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高物价背后的民生焦虑] 民生物价

　　最近全国的菜价，就像坐火箭一般猛地往上蹿。国家统计局宣布，全国八成食品价格普涨30％。市场里的菜价一天一变，有人戏称买菜就像买股票，菜市场应该改名为“蔬菜副食品交易所”。
　　11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10月份CPI涨幅达4.4％。虽然统计局否认全面通胀，但此数据距公认的5％恶性通胀是咫尺之遥。
　　价格体系犹如一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油你涨”、“玉米疯”、“苹什么”、“辣翻天”、“药你苦”、“棉里藏针”、“煤飞色(有色金属)舞”……涨价在席卷一切商品。
　　但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却在说：“中国要想成为强国，必须有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关键是，只见物价高，不见收入涨，中国人能否捱到“三高强国”的那一天?
　　抛储、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府开始出手，但“神马皆为浮云”，通胀预期像正在恶化的肿瘤，还在继续蔓延……
　　
　　2010年，失控的价格
　　
　　超市里挤满了拥挤的人群，生鲜肉区前更是人头攒动，猪肉分割区前，工作人员每分割一块五花肉，马上被放置区前的人们所哄抢。
　　分割工作员是一位小伙子，脸上的汗在往下流，看着这么多人，他有些着急，捋起胳膊，刀飞刃舞，但等待的人群是越聚越多。
　　这是北京家乐福九棵树店内一个角落，五花肉正在进行特价销售，每公斤价格是18元。一个正在等分肉的女士说，这肉其实不好，好肉都被割走了，就剩猪皮和一些肥肉挂着点瘦肉。“但这个便宜啊!那边好的五花肉33元一公斤，排骨42元一公斤，吃不起呀!”这位女士说，她每周来家乐福采购鲜肉，这周的肉比上周每公斤涨了2到4元。
　　“国庆之后，11月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所有的产品都开始疯涨?”北京的张先生问。这也是市场急切寻找的答案。
　　通胀苗头最早出现在今年4月初，当时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2009年底的负增长率悄无声息爬到4月份的2.8％，大宗商品价格在蠢蠢欲动，有色金属、大豆、橡胶、钢材等价格都在短期内出现过猛涨。当时，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官员都表示，价格上涨主要来自国际输入，国内通胀的压力尚在可控之内。
　　不过，当时按照国家大宗产品工作协调小组的建议，国家发改委仍在一周时间内先后两次抛储橡胶总计6万吨，抛储纸浆2万吨，一个月后抛储钢材2.7万吨，两个月后再次宣布抛储第六批储备糖10万吨。
　　当时国家发改委官员表示，2010年物价上涨的高峰可能将出现在七八月间，但之后全球和中国经济出乎意料的放缓，政府开始放松了对通胀的警惕。
　　7月，大宗产品价格开始年内第二次发力，这一轮价格上涨还伴随着国内多个区域农产品价格上涨，以绿豆、蔬菜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突破年内最高纪录，当时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36个城市中近七成食用农产品在涨价。
　　7月13日，国家发改委价检司出台《关于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时期价格违法行为处罚的特别规定》(征求意见稿)，此文件目的是制止恶意囤积、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等价格违法行为。但文件公布实施至今，发改委没有公布过一起价格违法事件。
　　从7月到9月，CPI仍在缓慢爬行，从4月份的2.8％一步步走到了3.1％、3.3％、3.5％、3.6％……但包括统计局在内的政府部门依旧说，年内3％通胀率可控。
　　十一后，价格突然失控，从现货到期货，从批发到零售，所有商品的价格如脱缰之马，都在上涨。
　　11月1日到11月10日，大宗商品掀起新一轮涨价高潮，10天之内，PTA现货涨幅超过2675元，达到每吨11250元，MED(生产长丝的化纤产品)十天内涨幅达1385元，至9100元；螺纹钢和热轧卷板品种的钢材现货价格自11月1日开始几乎每天上涨30元左右……
　　全通胀气息步步逼近，政府口径年内第一次转变，11月9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正式表态，今年的CPI上涨将超过3％的政府预期调控目标。
　　
　　物价上涨五大原因
　　
　　第一，是货币发行过量，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最近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国际市场大部分商品价格在急剧上涨，石油到了每桶87美元，棉花、糖等都上涨很厉害。
　　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打开了货币的闸门，决定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很多学者担心，“泛滥成灾”的美元将迫使其他国家物价加速上涨。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先生认为，近两年以来美国一直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诸建芳认为，在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泛滥及通胀预期升温的背景下，石油、基础原材料和棉花等这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三季度连续上涨，并快速传递至国内市场。当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时，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必然从供应方面提升价格。
　　第二，一些临时性的因素，如今年的灾害天气导致蔬菜价格上涨。
　　棉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朱亚楠是一家纺织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的棉花价格上涨之快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受寒冷天气影响，今年新棉上市比以往迟很长时间，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原因减产，导致棉花涨价。目前棉纱价格较今年5月份涨了近一倍。棉布的原料就是棉纱，随着棉纱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就增高了，棉布价格也就相应增加了。”
　　棉布价格上涨，直接影响就是服装价格跟着上涨，而最终为此“埋单”的是普通消费者。
　　第三，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快速向城市流动，农村的生产资源相对减少。农村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如新疆的采摘棉花报酬现在是按公斤算，3块钱采摘一公斤皮棉。
　　第四，热钱炒作的因素。
　　今年上半年绿豆、大蒜、棉花等都出现了价格上涨，棉花每吨涨到了33000元。郑州交易所11月8号棉花期货一天成交300多亿，大大超过了正常的范围，换手率很高。上半年绿豆和大蒜也出现了囤积居奇、恶意炒作的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就认为，外来的“热钱”和国内的游资联手投机是造成物价快速上涨的幕后推手。
　　袁钢明说：“最新的原因还是各种农产品的炒作。有些农产品的炒作还有点道理，易于保存，比如生姜、大蒜、绿豆，但是后来又传出苹果、鸡蛋也开始炒作，应该说这是跟风上涨，从而也造成零售商跟风上涨。”
　　对于那些手里攥着大量闲置资金的人来说，炒农产品似乎是今年发财的一条捷径。正因为如此，带着巨额现金到主产地抢购、囤积农产品的人不在少数。这样就人为造成了部分农产品供应短缺，价 格迅速上涨。
　　第五，政府因素。
　　在物价上涨的众多推手中，政府的身影也不时显现。在中国，水、电、天然气、成品油等资源性产品的定价权基本上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今年以来，在深入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的背景下，各地政府纷纷上调了这些公共产品的价格。因此，有人称资源价格改革就是“涨价”，并认为政府的这种行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一连串的价格上涨，最终形成通胀。
　　
　　物价上涨，谁能接受?
　　
　　与民众在超市中的抢购潮相比，国务院、发改委等政府部门要显得镇定得多。发改委相关官员表示，目前物价上涨依旧可以接受，因为此轮价格上涨结构上主要由农产品带动，造成包括大宗原材料在内的物价整体上涨。国务院一位部委官员也表示，国务院对目前通胀的担忧并没有大家想象的严重。原因在于这次农产品价格上涨与此前几次不同，此前价格上涨的利润绝大部分被中间环节拿去，但这一次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更多留在了农民手中。
　　不妨仔细分析这两个表态。发改委官员表示“物价上涨依旧可以接受”，但可接受的主体是谁呢?是“政府可以接受”还是“民众可以接受”呢?一般来讲，就居民、企业、政府三者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而言，居民的抵抗力和承受力必然是最低的。企业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加价销售产品弥补其在原材料涨价中所遭到的损失，政府也可以通过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来化解物价上涨所造成的危机。而物价上涨对居民生活的关联度最高，居民的感受和受到的冲击必然最早也最大。
　　虽然有承受力的高低之分，这三者之间并非是相互独立的。无论经济学的解释是哪种，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物价上涨必然直接消解民众的幸福感，并更加关注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以及腐败问题，对社会稳定造成心理和实际的冲击，政府的承受力无法置身事外。
　　所以，应对物价上涨不仅是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学和社会学问题。如何看待和应对物价上涨，能否从经济领域的问题中看到其中的政治风险，其实首先都考量的是一个政府的现代政治意识。
　　
　　应对高物价，政府要拿出智慧和耐心
　　
　　应对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方法有多种，世界各国常用的主要有：一是价格管制，这是最原始的方法；二是通过财政、税收、货币等金融政策来调控，这是目前用得最多的方法；三是通过升值本国货币来减少流动性，这种做法很容易对出口造成影响，也极容易演变成通货紧缩，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做法；四是通过减税以提高经济效率来对冲通货膨胀的影响。
　　其中，价格管制以前不少政府都采用过，但极少成功过。因为价格管制在导致市场定价失灵的同时，也否定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这注定了价格管制只可能是紧急状态下的紧急措施，不可能成为常态下的正常措施。
　　从原因来看，我国这一轮通胀的成因，主要是超发货币引起的，虽然对是否超发了43万亿货币存在争议，但对超发了货币的事实本身却是没有争议的。面对物价上涨，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不是已经意味着我国的农业已经是一个低风险高收入的产业了?显然不是。人民群众之所以对物价上涨意见很大，根本原因就是民众本身还没有富裕，却又被狠狠地征收了“铸币税”，人民币征收了一次，贬值的美元也征收了一次，导致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难以承受物价上涨之重。
　　如果目前实行价格管制，必然会产生三大后果，一是打压了农产品价格，将挫伤农民种田的信心，会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二是多余的社会资金需要找出口，极有可能导致房价调控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导致其他商品的非理性炒作；三是会刺激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微观参与，将加剧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还会增加权力的寻租与腐败的机会。
　　目前，在“调结构”的背景下应对通货膨胀，物价管制并不是最佳选择。我认为，目前可以考虑采取综合措施，一是继续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配合微幅加息；二是将人民币适当升值与减税相结合，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减轻百姓税负；三是将“铸币税”返还于民，如果超发43万亿人民币，就可给每一个中国人发放4万元的现金或者消费券，当然，这个补贴应根据实际超发的货币数量与国家社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收入情况综合权衡之后来进行；四是进一步加强和加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提高。
　　
　　[链接]韩国应对物价上涨的做法值得借鉴
　　
　　10月，韩国的蔬菜等新鲜食品价格同比上涨49.6％，创下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两年来，韩国人最钟爱的食品――泡菜的原料大白菜的价格上涨了30倍，这场“泡菜危机”甚至震惊了全球。对此，韩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从11月1日起，把燃气费平均降低4.9％。二，增加比往年价格高的大蒜、辣椒、洋葱等食品的进口，并于11月底集中投放市场。10月中旬后，因政府放宽并增加相关产品进口，新鲜蔬菜等价格已经开始回落。
　　不难看出：降低燃气的价格既可以直接降低居民的生活负担，又可以抑制通胀的预期。而增加进口就是为了扩大供应，从而通过市场的供求机制平抑物价。或许有人要问：韩国降低燃气费不也是直接的行政干预吗?是的。但燃气费本来就在政府管制的价格之内，政府降低燃气价格并不是干预市场。归纳起来，韩国的经验就是“双管齐下”：即在政府管制的范围内使用行政手段，而在市场领域则运用市场机制。而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在物价加速上涨、通胀预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很多地方的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或举行天然气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上调的听证会，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行政管制范围内的公共品价格，政府不去限制，却要到市场上去“限价”，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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