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新贵华城私人会所【顶级会所的旧牛与新贵】

　　什么才是真正的顶级会所 　　 　　每次写会所，只要纠缠到历史，毫无创意的撰稿人就开始扒百度上那点事儿。一上来起源都是17世纪的英国，因为绅士们不屑于随便下馆子、去银行，所以上流社会就有了这种俱乐部，供绅士们在自己的俱乐部里结交朋友、用餐，就连写信、写短笺他们也都尽量用所在俱乐部的纸张，只有这样才够得体，够有范儿。
　　其实，我们现代的俱乐部也并不是纯粹的舶来品。中国人向来是聚族而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因此，中国古代早就出现了会所的雏形，称作会馆、公所。
　　会馆盛行于明清和民国时期，是一种地缘或业缘性的传统社会组织。简单地说，就是同乡人或同业人在京城或都市里创建的“聚会寄居场所”，有点像如今各地驻京办附近的民间会所。旧时的学子、商人、进城闯荡的漂泊者或打工的农民，都可凭同乡或同业的关系免费或少费寄居在这里。陈独秀、毛泽东、阿英、蒋光慈、王莹、沈从文、丁玲等一大批人在出名之前，都曾得济于会馆之助。尽管这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私人会所差异很大，但俱乐部“人以类聚”的传统却是一脉相承。
　　再说得远一点，中国的达官显贵们自古就有建私人会所的传统。为彰显自己的财力，或突出个人品位，圈地建宅，极尽奢华之能事，却不为自己久居，而做呼朋引伴之用。友人们聚在一起，再拉拢几个文人墨客、青楼佳人，时而饮酒作乐，时而议天下之事，一切本是常态，如此才能符合身份。
　　待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俱乐部作为舶来品披上了欧美文化的光鲜外衣，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大行其道。长安俱乐部等著名的“京城四大”私人会所，长得一副聚宝盆模样，雍容富态，是否有5000万元的公司资产成为进入俱乐部最基本参考标准。
　　去四大俱乐部请客吃饭，对某些人来说不再是一件格外荣耀的事情，而是透着俗气和难与时代接轨的“暴发户”气质。
　　与长安俱乐部同在长安街，偏安CBD的兰Club则是近年来北京新会所的代表。弥漫着菲利普?斯达克固有的颓废奢华，兰Club不再强调会员制的重要，而是用价格和设计直接将目标客户以外的人群拦在客厅之外，并招致大批有消费能力的潮流人士追捧。两年前一个沪上艺术家朋友出差来京，我好心为她安排好吃的大董烤鸭，她却生生叫嚣要去感受兰Club的昂贵，足见新会所来势之凶猛。
　　
　　“京城四大”的前世今生
　　
　　“那个时候的俱乐部真是火，尤其是圣诞晚宴和跨年party，真的是一票难求。”赵先生说。赵先生自2000年起加入长安俱乐部，今年30岁出头，拥有两家公司，主要从事环保领域产业。回忆起当年加入长安俱乐部时的心情，赵先生依然甚是自豪。
　　“2000年时，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正式成为长安俱乐部的会员。当时我的家人听说我花1.2万美元获得了长安俱乐部的终身会员资格，而且每年还要交1250美元会费，他们都惊呆了。其实，我申请进入长安俱乐部，并不是因为想满足虚荣心，也不是为了用这个资格来证明自己的尊贵，而是长安俱乐部里有的700多名会员个个堪称是商界的精英，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就可以偷学到许多真经。这对于学物理而并非学经济的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的机会了。”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四大俱乐部的会员构成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有老派的绅士、港商、巨富光临俱乐部，许多像赵先生这样，创业有成的中青年也不惜掷重金换会籍，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摆派头，而是希望能够凭借这个更高层次的社交平台，结交更高层次的朋友，以便获得更高层次的商业目的。一时间，高端会所从包揽上流阶层的闲暇时光，迅速过渡到充满浓重的商业气息。
　　自国内第一家高端私人俱乐部――长安俱乐部1993年进驻北京以来，京城俱乐部、美洲会、中国会等其他顶级会所都各自为政，谁都不服谁，并强调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俱乐部虽然已在京经营多年，但利润却越来越不乐观。然而，伴随着中国新富阶层的成长，以及这一阶层在奢侈生活方式消费上的大胆与创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禁让高端俱乐部乐观地以为属于他们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事实上，他们的判断并没有错，只可惜打错了算盘。俱乐部选择降低“门槛”，的确换来了短期利益，却为未来种下祸根；大量引进新生奢侈品牌，的确很快赚到了钱，失去的却是会员对俱乐部的信任。
　　2003年的“京城俱乐部事件”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累积到一定程度爆发的产物。
　　“当时，我们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俱乐部当局没有履行其入会时的服务承诺。”中凯国际投资顾问公司(香港)欧亚财富投资公司董事长冬夏女士说。
　　她口中的承诺究竟是指什么呢?据她介绍，当初的承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服务上乘，不仅有各种花样品种的免费商务早餐，而且每月至少举办一次商务交流活动；二是会员数量实行封顶制度，最高不超过1000名。
　　“1994年就身为京城俱乐部的会员，我有一种自豪感和优越感。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也成就了很多大事，从总经理到员工都非常热情，无论是宴请朋友，还是组织活动，都很周到。但从1999年以后，一年不如一年，到了2003年感觉更差，不要说请朋友，作为会员，我还感到一种压抑感。”
　　冬夏女士举例说，在SARS期间，给会员的免费早餐只是面包加牛奶。当时俱乐部停止举办活动，但大部分服务却照收月会费。如果这在非常时期还可以理解的话，至少这两点是令人无法释怀的：一是会员的月费一个劲地涨，从当初每人每月的1000元涨到近1400元；二是会员数量已经发展到目前的1200多名(到2000年就已经有1200名会员)，这些均没有事先知会会员并征得同意。与此同时，俱乐部管理者在当年7月还新招收了32名会员，并计划设置一年制会员和一个月制会员。“这些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俱乐部这样做必然使我们的会籍价值大幅度贬值。”
　　SARS的爆发在缓解了会员和管理者矛盾的同时，也激化了会员心中潜藏的不满。SARS刚过，6月23日，近百名俱乐部会员“揭竿而起”，发起了维权活动，并成立了代表会员利益的5人维权会，中凯国际的冬夏女士被推举为秘书长。维权会一方面设置会员联络信箱，将会员的要求、建议与感想集中整合，另一方面就以上情况积极与俱乐部当局和理事会进行郑重交涉。与此同时，维权会发布公告称：“鉴于俱乐部当局严重违法违约的事实，我们从7月开始停止上缴月费，直到问题解决!”这份传到俱乐部管理当局的公告上，同时签满了92名会员的名字，其中不乏声名显赫的大公司老板与驻京首代、大使级官员。
　　后来，尽管这件事情以一拍两散不了了之的形式告终，但高端俱乐部在富人们心中的形象却大打折扣。这件事情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会员对俱乐部信心尽失，连俱乐部员工的工作热情亦受打击。我曾在2004年采访过京城俱乐部的会籍总监，那时她已在京城俱乐部服务了7年，并表示未来的7年、70年，都还希望能为俱乐部的会员服务。结果，仅仅7个月后，这位总监便悄然离职。
　　时隔5年，今天的京城四大显然已经退去了往日的辉煌。某夜途经长安街，却见长安俱乐部大楼上的霓虹彩灯坏了一部分， “长安”两字光亮不再，只剩下“俱乐部”独自支撑。为配合本次对私人会所的报道，特地打电话去美洲会要求采访，却被告知美洲会暂停业，据说会在12月重新开业，其他的便无可奉告。
　　新贵们簇拥着新会所，与从前富人们喜欢去会所里“攀高枝”的心态不同，如今的新贵们不但有资产，也有资历，各人有各人的骄傲和趣味，也乐得在同一会所中和谐共处，并不以攀比炫富为荣。与会员一样，私人会所经历了从“暴发户”到“上流社会”的演变，不但不在装潢上镶金戴银，服务也更加去功利化，开始注重菜品等实在事。是的，会所的管理者和我们一样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有钱的人钱多，人却不傻，反而精明得厉害，他们的钱比想像中难赚得多。
　　
　　(摘编自《商界时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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