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之子傅小石传奇:傅抱石

　　 西谚有云：“上帝为你关掉一扇门的时候，会同时打开一扇窗。” 　　 傅小石是国画大师傅抱石的长子，一生跌宕起伏，充满坎坷。童年被称为“神童”，青年成为“右派”，壮年成为“囚徒”，中年又因脑出血导致中风，四肢三残，九死一生。但他情系画坛，矢志不渝，以左笔创立没骨人物画，在中国人物画领域独领风骚。
　　
　　郭沫若对傅抱石说：
　　小石是神童，我看将来要超过你
　　 在父亲傅抱石的眼中，小石极富绘画天赋，这点在他九岁那年就被证实了。
　　 有一天，九岁的小石独自在家，有人登门造访，小石说：“我爸爸不在家。”来人见傅抱石先生不在，微笑着向小家伙挥挥手便走了。傍晚，父母回家后，小石将有人来找的事告诉了父母。父亲问：“来客是谁？没留张条子吗？”小石方想起自己忘了询问来客姓名，于是瞪着两眼答不上话来。他忘记了父亲嘱咐的大人不在家时客人来访务必要留条的规矩。父亲很生气，因为那时傅家居住在重庆的金刚坡，离城很远，客人找来不容易。父亲弓起食指在儿子的头上敲了两个“毛栗子”，责怪道：“看你，这都不问清楚！”小石望望父亲，用手揉揉被敲疼的头顶，没吱声。少顷，他随手取了父亲一个空烟盒，用铅笔三下两下画出一个头像，交给父亲说：“就是这个叔叔。”傅抱石接过烟盒纸，见上面画着一个颧骨很高，左脸颊上还有一颗黑痣的人物头像。
　　 “啊哈，原来是王景祥啊。”父亲一眼认出了画上的人，是他中央大学总务处的一位同事。
　　 傅抱石不禁为儿子得意起来。他亲昵地抚摸着儿子的大脑袋，向妻子罗时慧竖起了大拇指：“嘿，这小子，日后肯定比我能干！”此后，傅抱石逢人就夸小石。
　　 那时，诗人郭沫若是傅抱石家中的常客。一次，郭沫若又来傅家，看到墙上贴满傅小石稚嫩的画作，惊叹道：“这是在开画展呀！”他一幅幅欣赏，边看边对傅抱石说：“傅公，小石真是神童啊，瞧这架势，我看将来要超过你呀！”
　　傅小石说：我爸爸的画不怎么样
　　 1953年，傅小石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那年秋天，二十一岁的傅小石怀揣着人生的梦想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此时的傅家住在南京。父亲傅抱石和母亲罗时慧去车站送他，父亲包了一辆黄包车，一直把小石送到下关码头，然后坐轮渡到了浦口车站，目送儿子上了车。
　　 傅小石做梦也不会想到，七年后，等他重新回到这座城市时，头上会戴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
　　 入大学后，傅小石度过了几年快乐时光，可谓如鱼得水。
　　 在南京二中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进大学后又成为入党培养对象，并因品学兼优被选为班主席，很快，他就成了公认的“学生领袖”。
　　 他天性活泼，乐观爽直，身上有一股无形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那时，经常有企业和文化单位请他画广告（他为电影《漂亮朋友》所作的广告画还被收入一本电影广告集中）。每当有收入，他就邀上三五同学好友，到学校附近的小餐馆改善一下生活。
　　 他也深得老师们的赞许。
　　 1956年，傅抱石应邀至中央美术学院讲学。在欢迎宴会上，系主任吴作人向院长江丰介绍说：“傅先生的长公子就是版画系的傅小石同学。”
　　 “哦？小石呀，那可是个天才呢！”江丰用他的上海普通话由衷地赞扬了一句。
　　 “你们可不要夸他，要好好捶打他才行！”傅抱石心中美滋滋的，为儿子得到老师们的称赞骄傲。
　　 “小石不可小视，他现在版画的水平在业界已崭露头角，后生可畏呀，将来说不定能超过你啊。”系主任吴作人颇为自己的学生自豪。
　　 “都是你们几位老兄教导培养得好，我敬你们一杯。”傅抱石的善饮在画界是出了名的，社会上曾有传闻，说要想傅抱石画画，就要请他饮酒，要想傅抱石画好，也要请他饮酒，他是每醉必画，而且得心应手，常在醉后有神来之笔。
　　 “来，为你有这么个好儿子，我们有这么个好学生，干杯！”
　　 几杯酒下肚，傅抱石趁着酒兴对美院几位先生说：“你们帮我看着小石这孩子，可别叫他翘尾巴。我听说有一回，有人问他：你爸爸的画怎么样？你们猜他如何回答？他说：我爸爸的画不怎么样！”
　　 众人皆笑。
　　 “你们听听，小小年纪狂妄到了什么地步！”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呀！”众人皆打圆场。
　　 傅抱石此时并不知道，一场天大的灾祸正在向自己的儿子袭来。
　　他说：胡风不是个坏人，
　　章伯钊和罗隆基不像“右派”
　　 “反右”运动开始，小石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右派”。
　　 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是说了胡风和民盟领导人的好话。
　　 1938年在重庆金刚坡时，胡风一家是傅家隔山相望的近邻。傅小石和胡风的儿子胡小谷是好伙伴，因而经常到胡风家去借书看。一来二往，胡风在小石脑海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天，小石得了稿费，邀三五好友到校门口小饭馆聚餐，几杯小酒下肚，嘴便把不住关，借着酒气，傅小石说：“我看，胡风不是个坏人。”
　　 那时,胡风已经被抓坐牢，敢说胡风好话需要些勇气。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坏人？”
　　 “他家曾经做过我们家邻居，胡风那时骂国民党骂得厉害。”
　　 他又说：“章伯钊和罗隆基是‘右派’？不像！依我说，就是‘右派’，也是个‘红右派’。”他哪里知道，章伯钊和罗隆基是毛泽东钦点的“右派”总头目。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这一番私下的议论被一个要好的同学告了密，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证据。傅小石倒霉后自己反省：最危险的敌人来自你的朋友。
　　 其实，他被打成“右派”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恩师――美院的院长江丰也被打成了“右派”。江丰的罪状，一是“反中国画”，二是“反文化部”。江丰是版画家，受西画影响较深，坚信“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但国画传统是临摹，文化部支持美院国画系试行双轨制教学：一轨是遵从江丰的“素描制”，一轨是遵循从临摹入手的“传统制”。江丰有不同意见，反对双轨制。这事不知怎么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中国画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去占领。”运动一来，江丰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成为“右派”向党进攻的“美术界的纵火头目”。他的支持者吴作人、李宗津、董希文也成为“右派”队伍中的成员……
　　 傅小石作为江丰、吴作人的得意弟子，自然也难逃一劫。
　　傅小石成了一个皮包骨头的瘦猴
　　 1958年，在美院头号“大右派”江丰的带领下，傅小石和美院的二十多个“右派”一起，被发配到河北双桥农场劳动。开始，他们的任务是刨坑种树。冬天的北方天寒地冻、哈气成冰。有个笑话，说半夜有人起来小便，等小便完人也走不动了，原来小便已经在空中结了冰，需要拿木棒敲。他们在冰冻的黄土地上刨坑，犹如在钢板上绣花，一镐下去，啃出一个白色印痕，有时镐头被弹起来，当当响。
　　 小石那年二十六岁，年轻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他和冻地飙上了，当当当，接连几镐头下去，火星直冒，震得胳膊发麻，虎口开裂，他仍拼命地刨，一声不吭地刨着，等刨开冻土层，浑身的衣服早已被汗透湿。小石全然不顾，用袖子擦擦脸上的汗，继续向下刨。刨开冻土层后，接下来的土层就好对付了。小石的干劲让一同劳动的“右派”们傻了眼，经常是别人还在望着冻土发呆，小石的一个树坑已经完成。自己任务完成后，他便去帮助那些老人和女同胞。
　　 被打成“右派”后，傅小石内心经历着痛苦的煎熬，但他在劳动中平息内心的疑惑和苦闷。
　　 小石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傅抱石惊出一身冷汗，妻子罗时慧禁不住失声痛哭：“小石怎么会是‘右派’呢？老傅，你一定要帮帮小石呀！”
　　 “事关政治，我只能尽力而为。”
　　 1959年，傅抱石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赴京接受任务。一下火车，他立即被人接往北京市委招待所，在招待所里见到了国画家关山月。
　　 原来，周总理要傅抱石和关山月共同为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绘制完成一幅巨型国画。当晚，傅抱石把茅台酒喝了一杯又一杯。
　　 见傅抱石心思沉重，关山月不便多说，他建议他们作画时把傅小石喊来观摩学习。
　　 随后几天，傅抱石在作画间隙，借机把自己想见见儿子的意思告诉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相关领导。很快，小石就来到人民大会堂见到了父亲。
　　 父子一见面，傅抱石惊呆了,几个月不见，儿子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成了一个皮包骨头的瘦猴。傅抱石把儿子领到自己下榻的北京市委招待所，嘱咐招待所的师傅做几个好菜，他想让儿子饱餐一顿。
　　 饭菜很快端了上来，一大盘红烧肉，一大碗狮子头，诱得小石馋涎欲滴，没等父亲说话，一大块红烧肉已经下了肚。“慢点吃，慢点吃。”傅抱石在一旁看得辛酸。他哪里知道儿子已经是三个月不知肉味。
　　 在父亲的庇护下，小石的境遇稍许有些改善。他一有空闲就从双桥农场赶到大会堂看父亲作画，从那气势恢弘的泼墨山水中，他感受到了一种气贯古今的神秘力量。
　　 1961年下半年，傅抱石通过漫画家华君武的运作，使小石结束了双桥农场的苦役，回到南京接受监督劳动，成了江苏省国画院的一名杂工。
　　他吸起自制的纸烟卷，
　　像一个真正的庄稼汉
　　 “文革”期间，因为有过1957年的教训，头上有“辫子”，傅小石记着父亲的教诲，夹着尾巴做人，尽量避免卷入政治旋涡，暂时逃过一劫。可是，他早逝的父亲却未能幸免，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傅抱石受到批判和抄家。造反派接二连三地到汉口路傅抱石家“破四旧”，把傅抱石的画室捣毁……
　　 手足无措的罗时慧连夜把四百多幅丈夫的画作装在两个大木箱子里派人送到大儿子傅小石家。因为傅小石家目标小，不会被人注意。
　　 此时，傅小石已经和王汝瑜结婚，住在湖北路四号一间二十平方米顶上带有一个阁楼的房内。小石把房间隔成两部分，外面做饭洗衣，里面半间放了一张床，一张小茶几，一把三角板。他每天就在三角板上画画。墨汁浸透了三角板，漆黑漆黑的。
　　 看到父亲的画，小石心潮难平，其中的许多画，父亲创作时他都在侧。画是父亲生命的延续，不能让这些画毁在近似疯狂的造反派手里，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它们。可是，画这么多，房间又这么小，怎样才能保管好，又不易被人发现呢？他沉思半晌，对妻子说：“只有一个办法，用刀把画轴和绫纸一幅幅裁下，只留下画芯。”妻子点点头：“只有这么办了。”于是，他们将画一幅幅铺在地板上，用菜刀将画轴和两边的绫纸裁下，起先是弓腰蹲着裁，后来实在太累，索性趴在地板上裁，然后把尺寸差不多大小的画卷在一起。第二天上午，小石上街买了两个旅行箱，晚饭后，把门关好，又开始裁画。夫妻俩整整忙了两个晚上才把四百多幅画裁好。小石又细心地抄写了一份清单，然后，用几件破衣服把画包好，装了满满两个旅行箱，趁夜晚上锁封存，放在了阁楼上。
　　 1969年，傅小石被下放泗洪县重岗公社劳动。
　　 生产队的劳动很杂，今天挖河，明天挑肥，后天又喂猪……
　　 这期间，他学会了吸自制的纸烟，他吸起纸烟来已经像一个农村的庄稼汉。
　　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抓了起来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小石已在泗洪待了一年时间。
　　 1970年春，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大事。
　　 那是一个下午，一辆军用吉普开进重岗公社知青点。农村平时难得见到一辆小汽车，孩子们老远就追着车子跑。这时，从车上下来两个穿黄军装的人员，一下车就问：“哪个是傅小石？！”傅小石正在给猪拌饲料，说：“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
　　 两人走上前，不由分说一边一个架住了傅小石的胳膊，说：“我们是五七干校的，跟我们走，你被隔离审查了！”
　　 看热闹的孩子们都被吓呆了，一旁的老乡和知青也都愣了神。
　　 等他们醒过神来，军用吉普已经颠簸着驶上了乡村土路，扬起了一阵灰尘。
　　 傅小石的被抓，缘自一个荒唐的案件。
　　 这是一个现在看来无法相信的故事，但在那时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仅仅因为一个毛泽东的石膏像，导致了一个家庭的毁灭。儿子被枪毙，母亲被逮捕，父亲用铁榔头自杀。
　　 被枪毙的青年姓张，是南京三山街绣花厂的一名普通职工。曾拜傅小石为师学习画画。小石很喜欢小张，下放泗洪前，就带小张去看过自己临摹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幅画，因为刘少奇领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写成文章后收入中学课本，刘少奇被打倒后，有好事者翻案，说安源罢工是毛主席领导的，刘少奇是贪天之功，所以这幅画有了政治意义，被捧上了很高的位置。江苏美术馆的造反派自然不甘落后，就在碑亭巷和长江路的拐角处搭起一个很高的架子，指派傅小石画了这幅画，画有几丈高，青年毛泽东身穿蓝布长衫，手拿一柄油纸伞，匆匆赶往安源。傅小石怀着对毛泽东无限崇敬的心情精心临摹，画得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望着老师这幅画，小张受到震撼：“我什么时候才能画成这样呢？”
　　“别急，你当务之急是要打好基本功。”小石说。
　　“基本功怎样打？”
　　“画素描。”
　　小张受到启发，买了一个毛泽东的石膏像拿回家练习画素描。
　　 小张是普通工人家庭，一家三口住在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狭小房间内，活动空间很小。一天，他正聚精会神对着石膏像画素描，母亲要做饭，叫他挪地方让一让，一不小心石膏像“砰”的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小张顿时惊呆了，打碎主席像可是死罪呀！
　　 母亲见到这个情景，也吓了个半死，两人惶惶不安挨到天黑。等到半夜，母亲把石膏像用一张报纸包了出外扔掉，出了巷口，看看四处无人，就把石膏像扔进了垃圾箱。她哪里知道，那时居民的阶级觉悟“高”得离奇，她的一举一动早被邻居看在眼里，并到居委会举报了，顿时天降灾祸，小张和母亲都被抓了起来，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小张被枪毙，他母亲被判刑。小张的老父亲经不住这样的打击，用一把铁榔头猛击头部自杀身亡。
　　 此时的傅小石并不知道，小张在被审讯期间，经受不住严刑拷打，竟然供认自己打碎毛泽东石膏像都是傅小石幕后指使的。
　　 傅小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
　　 1971年年初，在五七干校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公审傅小石大会。
　　 傅小石被判刑期十年，公审大会后，被全副武装的人员押去龙潭江苏省第九劳改队服刑。
　　 这年8月，龙潭劳改支队在押犯骤然增多，监所人满为患。小石和一批刑期较长的犯人被转押洪泽湖江苏省第一劳改支队服刑。转押的犯人整整装了十二辆大客车，前后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送，机关枪架在解放牌汽车上。
　　 傅小石被分在二大队四中队，中队队长叫徐兆礼，中队指导员叫侯金山。两人都比傅小石小几岁，知道傅小石是大画家傅抱石的儿子，格外看重，特别照顾他，把他分到后勤分队。后勤分队有七八个人，专门养鸡、猪、牛和马，独门独院，相对自由。那时，农场北面种小麦、棉花，南面十二大队种玉米、黄豆、水稻等。傅小石每天赶着牛车到十二大队把玉米、黄豆秸秆和稻草拖到北面来，粉碎后喂猪、喂牛。再把猪圈、牛棚里的猪粪、牛粪上到牛车上，送到一里外的菜地里。小石觉得日子倒也不赖，唯一不足的就是伙食差，早晚都是苞米糊稀饭，犯人戏称是“洪湖水浪打浪”，中午才有四两米饭，整天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喂猪闲暇时，他画画，没有笔墨，没有水彩，就用铅笔画素描。
　　 一天，一个犯人的妻子来探监，在路上被人杀死了，为了破案，要给死者画一张像。徐兆礼就向监狱长推荐了傅小石。
　　 小石被叫到场部，监狱长亲自下任务，由一位年轻警察领他到监狱医院太平间。掀开死者身上盖的一块白布，露出一个清秀的年轻妇女的脸。妇女是被人强奸后掐死的，傅小石心中很悲愤，恨不得马上破案，竟忘了自己也是犯人。他要了纸笔，开始对着死人认真地画起来。整整用了一天工夫，像画得和真人一样高，监狱破案人员看了都说画得像。为了奖励他，监狱里特意让他吃了一顿警察食堂的饭菜。其实，警察食堂每顿也就一个荤菜。那天，恰巧食堂烧红烧肉，看守他的警察给他盛了一小碗，哎呀，那个香啊，小石三下五除二吃下肚后，竟不知自己是怎么吃下去的……
　　重新开始画画，
　　画上的署名不是“傅小石”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在老省长惠浴宇的关心下，傅小石有了保外就医的机会。1977年11月7日，傅小石终于脱离监狱生活，回到了湖北路那座大杂院的楼房前。
　　 1978年，“文革”中被打倒的那些所谓“走资派”陆续复出，重新指点江山；各行各业的“反动权威”又被请上宝座，开始激扬文字……这使尚处在保外就医境况中的傅小石看到了一丝希望，他长期被压抑而积聚的创作能量开始喷发，他要用画证明自己的存在。
　　 所幸，命运的坎坷，牢狱的摧残，并未耗损小石的艺术创造力。这一时期，小石彻底放弃了版画和油画，开始国画创作。但他没有跟在父亲身后亦步亦趋，而是另辟蹊径，探索国画人物画的新境界。但父亲的泼墨山水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大，他突发奇想，能不能把山水的泼墨画法运用到人物画创作中来呢？这时，南宋画家梁楷的一幅《泼墨仙人》进入他的视野，他惊喜万分，这不就是没骨人物画吗？他尝试着用梁楷的笔法加上自己的创造画了《相扑图》、《达摩过江》等，妹妹傅益瑶看了大惊失色：“大哥，你这画法好怪，和我看到的人物画不一样。”小石笑了：“不一样就对了，我这是‘没骨人物画法’。”
　　 “没骨法”是自中国画强调用“墨”以来（包括以墨代色或以色代墨）的一种创新，历来一般只用以描写花卉，兼及山水画。而小石则以笔触形成的块面表现出人的肢体、动态，这源于他的熟练造型能力和大胆的构思，这是古人所未能想象的。《相扑图》就以水墨浑成的简笔，生动地表现出人物发达的肌肉和复杂的动态。《达摩过江》更有一种雄浑与苍凉的意境，风浪中的达摩，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生命的张力。小石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凝聚笔端，给笔下的人物注入了生命。这些具有新鲜感的人物画很快在艺坛脱颖而出。
　　 1978年，香港有明公司的张允中先生在广州“秋交会”上看到了傅小石的画，大喜过望，认为傅小石前途无量，便通过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向傅小石订购五十张画，“尺寸从四尺宣纸开三起，以及中堂”，价格是每幅一百元，并给了一千元预付款。五十张画就是五千元，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个大数目。
　　 这笔钱，让还是“囚犯”的小石，感到又喜又忧。喜的是，他追求画艺一二十年，第一次被社会承认。忧的是，由于他的身份，他仍不能署名“小石”。
　　 傅小石在这期间画的画署名是“益钧”，这个名字是父亲傅抱石给他起的，来自于屈原的楚辞。后来他的兄弟姐妹名字都延续了这层意思。二弟叫益钜，大妹益珊，二妹益璇，三妹益瑶，四妹益玉。
　　 从1977年11月底到1979年2月一年多的时间内，傅小石共创作了《屈原与渔夫》、《钟馗驱鬼》、《蕉荫仕女》、《二娇戏鱼图》、《卖糕图》等八十多幅作品。这些画，是小石艺术生涯中一个绝无仅有的时期的代表作。因为那时他虽然左腿摔断过，可基本还是一个健康人，这些画是他仅有的用右手画的黑白没骨人物画。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后来在送往新加坡展出时大多流散海外。
　　他倒在妹妹怀里，不省人事
　　 1979年2月3日，傅小石的命运轨迹因这一天而再次改变。
　　 那天早饭后，傅小石来到傅后岗母亲家，为省委宣传部一位朋友的女儿画一幅肖像画。小石正在楼上作画，楼下来了北京美术学院的一个朋友，朋友带来的消息足以令全家人兴奋，他说，傅小石1957年被打成“右派”一案现已认定为错案，很快就要给予平反。
　　 送走客人，妹妹傅益瑶赶忙上楼来告诉大哥这一大好消息。
　　 消息来得突然，傅小石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时，他百感交集，说不出是喜是悲，喜的是凭空压在自己头上二十二年的“右派”帽子就要摘除，悲的是二十多年的大好光阴就这样屈辱度过，人生有几个青春年华呀！他的眼角不由沁出泪来，心跳加快。他稳稳情绪想坐下来继续完成那幅肖像，可是，头上突然嗡了一下，那只握画笔的手也在微微颤抖不听使唤了，傅小石不觉愣住了。
　　 此时，鼓楼法院的一位女同志进来了，说：“傅小石的‘现行反革命罪’搞错了，决定平反。”
　　 “真的？”这回，妹妹傅益瑶和母亲罗时慧同时惊问。
　　 “当然是真的，我是特地上门来告诉你们的。”
　　 傅小石踉踉跄跄冲下楼来，果见法院的同志就在楼下客厅。
　　 “你的‘反革命案’是个错案，马上就要给你平反……”法院的同志迎着傅小石大声说着。
　　 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只见冲到楼下的傅小石满面通红，喝醉了酒似的，身子猛一下往前倾去，旋即倒地。
　　 傅益瑶跑上去抱住哥哥，可躺在妹妹怀中的傅小石已不省人事。
　　 傅小石立即被送进离傅后岗最近的鼓楼医院进行抢救。
　　 正在上班的夫人王汝瑜闻讯匆匆赶来。可是等待她的却是一纸病危通知书。诊断结果为脑出血，病情极其危重，患者随时可能死亡……
　　 手术后，傅小石在昏迷四十九天后，终于睁开了眼睛。
　　 在妻子的精心护理下，小石病情恢复得很快。不过，恢复意识的小石发现了一个令他沮丧的现实，他不但说话困难，而且右手和右腿不能动了，加上原先跌断过的左腿，他现在是四肢三残。他的心跌进冰窖，面无血色。
　　他成了“左笔奇”
　　 1979年国庆节过后，小石出院回到了湖北路四号的家。
　　 他右脑受损，但形象思维能力似乎更强，在妻子和家人的支持照顾下，他坚持用左手继续没骨人物画的探索。
　　 白天，傅小石除去每天坚持到户外锻炼臂力和练习走路外，其余时间全部用在了作画上。那块三角板搭成的画桌更加漆黑。
　　 一天，在南艺当老师的陈德喜找到小石家，进门就说：“小石，你从打成‘右派’到现在，还没搞过画展吧？”
　　 傅小石苦笑说：“我自顾不暇，哪有机会搞画展啊。”
　　 “现在有一个机会，我们几个准备在鼓楼公园搞一个画展，想请你参加。”
　　 “好哇。”傅小石顿时兴奋起来，“我参加，我一定参加。”
　　 陈德喜告诉傅小石，参加这次画展的有萧平、沈行宫等，都是被“文革”耽搁的有实力的青年画家，现在大都人到中年，身上都铆着一股劲，期待着一鸣惊人。
　　 “我们给这个画展起了个名字，叫‘未名画展’，你觉得怎么样？” 陈德喜征求小石的意见。
　　 “‘未名画展’？……这个名称好，北大不是有个未名湖吗？”
　　 “正是这个意思。许多大画家都是从未名开始的。”陈德喜充满了信心。
　　 “未名画展”一共办了三届，一届比一届轰动。小石渐渐走进公众视野，人送雅号“左笔奇”。
　　 1987年，傅小石重回母校办个人画展，轰动京城。其后，又连续在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地成功举办画展，傅小石的作品开始走出国门，为世界所认识。
　　 2000年“百年中国画大展”上，傅小石以一幅《木兰从军图》和父亲傅抱石的作品同时上榜，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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