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疼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疼痛科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吕小佳 谭里和 　　 　　策划人语 　　中国有一位著名女作家叫池莉，她给她的一部小说取名叫《有了快感你就喊》。因为这个题目看起来不太“体面”，曾经招来许多没有读过此书的“读者”的一片谩骂，其实读过之后才知道，作家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当人遇到痛快事的时候，总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分享。中国的大学也一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发展非常迅速，有围墙没有围墙的大学到处都是；大学再也不是“清水衙门”；大学教师一夜之间成了“新富阶层”；过去说一片树叶落下来就
　　
　　
　　大学疼痛的“症状”
　　
　　毋庸讳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身上有许多痛处。假如我们不是怀抱一种讳疾忌医的态度，我们可以对大学疼痛的“症状”明确进行指认。
　　行政力把关。现在，随便拉一个人来都能痛斥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通病：以行政偷换学术；以学术偷换创造力；以有益掩盖无趣；以无趣故作高深。“体制外”教授陈丹青指出，大学教育正在用“行政思维”替代“教育思维”。新一轮的大学合并、扩招、扩建运动，不亚于又一场灾难，大学“高大全”了，但行政指令却使大学强行成为校际比拼场。
　　群抄公当道。网上买卖论文；在全球范围内抄袭；为评职称而买版面上论文。这是一些大学的现状，从学生到老师，从学士论文到教授职称评定，无一例外地都发生过抄袭事件。他们要毕业、要升迁、要福利待遇、要出人头地、要跑步进入新天地。于是便把学术变成了一种信息级差下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学校变商场。大学凭什么“产业化”？教育凭什么要变成“消费”？大学资源凭什么要“变现”？大学盛行与公司合作培训模式：由公司招生、教学，由学校盖结业章。每年暑假一过，各大城市的媒体分类广告上，份额颇大的就是各大学的各研究生班招生及培训广告。热门专业的大学老师，正像明星一样忙于走穴授课，公共领域的教授，正奔忙于各地的研讨会、考察活动和商业合作。有研究生感叹说，一年难得与导师见一次面，这等实情实景，委实令人心痛。大学最大的屈辱，就是在不可调和的商业利益面前弯下了腰。
　　都说“读不起”。让人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国家却滋生了世界上最昂贵的大学教育组织；我国大学收费是世界上最富国家的3倍，10年间我们的大学学费涨了20倍。有些事实触目惊心：女儿考取大学，母亲因无力承担学费而愤然自杀；一个胸前挂着“卖身契”的小伙子出现在街头，胸前挂着一张白纸，用毛笔写着“卖身契”3个大字，上面还有一小行空心字：“大一新生筹学费，自愿卖身贵公司，学成回报。”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落实不到位，而且“门槛”多多，困难重重。
　　大学精神的缺失。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此话虽然偏激，但是也透露出我们的大学精神渐渐在流失的现象。要不王小波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营狗苟的学术体制。
　　青春“集中营”。钱钟书曾经在小说《围城》中大骂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从上大学的那一刻起，学生们便获罪了，把青春赌明天的罪，拿知识当赌注博未来，在大学这所青春“集中营”里，死读书活受罪。清华退学博士王垠因此发出呼告：“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像他这样洒脱呢？前思后虑一番：想想家人、想想未来、想想前途，每个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一样，自觉前途一片光明，却仿佛无路可走，那好，还是继续“服刑”吧。结果，在种种社会压力和诱惑下，一些学生丧失了思想理念和人格操守，心理不健全、人格分裂、价值扭曲，残杀同窗、跳楼自尽、自甘堕落等校园丑闻不时见诸媒体，让天之骄子的脸面抹上了不应有的污点。
　　无需举更多例子，我们现在的大学虽然没有病入膏肓，但是我们敢说，如今的大学真到了很危急的地步，到了问题无法回避的时刻。
　　
　　大学疼痛的“病因”
　　
　　中国的大学疼痛，肯定不是一个短时间落下的。它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慢慢形成的。那么，大学疼痛的主要“病因”到底有那些呢？
　　脱离政治和政府而完全独立存在的大学过去、今天不曾有，未来我们也相信不可能有。因为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和行政管理，对大学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但是大学有不同于其他组织的使命，履行这些使命要求其必须有进行独立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必要权利。否则任何来自大学之外的非学术权力的过分干预，不仅可能窒息大学及其学者的思想独立和学术创新，也可能迫使大学做不得已而为之的与其使命相冲突的事情，比如权学交易及由权力资源派生而来的钱学交易等等。为此，原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教授在多次关于该校何以成功的演讲中引用洪堡的观点：政府必须理解，如果政府不介入，学术工作有可能做得更好。卡斯帕尔认为大学成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政府要尽可能地远离大学事务。”
　　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尽管国家反复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给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利，但由于大学的拨款体制及管理体制并未因为经济体制的改变而改变，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依旧是过去那种行政隶属的“婆媳”关系，大学对政府不仅有资金、计划、项目的依赖，甚至有人事依赖。在这样的公共管理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中，大学及其领导者不得不如同行政机构等组织那样作屈服状，以谋求自己必要或更多的资源。于是，有的大学为了自身的“政绩”和局部与近期的利益，逐渐地在一些方面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与价值追求，甘愿沦为某些地方某些领域某些官员的附庸，迎合他们的世俗化庸俗化需求，从而伤了大学的元气和尊严，种种有悖大学精神的疼痛便以种种不同的症状表现出来。
　　诚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大学也不可能脱离市场经济的供求、价值及竞争等基本规律，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市场的需要接受市场的调节。然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还处在尚不完善的初级阶段，其客观存在的局限性、被动性、短期性、功利性对大学的办学理念及其行为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有些大学就因受利益诱惑和驱动，忘记了大学还有其自身规律及办学的使命和原则，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降低到把自己变为一个无所不为的市场。此外，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一些新的社会制约机制、道德规范都有待形成并起作用，故一些不良的文化价值观如拜金主义、投机取巧心理、犬儒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都会逐步浸透到大学内，对其成员的价值观、道德观及思维方式等产生消极影响。大学作为从政府（或纳税人）无偿取得大量资源的组织，其所有活动都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公共性、社会性，并受到社会对她的高度关注。因此，这就要求大学与社会的交换必须是一种公平的、规范的、并无道德不妥的交换，而不能完全用市场规律支配自己和屈从于市场的力量。但我国的许多大学却把这种“交换”市场化、局部化、“小我化”以至私有化。于是大学收费大学建设等就成了一团乱麻，大学也变得不再那么圣洁甚至有些满身铜臭味了。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大学与大学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为了瓜分大学市场化带来的“蛋糕”，上演了争抢课题、重复建设、盲目扩招等闹剧，进一步酿成了为数不少的学术造假、贪污腐败、招生诈骗等悲剧；为了承担这些闹剧和悲剧的代价，多少莘莘学子和他们的家人艰辛奔波，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这种疼痛不仅让大学难受，也辐射到了整个社会。
　　大学出现的种种疼痛，虽然来自政治和市场的力量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并不一定大于大学自身的力量，其根源还必须从其内部来找。如果大学是自省的，大学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追求特定学术目标的机构，只有通过学术领域的卓越才能保持自己的自豪，为此它必须忠诚于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如果大学是自重的，大学就不会把自己混同于官僚组织或商业组织，亦会自觉抵制来自官场和市场力量的干扰，并为之付出努力甚至牺牲一定的物质利益，以保护自己应有的学术自治及学术自由的权利，捍卫大学应有的学术尊严；如果大学是自律的，大学就会建立并完善必要的学术规范制度，以此既自觉规范大学整体的行为又严格约束大学个体的行为。若此，大学的种种庸俗还能有滋生的土壤？问题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某些大学有这样的自省、自重、自律意识及要求，于是其既无法抵制来自大学外部的世俗诱惑和影响，又无力防止自己内部世俗的滋生和蔓延，疼痛怎么会不发生？
　　
　　我们的“止痛药”
　　
　　面对中国大学的疼痛，许多人包括教育者都忧心忡忡甚至灰心丧气。但是有人说得好，中国正处于阵痛的时代，不出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同样，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要想在艰难前行中不被荆棘弄伤，不喊痛，也是非常不正常的，找出“止痛药”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科学规范的学术评审制度。政府应当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学术评审制度。譬如改革立项管理方法，建立重大科研项目的招标制度；增加评审过程及结果的公开透明度，建立异议期制度，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改革学位点审批办法，建立学位认可委员会并完善科学的指标体系及审查评估制度；加大新闻媒体对学术的监督力度。对学术不端行为无情地公开曝光等等。政府部门尤其要加强对大学和学术权力机构及其学术活动的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大学也应当通过建立和完善学术评审制度，以维护科学的尊严和学术的公正性，一方面避免和拒绝各种来自大学外部的诸如官僚体制及商业的干扰，另一方面净化校园学术环境，保证学术质量。
　　在当今实行校长负责制的中国大学，校长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办学治校理念、方法、策略等无不对大学的发展方向及其运行机制构成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除拥有实力雄厚的经济实力外，一个不能被我们所忽视的经验是：办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一流的大学校长。为此，他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大学校长民主遴选制度。反观我们的大学，客观地说，有强烈事业心、责任感及自律精神并掌握大学办学规律、有自己办学理念，能够有效领导和管理大学组织及其运作过程的，且对大学及其成员的未来发展高度负责，能排除外界干扰坚持依法自主办学的优秀大学领导人显得并不是太足。当然，诸如大学的依附性庸俗化等与当前的大学管理体制不无关系，但来自社会外部力量的影响并非是造成大学庸俗化的唯一原因，正如洪堡所说：“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由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选任既有独立办学理念又能领导大学排除外界干扰、坚持学术自律的校长，对防范和治理大学的疾病是多么的重要！而这样的大学校长，非杰出的教育家不能为。
　　道德是由一定社会及其舆论力量来支持的行动规范，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基础文明的具体反映。道德建设的目的在于形成对人的行为起支配作用的道德观，而道德观是人们受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支配所形成的道德认识、道德准则、道德信念，是个体道德的基础，决定着个体的品行。持有不同道德观的人常常以不同的是非、美丑、善恶、荣辱、公私、诚伪、正邪标准来选择自己的言行，以及评价和调整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因此，加强大学师生的道德建设，使大学人在思想上形成与自己职业和学业相符的道德观，肯定不失为我们在大学大力提倡真善美消除假恶丑的一剂良方。
　　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意识和等价交换观念在人们生活当中的渗透，一些学者和学生由于自己的学术成果在短期内得不到价值显现，因而对学术生活产生抱怨情绪，认为搞学术没有出息，甚至认为搞学术是种“迂腐”的生活状态，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很容易在学术圈内产生浮躁气氛。这种浮躁对大学品牌的形成，对经济化的持续发展，对国家创新机制的建立，对中国民族伟大复兴都是有百害无一益的。因此不管是学者，还是学生，都要有一种“十年磨一剑”和甘于寂寞的精神，面向未来“求真、求实、求新”的精神，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背景下，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经济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有一个铁律是不会改变的，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演进，大学依然会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和知识为目的，继而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规范社会行为之使命，对人类素质改善和提高、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公共影响力、推动力的学术组织。我们“揭出病痛”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们开出的几服“止痛药”，也意在使我们的大学尽快走上健康的轨道！使我们的大学真正成为社会的道德良心、民族的文化希望、国家的科学脊梁！我们相信，在疼痛前行的中国大学一定可以担当此重任！
　　
　　大学疼痛的十个标本
　　
　　没论文的讲师遭遇“下岗”
　　在浙江大学的本科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读完四年本科，“可能不知道潘云鹤（浙大校长），但一定知道朱淼华”。
　　
　　其实48岁的朱淼华只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的一名普通讲师。但他开设的公共选修课《西方艺术史》在全校有口皆碑。2003年，在以学生打分为主的全校老师综合考评中，朱淼华排名第七，前六位都是名望很高的教授，作为讲师的朱淼华排名如此靠前，多少显得有些“突兀”。但就在这一年，朱淼华却“下岗”了。
　　按浙江大学岗位聘任的有关规定，教学科研岗位分为本科教学主讲岗位、研究生教学岗位、科研岗位等不同种类，由一级到九级。各岗位的聘用标准虽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都要求有论文发表。在2003年的岗位聘任考评中，因为没有论文等原因，朱淼华在哲学系排名最后，被淘汰“下岗”。
　　“下岗”了，朱淼华却在三校区同时开着课，上着课，拿着只能维持生活的“下岗”工资。面对清贫的生活，朱淼华的精神财富是丰富的；面对尴尬的处境，朱淼华依然坚持站在讲台上。
　　
　　
　　马加爵为何连杀四同窗
　　2004年2月23日，云南大学鼎鑫学生公寓6幢317宿舍发现四具死尸，死者均为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0级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经过调查确认，凶手就是同宿舍学生马加爵。随后公安部发出了A级通缉令，在全国悬赏20万元捉拿犯罪嫌疑人马加爵。3月15日晚，马加爵在三亚落网。
　　事后马加爵交代，2004年2月上旬，他与其同学唐学李、邵瑞杰、杨开红等人在打牌过程中发生冲突，于是产生了杀人的念头。2004年2月13日至15日，马加爵采取“用铁锤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的同一犯罪手段，将唐学李等4人逐一杀害，并把4人尸体藏匿于宿舍衣柜。
　　被抓后，马加爵在三亚看守所写下绝命书：《给十四叔、十四婶的信》。在信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马加爵：出身穷苦，自尊好强，情感丰富。很难相信，这样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是出自一个连毙四命的杀人犯之手。但这的确是真实的。在亲戚的眼里，他是一个好孩子，听话、有志气、好学习；可他最终成了一个杀人犯，而且是一天杀一个，手段残忍，无以复加。
　　2004年6月17日，马加爵伏法，他成为中国社会进程中和教育研究上的一个标本，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沉重符号。
　　
　　“科技启明星”剽窃论文
　　原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胡黎明，曾经是一颗耀眼的“科技启明星”，1992年，年仅29岁的胡黎明被低职高聘为教授，第二年，就获得了硕士和博士生指导教师的资格，他用两年时间走完了别人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路，一度浑身光环，7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可惜，纸终究包不住火。
　　1997年6月6日，华东理工大学校长王行愚教授接到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检举信，详细列举了胡黎明博士学位论文《CVD反应器中超细粒子的形态控制》的抄袭章节、数据及被抄袭文献出处等材料。该校高度重视，当天即由2名院士、3名材料和化学学科资深博士生导师组成专家组，认真审核检举材料、胡的博士论文和相关文献，一致认定检举属实，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存在极严重的剽窃行为。经无记名投票，一致决定撤销其博士学位、取消其博士生、硕士生导师资格。
　　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黎明的上述博士论文成文后，当初“为慎重起见，曾送交20位化学工程、材料科学、化学方面的校内外同行专家评阅，其中有11位为校外造诣颇深的教授，分属全国7所重点大学和3个著名研究所。收回的20份评阅意见中，有18份认为这是一篇较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胡黎明的导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陈敏恒教授，曾任华东理工大学校长，主要是受胡黎明博士学位论文抄袭事件的牵连（据说还有经济原因），中科院学部按照院士章程，由院士们投票表决，决定撤销其院士称号，并在2000年6月院士大会上公布。这也是中科院第一次因学术道德问题而将一名院士除名。
　　
　　一位辛酸父亲的来信
　　2004年11月1日，在南京大学的一个公告栏上贴了一封署名为“辛酸的父亲给大学儿子的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尽管你伤透了我的心，但你终究是我的儿子。虽然，自从你考上大学，成为我们家几代里出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之后，心里已分不清咱俩谁是谁的儿子了。从扛着行李陪你去大学报到，到挂蚊帐缝被子买饭菜票，甚至教你挤牙膏，这一切，在你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你甚至感觉你这个不争气的老爸给你这位争气的大学生儿子服务，是一种特沾光特荣耀的事。”
　　父亲的信中还提到儿子在读大学的第一学期，一共给父母亲写过三封信，加起来比一封电报长不了多少，还是为了要钱。信中诉说了妈妈下岗、爸爸工资微薄的困难之后，还说：“不知在大学里，你除了增加文化知识和社交阅历之外，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
　　这封信贴出来之后，引发了全国大学师生的热烈讨论。我们不知道，这是父亲的苦难还是中国教育的苍白。中国的大学生什么都学，为什么就没有学到讲良心？
　　
　　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
　　2005年岁末，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05级博士研究生在毕业的时候，学校有关老师发现，部分新闻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竟没有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新闻作品。
　　毋庸置疑，博士是行业的领头羊，新闻博士不会写新闻，就像农民不会种地，工人不会简单技术操作一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一位博士生却说：“自己是跨专业考取博士的，以前根本就没接触过新闻业务，而且自己定位是从事新闻理论研究或新闻教学，要会写消息干什么呢？”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生对“要会写消息”的说法也表示不理解。她认为，新闻领域内的一些研究与新闻写作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但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赵振宇教授驳斥了这种说法，认为当前新闻学博士教育距离实践太远，作为一名新闻学博士理应要懂一点最基本的新闻业务，就像医学博士要求会看最一般的疾病一样。如果新闻学院培养出来的新闻学博士连最简短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这将是新闻教育的失败。他还说：“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至少我会在论文答辩时提出质疑。”
　　
　　
　　贫困谋杀了女大学生
　　2004年11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一女生自杀，从办公楼的12楼跃下，脑浆迸裂，绽放成一朵无奈的花；在她的遗物当中，最显眼的就是欠帐单，家住农村的她，为了到这个皇城脚下的大学上学，她向亲戚朋友借了在她看来不啻于天文数字的钞票，而所有的借条上都签着她本人的名字，并注明毕业以后加上相当的利息一并归还。就在去年国庆长假回家返校以后，正准备毕业的她，在感到就业困难的时候，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疏解自己的压力。有关老师到她家里去，看见的是一个完全不能想象的破败家庭，她的家所有的家当，包括即将颓毁的破房，加起来可能还不值3000元钱，这是在大都市近郊的农村。我们除了说是教育和贫困合谋杀害了这个青春女孩，还能够说什么？
　　
　　10万元换取北航录取通知书
　　2004年8月初，一名广西的考生家长反映，他的孩子不久前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但必须交10万元，否则领不到录取通知书。遭到家长拒绝后，第二天就发现该考生被退档。家长被迫交出10万元后才被录取。8月11日，收钱者被警方抓获。警方从其身上搜出北航工作证。当晚，北航负责当地招生的教授庞宏冰被传唤，警方发现其担任总经理的公司最近收取60万元汇款。虽然事后北航清退了违规收取的费用，并给相关考生寄回了通知书，北航校长也向社会做出了道歉，但是却依然没有人承担责任，给广大考生一个交代，还教育一个公平公正！
　　
　　48名“枪手”被“枪杀”
　　2005年11月，四川西华大学在《高等数学》的补考过程中，竟有48名学生请人代考或充当“枪手”。事出后，一场反学生考试作弊的风波开始在西华大学悄悄蔓延，由于这48名学生的行为被校方认定为“考试严重作弊”，根据《西华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实施细则》第18条有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这些学生勒令退学的处分。
　　但是充当“枪手”的学生感觉处罚太重，12名被勒令退学的学生向省教育厅申请行政复议，并表示如果复议维持了学校的决定，他们还将对学校提起行政诉讼。律师也称，2005年3月29日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从今年9月1日起实行，全国的普通高校都应该按照这个规定制定、修改相应的具体办法。但是在对这些学生进行处分时，学校沿用的是9月1日前的《西华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实施细则》而不是新规定，不分具体情节就作出了勒令退学的决定，是不恰当的。
　　
　　湖北大学一副校长“翻船”
　　2006年1月10日，“李金和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武汉市检察院指控，李金和在1999年2月至2005年3月担任湖北大学校长助理、副校长期间，正值湖北大学建造教学科研楼、教工住宅楼、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学生公寓等基础设施。李金和利用职务之便，从中收受了上十家建筑装饰工程单位贿赂共82万余元人民币、4200元美金。
　　案发后，李金和向检察机关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并退回赃款32.5万元人民币，2.7万美元。庭上，李金和对检方指控供认不讳：“我没有好好把握自己，起初是吃吃喝喝，后来就收点土特产，这样越陷越深，直至坠入深渊。”
　　大学校长的“翻船”我们不得不感叹，为什么被我们视为“清水衙门”的校园也成了腐败的重灾区？
　　
　　山东大学校长说“大学排名”
　　关于大学排名问题的争论，近期由于“2005年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出炉，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展涛，山东大学校长。2006年新年伊始，他主动请求做客山东大学研究生会主办的“新杏坛”栏目，题目定为：我心中的大学排名。这是一家民间机构2005年最新大学排名发布以来，国内校长级人物做出的首个反应。
　　“说不关注其实并不是真的不关注！”展涛从朋友发来的短信中得知最新大学排名的事情，当看到山大排名没有下跌时，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尽管并不认可大学排名，展涛还是承认，大学排名实际是社会公众的直接关注，并作为其了解大学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之一。“我到欧洲交流访问的时候，外国的朋友们谈到我们的大学首先也要从大学排名上给予赞誉。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不关注也是不可能的。”他说。“作为学者，我并不在乎什么排名；但作为管理者，我很关注！”与会的另一位嘉宾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炎很直接地说：“教育主管部门用数量化标准衡量教育经费的分配，因此像这种国家重点学科之类的指标，学校必须关注，事关经济效益与今后发展。” 但是提到大学排名是否能真正展示大学风采时，展涛不无忧虑地感叹：“大学已经不容易被公众真正认识了。”
　　
　　中国大学疼痛面面观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温家宝，国务院总理
　　
　　对大学来说，教学、科研是重要两翼。现实的矛盾是，科研牵涉到经费分配和学校考核。论文等科研成果是看得见的，可以摆到桌面上，而且只要花时间就有“成果”――有名有利。教学则是“看不见的”，可能花费了很多工夫，“成果”却不能马上看到。
　　――吴平，武汉大学教务部部长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舍追求的梦想，不幸的是，大部分人追逐的是金钱，或者名利。而这也就更加映衬出另一少部分人精神的崇高，对事业的追求，尤其是对教育事业的追求。
　　――杨春雷，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讲师
　　
　　他们睡懒觉、逃课、上网、打工、谈恋爱……但就是不肯认真读书。临到考试，他们便毫无羞耻地作弊，其作弊手段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于学术论文，他们便四处剽窃、任意拼凑。他们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学术意识，一切为了混一个烫金毕业证，为了找一个出力不多、但报酬丰厚的工作，满足自己的高级物质生活享受。
　　――尹亮，湖南中医药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学生
　　
　　对我们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说，城市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们是在从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往高处走。这个过程中我常常能感到自己的不足，比如我们的普通话讲不好，不懂音乐和计算机，没有那么多见识。这些“短”常常在折磨着我，我无法自信起来。
　　――徐小燕，北京师范大学贫困生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江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我们说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一样。
　　――钟名，美国西北理工大学学生
　　
　　“博导”下课是一个好现象，因为有下课才有竞争，有竞争才能让“博导”的含金量增加，才能让一种真正的学术科研之风在学校刮起，才能让一种真正的学问氛围在学校形成，学校尤其是大学，应该是催生科技创新，学术创新的摇篮，这里不应该被荣誉风，铜臭味污染，这样的污染不仅危害学校的现在和未来，更危害社会的现在和未来。
　　――陈敏，《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
　　
　　我用一位名人说的话来忠告大学生们：“与其有勇气选择死，何不鼓起勇气生。”
　　――郑强，浙江大学教授
　　
　　总体来说，我们学术界的风气还是好的，但在我们整个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学术界也不是世外桃源，它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面对今天更大的诱惑，科学家要付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许智宏，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这一点不容置疑。
　　――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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