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怎样做后人 现在还有女娲后人吗

　　电影《色?戒》尚未公映前，就有主人公原型的妹妹出来表示不满，认为影片中的交际花形象、私奔情节和情欲描写等是“对抗日烈士人格的亵渎”。但是相对于同类的抗议行为，这位老人的表现还算温和，只是呼吁大家不要把影片主人公和她姐姐的真实形象混为一谈，并没有要打官司索赔。我猜想这是因为：第一她生活在洛杉矶，观念上看得开一些，法律上也不容易胜诉；第二，更重要的是，被“亵渎”者是她的同辈，而不是她的祖先。
　　我的猜想来自近年来众多虚构作品所引发的“后人告状”案。霍元甲的后人要告电影《霍元甲》、杨三姐的后人要告电视剧《杨三姐告状》、周璇的后人要告电视剧《周璇》，诸葛亮后人怒斥网络游戏，甚至柳下惠的后人也要为两千多年前的祖先讨公道，不许人说“坐怀不乱”是性无能。“后人”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力量，因为“有辱先人”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名，凌叔华的女儿就告赢了作家虹影，称其在虚构作品中侮辱了自己的父母。
　　另一方面，近年来祭祖渐成风尚，讲究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今年山东祭孔的规格升到了历年最高，并由官方主办。读经运动也正如火如荼，但越来越不像读书，更不像学术，而是为了尊敬祖先，不过是祭祖仪式中的一部分。
　　于是我想起了鲁迅在上世纪初写的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本来只想套用一个标题，讨论一下“我们现在怎样做后人”，但再看了一遍文章之后，不禁感慨万端，原来我想要说的话都在这篇文章里面了，只是要把说话的对象父辈改为后人。
　　鲁迅的文章以进化论为本，论述长辈不应该束缚后人，而应该解放子女，并让子女去解放他们的子女，这样一直解放下去，后人才可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为了这个目的，鲁迅说了那句著名的悲情宣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五四”文人们在控诉封建家长专制时都有一个美好的假设，那就是这些后人们一旦被解放出来，必定生龙活虎，直奔大好前途而去。如今的情形却让我感觉到，没出息的后人们并不需要什么解放，他们“幸福地度日”就是匍匐在先人的荫翳下，战战兢兢地仰视着过去，生怕有所违忤。我仿佛看到，先人们倒是一个个思想开放、境界高远、行为洒脱，这些后人们却只是老态龙钟的守墓人。如果现在有人像鲁迅那样引述孔融的话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简直要被轰出国门。
　　我当然也不像孔融那样看问题，血缘亲情毕竟无可取代，传统文化也值得尊重，但是后人成为强权势力，动辄以有辱先人的名义阻止文艺创作，更妨碍学术研究，实在是一种没出息的真正有辱先人的行为。
　　后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靠山吃山，张飞的后人想当武术教练，梁山伯的后人想当爱情顾问，诸葛亮的后人要搞谋略文化节，老舍研究要由他的后人当顾问，白居易的后人也要搞一个诗歌研究会。后人们当然可以研究先人，而且还有先天的资源优势，但是平心而论，他们的研究有真正的学术态度和学术方法吗？黄帝研究主要就是为了宣扬华夏祖先的丰功伟绩，顺带为黄帝陵的旅游文化做做广告，这样能研究出什么令人信服的成果来呢？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已经被研究出和女仆有私生子，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又被爆出和黑奴私通，这些历史真相，在我们这种“后人文化”中，能够研究得出来吗？
　　新一届诺贝尔奖已经揭晓，意料之中，和中国人无缘。其实揭晓之前人们已经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中国人不能获奖的原因，我看还应该加上一条，就是以祖先和传统之名的“后人文化”既妨碍了科学精神，也阻止了文学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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