪用巨额公款赌博而“欲上峨眉山自行了断”。刘因打白条“取”公款90余万全部输光而逃匿,40余天后在青海省西宁市落网。后刘贵正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零6个月。
  刘贵正如果不逃,大家只知道他有点“好赌”,是个“很豪爽”的“赌博书记”;他这一“逃”,人们竟然发现,他们的“赌博书记”已经赌掉百万公款!百万公款是个多大的窟窿呀,一个乡镇书记用正常收入再怎么去填也很难填上,于是刘贵正只想一“逃”了之了。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刘贵正最后只有“逃”进监狱了事。
  
  “藏”出来的贪官
  
  原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局长院保卫,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在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贪贿和来源不明的财产达400多万元,法院据此判处院保卫有期徒刑20年。
  这样的故事时有耳闻,这也让有些民工在拆迁、装修官员住房、办公室时总对撞上“好运”心存幻想。事实上,有些贪官就是这样,贪来的钱财不能放在阳光下,总爱东藏西藏,但无论藏到哪里又觉得不放心不保险,于是又到处转藏,结果有些藏财产在何处连自己也弄不清了。于是,“墙缝里冒出存折”、“地板下掀出金条”、“烟盒里倒出项链”、“垃圾桶里翻出巨款”等等的故事就发生了,有些贪官就这样把自己“藏”出来了。
  
  “牵”出来的贪官
  
  江西省德兴市无业女青年程银香自称是国家某领导人的私生女,和原德兴市市委书记吴祖国的关系“不一般”。她打着吴祖国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有人向吴祖国反映,吴听后顿时龙颜大怒,责令德兴市公安局严查。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原德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舒影静因私设小金库百万余元败露,由舒影静一案又牵涉到原德兴市公安局局长、时任弋阳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局长的邵亚军受贿,邵亚军、吴祖国的行贿受贿案由此浮出水面。后吴祖国获刑11年,邵亚军领刑15年。
  三个官员被一个个“牵”出,其“链条”竟是一个招摇撞骗的无业女青年。吴祖国开始可能是想找一个“替罪羊”,把自己与程银香的“那点事”就此了断,可到头来却把自己与邵亚军的另一档子更见不得人的事给“牵”了出来。真是机关算尽,最后“责令严查”却查到了自己。可笑也?可悲也!
  
  别让贪官再“意外”落马
  
  巡视组在巡视中善于抓住那些关键性、苗头性而且有着相当大危险性的问题,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及时挽救一些有可能走向堕落的官员,同时使那些已经变质的官员得到正常查处,别再“意外”落马。这也是巡视工作的目的所在。
  ――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原中纪委常委祁培文
  
  一些高官被发现有腐败问题,多是被其他案件牵连暴露的,基本属于“意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高官的监督还不到位,另一方面则是反腐机构获取案源线索的渠道窄,人们对贪官的举报积极性不高。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 任建明
  
  官员能不能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同“老板”关系是否正常、生活作风是否检点等,这些问题都是很敏感的问题。这些现象若存在,而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往往就成为一些官员由廉洁到不廉洁,进而走向堕落、掉入犯罪深渊的重要原因。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杨书文
  
  贪官“意外”落马,往往会带来一种“惊喜”和“畅快”效应。这种滞后性的应验效应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好像给人一种印象:贪官被正常机制“反”出的少,落马者大多是“意外”牵出、带出,“撞到枪口上”了。
  ――媒体资深评论员龙泉之剑
  
  不少贪官落马是由偶然事件引起的。人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些偶然事件没有发生呢?他们的丑事恶事是不是不会暴露?
  ――知名学者孙立平
  
  就反各类腐败来说,当前的法律不可谓不严,规定不可谓不多,之所以难以奏效,关键在于制度没有能够落到实处。因此,反腐败最重要的是让权力运行得到有效监督,从而使官员没有机会腐败。要做到这一点,当前最重要的是制度落实,而不是迷信机构的架叠。甚至,如果反腐败的机构过多过细,令人担心会不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扯皮局面,有些贪官就是在这种扯皮的空隙中“意外”冒出来的。
  ――媒体评论员郭之纯
  
  一个收入清楚的官员,何以动辄名烟名酒名茶?何以老婆孩子个个飞黄腾达?何以干什么事情都“路路通”?何以满墙的名字名画、满柜的珍宝古玩?如此等等,任何一个有着正常思维的人,都会心生疑虑的,这就叫“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这样的官员哪天要是落马了,还用得着“意外”吗?
  ――反腐专家李一帆
  
  贪官大多与女色沾边,这几乎成了一种定律。既要安抚妻子的不满,又要承担包养情妇的巨额开支,双管齐下的高消费可想而知,不贪污受贿哪来那么多钱?金钱和美女历来就是两个“杀手”,有时还“联合作战”,贪官随时都有被“杀”的“意外”发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胡光伟
  
  “情人造反”只是表象,“后院起火”不是关键。关键的问题是预防和监督存在问题。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已晚。因此,我们千万不能混淆主次、转移阵地,否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原中纪委副书记 刘锡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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