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如何评价国学 10部必读的国学经典

　　毛泽东的一生影响了全党和全中国，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而我还有一个独特的看法，即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古人和国学的评价，也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 　　青年毛泽东的大受益处是他在1912年～1913年间在湖南省图书馆刻苦自修了半年，然后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省立第一师范)。现存毛泽东在1913年10月～12月间的《讲堂录》确实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杨昌济讲的修身课和袁仲谦讲的国文课。依毛泽东的性格，这篇《讲堂录》绝非他机械地做课堂笔记，而是心有所得而录之。
　　我们先说国文(按，当时所称的“国文”即古文也，参见毛泽东1916年《致黎锦熙信》“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文稿》第59页)，《讲堂录》中有听讲韩愈文章的记录，也有毛泽东自己阅读韩文的笔记。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说，他的国文教员袁仲谦不赞成他学梁启超的文体，他便转而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文稿》第613页注释)。毛泽东的这一“学会”，对于他以后的发展大有助益。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这与他青年时期的学习古文不无关系。而且，毛泽东曾以其文采飞扬屡挫蒋介石的锐志，据说蒋介石在看了毛泽东的文章后曾有“欺我无文”之叹。
　　更重要的是杨昌济讲的修身课，我们略抄以下几段：
　　白沙事迹，详《明儒学案》。宋元多理学之士，有《宋元学案》。(《文稿》第581页)
　　涤生(曾国藩)日记：言士要转移风气，当重两义：曰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文稿》第581页)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文稿》第589页)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文稿》第589页)
　　从以上记录中，我们可一瞥青年毛泽东所接受的国学根底。
　　从杨昌济1915年的日记看，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两年间的学习中已经“异才”秀出。杨昌济“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这在1913年已经开始了。1915年间，毛泽东颇受比他长3岁的教员黎锦熙的影响。毛泽东在1915年《致萧子升信》中说：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日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闻黎君邵西(锦熙)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文稿》第21--25页)
　　以上论述，颇多精彩之处，举其要而言之：其一，此信肯定了孔盂以来的“博学”方法，认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其二，受黎锦熙的影响，毛泽东此时已颇重视“通识”。文中关于王安石变法“无通识”“行不适之策”而必败之说，高卓于此后近百年的论王安石之书。其三，文中关于历史学当以“公理公例之求为急”。又“当注意中西之比较”，以及关于地理等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的论述等等，都堪称卓识。其四，最可注意者是其指出“国学”乃为学之“要”，“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又谓“首贵择书”，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乃择书之首选，这不仅可为“国学”之必要来正名，亦可为今日学者之学“国学”提供一把锁钥。
　　毛泽东在1917年的《致黎锦熙信》亦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信中说：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衷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当今之世，宜以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文稿》第85--86页)
　　毛泽东之所以“独服曾文正”，以其在袁、孙、康以上，一是因其“学”有本源，二是因其事功“完满无缺”，即曾文正乃“办事兼传教之人也”。此时，毛泽东仍重视“学如基础”，但对“国学”已进行批评，有了“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宏志。然而，这种“改造”“变换”从何下手呢?毛泽东在信中说：
　　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则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令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三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任……三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以勉强支持也。(《文稿》第89----90页)
　　毛泽东当时所想的仍是要“读书”、“教书”和“办事”，而想得最多的是“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先“略通国学大要”，然后“求西学大要”，“以几其深”，并且以颜渊之箪瓢与范仲淹之画粥以自励。盖由此才可渐达“改造”“变换”之功。
　　毛泽东于1918年8月由湘赴京，与蔡和森等筹备赴法勤工俭学，于1919年4月因母病而返湘，以后受“五四”运动影响，创办《湘江评论》， “宣传最新思潮”，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此后，毛泽东对古人和国学的评价有很大的变化，此不待言，但他早年的评述古人和打下国学根底对于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和作出卓越贡献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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