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疯狂打电话 疯狂高利贷是中国经济的罂粟花

　　今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省亲扫墓,亲逢一起高利贷纠纷。有个五金机电外贸公司的小老板向我哭诉他借高利贷的惨痛经历。由于银行借贷无门,他转而向民间高利贷伸手救急。一次借15万元本金,两年时间利滚利成185万元。另一次借50万元本金,两年时间也连本带利膨胀成275万元。小老板无力偿还,不但公司所有财产被用于赔偿,还被放高利贷者告上法院,封了房屋,无家可归,闹得妻离子散。我听后非常震惊,当即为他写了一份材料寄送省高院。前两天,他来电告诉我,在当地法院的调解下,放高利贷者同意免除其中185万元,另外275万元,对方分毫不让。
　　“你不能报案吗?”
　　“公安派出所说是经济纠纷,不受理。”
　　电话那头一阵揪心的抽泣。
　　俗语说:高利贷,阎王债,陷进去,出不来。小时候看著名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因高利贷被逼得家破人亡。高利贷,这一旧社会的毒瘤,在当代中国披上各种合法外衣,死灰复燃,愈发蔓延,成为一支姹紫嫣红地绽放在各个阶层行业的经济罂粟花。
　　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每天只要翻开当地晨报、晚报或都市报,各类借款信息广告,目不暇接,跳入眼帘。“两分贷款,当天放款”,“当日放款可垫还”,“速办大额贷款”,甚至抬出“全国重质守信单位”、“国家AAA级信用”、“省级十佳信誉”等金字招牌。曾几何时,这些在桥墩上、台阶上、马路边墙上见不得人似的牛皮癣广告,居然登上主流媒体版面,鸣锣吆喝,广而告之了。在很多地方还可以看到“债务专业快速清收”的追债公司广告。
　　民间高利贷利息收益惊人,成为当下趋之若鹜的赚钱行当。表面上看,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于普通居民和企业,但稍作深究,可以发现不少民间借贷资金最终来源于银行。在高利诱惑下,很多工薪阶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而后以月息2.0%至4.0%出借于担保公司或民间职业借贷人。而一转手,就可谋取数十倍的超高利息。
　　银行被高利贷侵蚀。在民间借贷中介人和银行工作人员互相合作下,形成潜规则:不管银行实际贷款利率是多少,贷款人都要支付1.5%的月息。更有甚者,里应外合,把银行资金巧立名目分流至担保投资公司,当作高利贷本金,谋取月息5%以上的高利贷暴利。
　　百强企业也经不住高利贷诱惑。在目前国际国内环境对企业不利的情况下,一些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十分困难,急需资金注入,但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而大企业较容易从银行得到贷款,出现部分大企业宁可自个停工减产,也把大量从银行得到的资金用于放高利贷,造成“高利转贷”风盛行,而民间职业借贷人之间相互拆借,促使高利息节节攀升。房地产企业更成为民间高利贷的首选优质客户。浙江某县级市的百强企业,没有一家不参与高利贷的。高利贷的暴利,让一大批企业家错乱了价值观,迷失了企业家道德,已经无法满足企业正常的利润收益,无法安心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发展。这将从根本上摧毁企业的生产力。
　　更为严重的是,民间高利贷已经渗透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高利诱惑下,部分党政机关领导参与了高利贷资金筹集、发放和催讨等环节。原永康政法委书记朱兵企图外逃事件,正是高利放贷失手所致。朱兵曾从亲友等处筹集巨额资金出借给一个房地产商,以获取高额利息,并为房地产商提供债务担保。去年九月房地产商借组织职工集体旅游之机,蒙蔽众多债权人耳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逃往国外。相关债权人转而天天盯牢担保人朱兵,蜂拥螫之。上千万巨额高利贷,岂是一个公务员的收入所能担保偿还得了?疯狂的高利贷,逼得一个本有锦绣前程的政法委书记,走上企图外逃的荒唐路。
　　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江浙一带,许多地方的政府官员都不同程度参与高利放贷。一些民间借贷中介人根据领导级别,分别给以不同高利息回报。普通公务员月息3%,科级领导月息5%,处级以上领导月息10%。不少政府官员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成了高利贷者的保护伞。凡是参与高利放贷的寄售行、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无一例外都有政府官员的隐性股金或分红。
　　高利贷严重危害中国社会经济秩序,其泛滥无度已经引起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巨大负面效应,足以值得用刑法来规制这一行为,明确规定高利贷行为违法,严禁民间高利借贷。
　　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钱有了,精神死了。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摘自《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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