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和权桂云的爱情 [我的叔公茅以升的苦涩晚年]

　　茅青,茅以升的外孙女,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主持人。 　　“我的母亲姓茅,生下我就把我放在外祖父茅于新家,我是在外祖父外祖母身边长大的,也就跟着外祖父姓了茅,自认是茅家的一员。茅以升是我的叔公。过去,我总觉得茅以升太知名了,写他的文章不知有多少,我如果再写他,很难把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亲的人。但在搜集资料和听亲友们回忆后,我慢慢了解到叔公茅以升的另一面:爱居家过日子的一面;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一面;娇纵子女,依恋家庭的一面……很多故事非常生动感人,我自己有时都会被感动得掉泪。而他的苦涩晚年,更是令人扼腕叹息。”
　　
　　私生活曝光
　　
　　1946年,茅以升在上海工作,妻子戴传蕙在南京,处于两地分居状态。茅以升经一位朋友介绍同权桂云女士相识,茅以升见到权桂云后,立刻对眼前这个妩媚端庄的女孩产生了好感。权桂云也非常喜欢茅以升,觉得茅以升对人和善,脾气好,会心疼人,又会讲故事,非常幽默。权桂云文化不高,却温柔体贴,忍辱负重,安于现状,从不提出任何过高的要求。尽管年龄悬殊,茅以升还是娶了权桂云女士,置了这一“外室”。而这为茅以升晚年深陷家庭矛盾埋下隐患。
　　1950年,中国掀起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家庭生活,这给茅以升造成了沉重的思想负担。权桂云是茅以升的外室,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曾经问过权桂云是否愿意离开他,权桂云当时只有二十五岁,不愁找不到如意郎君,但权桂云却不愿意离开茅以升,茅以升内心当然也不愿权桂云离他而去。但茅以升从未想过抛弃结发妻子,茅以升与传蕙感情一直很好。传蕙曾经患过严重的忧郁症,茅以升不想让妻子再次受刺激,因此他有外室的事情一直对妻子隐瞒着。本来以为也许可以相安无事,但“忠诚老实运动”开始了。茅以升被迫向组织交代了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他置“外室”的情况。在公私生活完全不分的年代,是否交代自己的问题已经上升至政治觉悟的层面。在单位作出了交代,在家就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他不得不回家告诉妻子。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一来担心妻子难以接受,再次犯病,二来不知如何处理权桂云的去留。但向妻子交代已经是迫在眉睫,不说不行了。
　　茅以升在回忆录上也说,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妻子吐露隐情,却总是找不到机会。一天,茅以升同妻子闲谈,妻子谈兴正浓,说到一位朋友的外室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披露自己被遗弃的事情。妻子说,外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男人难堪。她还评论说,这一定是朋友的正室逼得太紧,逼她丈夫同外室断绝关系,丈夫没有办法,只好遗弃这位外室,外室便用这个方法来报复一下。妻子的话给茅以升带来一点信心。茅以升想,看来妻子还是很大度的,也许会接受自己有外室的事实,这时候如果顺水推舟,承认外室的事情可能会被妻子理解。于是茅以升将他同权桂云从结识到在一起生活并有一个女儿等事情大胆地对妻子说了。尽管茅以升料到这一坦白会使妻子难过,但他没想到妻子的反应异常强烈。后来,他写道:“妻子听了顿时变色,一语不发。”
　　在感情问题上说别人都很容易,轮到自己头上就会反应强烈,好似放大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传蕙得知丈夫有外室的事情非常难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在传蕙眼里,丈夫为人正直,对自己从无二心,夫妻二人的关系始终和谐美满,她从未料到丈夫娶了二房。从此以后,传蕙心情一直不好。茅以升的外孙女徐依协回忆说:外婆从来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因为她出生时,外婆已经生活在一种难言的痛苦之中。妻子的强烈反应使茅以升的生活陷入了被动、烦恼、焦虑之中。妻子知情后意味着孩子们也将知情,亲戚朋友都将知情,个人的隐私将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旧社会本来比较宽容外室的存在。茅以升是19世纪出生的人,婚姻完全是父母安排的,结婚时年仅十八岁,妻子常年多病,有外室的存在当时也在情理当中。新中国要打破这些陋习,应该说是件好事情。但是新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尊重个人隐私的习惯和空间,也不给那些既成事实的家庭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方法,因此让很多家庭陷入痛苦和矛盾之中。茅以升在晚年始终被子女和亲友误解,给他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
　　
　　交“黑心”
　　
　　当时,茅以升虽然是党外人士,但一直享受着高级干部的待遇,可以参加重要会议,经常出国访问,但这并不意味着茅以升可以置身于各种政治运动之外。
　　1957年2月,作为人大常委的茅以升出席了国务院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这一演讲给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信号,大家以为将会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空间。3月15日,全国政协召开第二届第三次会议。政协本来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集中的地方,在组织的暗示下,人们畅所欲言,而茅以升只在会上讲了如何做好科普工作的发言。5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学部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茅以升提出了“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体制问题的建议”。建议中很婉转地提到了党政部门不要过多干预科技工作的问题。茅以升上述建议当时均没有被列为右派言论。不料到了1958年,他任职的铁道研究院开展批判他名位思想的全院运动,来势凶猛并且以批判茅以升一人为主,为时一个月之久。为什么1957年没有把他划为右派,而在1958年对他掀起批判,主要是一次事件引起的。
　　事情从1958年4月说起。当时的各民主党派开展“交心运动”,每人要将真实思想中“对党不满的部分”尽量提出来,然后自我批判,这些思想均属于“黑心”,而颂扬党的部分叫做“红心”。茅以升1957年曾提出的八点建议,其中一、三、四条属于“黑心”,是向党的“进攻”,必须写交心材料。当时说好,这一材料保存在九三学社内不向外传,但是不久就传遍全国。起因是一名研究院的干部,名叫王翔,他在一次发言中说,他要走“茅以升路线”,成名成家。于是针对茅以升的大字报和大批判就在全院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这名干部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要批判茅以升呢?很明显,茅以升是一个党外人士,一位科技专家,有人胆敢走“茅以升路线”,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岂非大逆不道!研究院又向九三学社要了茅以升的交心材料,九三学社不敢不交出来。铁道科学研究院看见这些“黑心”材料,对他的批判更多了,最多达到五百张大字报。各单位的小组每天到茅以升的办公室,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四壁上,大小批判会更是接连不断。茅以升前后三次在院内的大礼堂向全院干部做自我检讨,直到6月底检讨才过关,运动方告一段落。那一个多月的时间是茅以升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压抑的时光。当时大家都猜测,由于茅以升是知名人物,上面才放了他一马,但为了给他一点教训,将他的侄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茅于轼打成了右派。此外,在这场反右运动中,茅家有多人被打成右派。除茅于轼外,茅于恭、茅于榕都被划为右派。现在知道,当年众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片“红心”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党对国家抱着炽热的感情,当时有些人可能因为红心过热了,所以心被烧焦了。
　　反右运动使茅以升心力交瘁,也使茅以升的妻子非常恐慌。戴传蕙曾经在茅以升造桥期间因担忧而患忧郁症,1957年的政治运动使她每日坐立不安,幸亏子女们多来劝慰,风暴总算过去。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九年后“文革”爆发,戴传蕙终因恐慌,心脏病复发而撒手人寰。
　　
　　妻子在“文革”中遽然去世
　　
　　“文革”刚开始不久,茅以升的妻子戴传蕙就去世了,戴传蕙主要是因惊吓丧命的。茅以升长女茅于美回忆说:
　　“文革”期间,父亲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受过好几次批斗,大字报上罗织的“罪名”更不必说了。母亲日日担心他的安危。父亲后来告诉我,每天到院内上班,进了大门颈子上就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 或其他什么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后还要在院内游走一番,任何时候都会被造反派揪住围攻一通,幸而没有去外面大街上。所幸的是,下班前,居然允许他把黑牌子放在传达室后再回家,这已经相当宽容了。母亲每天早上送父亲出门,心中担心他晚上不一定能回家。因为那时很多人上班后就再也不回来了。这时母亲听见街上打砸抢和抄家的事情很多,就同父亲商量,主动把自己住房的三间正房腾出来,两人同住在厨房旁的一间小间里,带了一只装些换洗衣服的旧皮箱,放在床下。然后写了一份声明要把家中三间宿舍交公,另外家具、书籍,连同一切家用杂物也开出几张清单,准备上交。父亲对我说:“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民在水深火热中间啊。”
　　这期间,家家都有点“事”,谁也不敢和谁来往,更不敢打电话。等到稍好一点的时候,我悄悄地回家探望,见两位老人在厨房旁小屋住着,看到家中书籍杂物凌乱不堪的样子,十分辛酸。倏然之间,我发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的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
　　1967年1月13日中午,我刚刚回家,家人就告诉我当天清晨母亲遽然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雳。就在前几天,我回父母家探望,她虽然患有肺气肿、心脏病,但还是每天起床料理家务,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当时家中只有父亲和一个老保姆在旁。我和四妹于燕两家人赶到,见母亲静卧如安睡模样,只是浑身冰冷了。我们不禁失声痛哭,跪在她床边,久久不能站立。
　　父亲对我们说,12日晚上,母亲还好好的,正好这晚有她上海一个娘家外甥来家向她辞行,两人谈得还很高兴。但这天夜里,宿舍院内突然有嘈杂喧嚣的人声,原来是一群红卫兵敲开院中大门,呼啸而过。母亲大受惊吓,以为是来抄家的,彻夜惊恐不能成眠。后来声音又静了下来,保姆说是抄了隔壁人家,把被褥都抢走了。母亲同邻居关系很好,听了又为人家着急。父亲说,他看见母亲那样难过,竭力安慰她,好容易才看她睡着了。清晨父亲起来洗漱,轻手轻脚想让她多睡一会儿,见母亲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嘴唇发紫,情知不对,赶忙打电话叫急救车,偏偏打了好久才打通。等到车来,医生从车上下来诊视,把脉听诊后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没有救了。父亲说着,泪如雨下,我们父女相拥,泣不成声……当夜我陪父亲,对坐了一夜。这是我们与母亲同住的最后一夜。
　　以后,父亲把母亲写给他的信件编为一集,装订成厚厚的一册,题签为“蕙君遗墨”……自母亲永远离开我们,我们姐妹下乡,下干校,我们下一代又是知识青年插队或去兵团,奔赴五湖四海了,一个团圆的大家庭,人员四散,有如断了线的珠子,再也穿不成串了。人世沧桑,一家人也零零散散,难以再享受团聚之乐了。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运动稍有平息,对茅以升的批斗已经停止。在红卫兵对茅以升批斗期间,一天,因为日本首相访华,点名要见茅以升,周恩来问下面的人茅以升最近怎么样,下面的人一调查才知道茅以升正在挨斗,周恩来于是向茅以升所在单位发了指示,“一定要保证茅以升同志的人身安全,保证不能妨碍茅以升同志的正常活动”。据茅以升当年的同事回忆,当时造反派曾想从茅以升留学美国时写的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中找到一些反动证据,但读了数日,一字没看懂,最后只好作罢。
　　1968年到1970年间,茅以升频繁地接待外调人员,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很多。这些人要他揭发过去认识的人的所谓“问题”,这对他来说非常困难。外调人员就像业余情报人员,或者说业余侦探家,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些所谓线索,以期给那些被调查的人罗织罪名。茅以升不敢怠慢那些外调人员,但他坚持说实话。他的记忆力很好,他会把他认识和接触过的人和事连细节都想起来,从不会无中生有。三年的时间,几乎就在应付这种调查中全部耗尽了。
　　
　　深陷家庭矛盾
　　
　　茅以升有五女两男,同戴传蕙育有六个子女,同权桂云育有一女。尽管工作繁忙,他仍会抽出时间帮助和解决子女的问题。据茅于美回忆,茅以升与其他人不同,从不把家小丢在一边,而是每调换工作都要全家一起跟着他走。他愿意同全家人在一起。每个子女的入学、工作、婚姻、家庭等情况他都非常关心。当然,由于中国传统观念,茅以升对两个儿子更加偏爱和重视一些,但是对几个女儿也非常好。他曾为次子于润的爱情和婚姻非常焦虑,对长子于越有求必应,晚年对小女儿玉麟也呵护爱怜。
　　茅以升十九岁就有了长子茅于越,由于他后来出国留学,于越主要由母亲戴传蕙带大,于越同母亲的感情自然也更加深厚。于越1949年起就在联合国所属的国际电讯联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仍旧留在瑞士联合国机构工作。虽然曾经短期回国探亲,但因长期居住在国外,父母对他的思念之情非常强烈。戴传蕙去世时正值“文革”,于越未能回来为母亲送终,令他万分遗憾。直到1972年,一些海外华侨可以回国,于越夫妇便带着女儿踏上回国征途。得知消息,家人们的喜悦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此时权桂云与女儿已经搬来同茅以升住在一起。于越夫妇向茅以升表示,只要权桂云在家,他们不肯进茅以升的家,非要权女士离开不可,茅以升因此非常为难。
　　茅以升有什么事情都来找我大舅妈(茅于轼夫人)商量,这次也不例外,他求我舅妈想想办法,看怎么才能摆平这个事情。大舅妈于是找到权女士给她做工作说,于越是茅以升非常宠爱的儿子,现在远道回国,父亲想与儿子团聚叙旧,问权女士是否顾全大局暂时回老家苏州一住。权女士通情达理,答应同女儿回苏州,茅以升也很高兴,立即转告儿子可以回家住。
　　于越回来那天,全家出动去机场欢迎,我舅妈代表我外婆外公也去迎接远道归来的亲人。哪里想到,于越到北京后仍旧表示不要回家住,要住在宾馆。不仅如此,他连家门也不肯进,亲友们想见他就去宾馆,于是亲友们只好天天往友谊宾馆跑,连他年近八旬的老父茅以升也不例外,好不辛苦。但是于越他们倒是来拜访过我外祖父,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请他们来吃饭,叔公茅以升也来了,他们一个劲夸我舅妈烧的菜好吃。席间,舅妈劝他们说,尽管理解他们对母亲的感情,但现在要从现实情况出发,父亲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而且这已成事实,应该接受,但是于越仍旧表示不愿接受权桂云。舅妈说,茅以升那天甚至说:“你怎样才能接受呢?是不是要我给你下跪?”
　　爱本来是个好的事情,有时却会变成一杯自己酿制的苦酒。妻子爱丈夫,子女爱父母,男人爱女人,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有时爱得太强烈就会不顾被爱人的感受以及被爱的人的处境,一味索取、占有他的情感,使对方经受很大的痛苦。
　　茅以升晚年尽管在外面非常风光,但内心的痛苦和受挫感非常强烈。他本来就有胃痉挛的毛病,只要精神紧张就会犯病。因家庭矛盾,茅以升不止一次犯病。茅以升本来家庭很美满,只因权女士的到来,使得一家人纠缠在爱恨当中。
　　权桂云搬来同茅以升住在一起,对权桂云来说,二十年来,她第一次能同自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对他们的女儿茅玉麟来说,十几年来,她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她们没有料到的是,茅以升的子女和亲友很难接受她们。虽然茅以升的子女也认为权桂云是一个好人:她脾气温和,屏声敛气,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子女又难以接受父亲曾有外室的事实,他们认为是父亲造成母亲的痛苦,父亲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为了得到茅以升子女的承认,权桂云尽其所能:帮助茅以升料理家务,照顾他的衣食住行。“文革”期间茅以升的子女下放干校,孩子们留在北京时,权女士也非常精心地照看他们,她想尽量做得更好以赢得亲友的好感。但是茅以升的子女特别是他在国外的儿子,对权女士始终怀有无法释怀的怨恨。即便母亲已经去世,即便权女士住进茅以升家不到十年也病逝,这些子女们仍旧不放过他们的老父亲。我自己就亲眼目睹茅以升遭亲友指责的场面,茅以升对此的态度是一言不发。他大女婿徐旋后来对我说,这是茅以升采取的对策:以沉默做抵抗,以无言来反击。但是我想,他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我二舅说他有一次亲眼看见茅以升为此掉了眼泪。他不知如何摆平这一关系,他疼爱子女,也深爱两位夫人,他只能选择无言的反抗。
　　他写过检讨信,一封又一封,乞求原谅,他承认犯错,向党认错,也向子女认错。茅以升的小女儿玉麟回忆说:“母亲就是因为很清楚父亲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所以她的心情也非常忧郁。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冲她来的。每当父亲因精神痛苦而犯胃痉挛时,她就默默地为父亲煮一个鸡蛋,硬壳蛋可以把胃痛压下去。母亲是一个不会反抗的人,逆来顺受,像《红楼梦》里的尤二姐,但也许不会反抗更好,如果天天反抗吵闹,我父亲可能更不好受。她还是个非常勤俭克己的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每年都会说:‘明年不死我就做一件棉袄。’因为她身上那件黑棉袄穿的时间太长了。可是直到死她也没有做成新棉袄。”
　　权桂云的死对茅以升打击也很大,他深感对不起这位跟了她二十年受尽委屈的弱女子。他听到噩耗,胃痉挛立刻犯了,以后胃痉挛一直非常严重。
　　
　　小女儿陪伴终老
　　
　　茅以升此前除了神经性胃溃疡以外没有其他疾病,但八十八岁以后视力严重衰退,九十岁以后身体开始衰弱。1987年,茅以升因发高烧住院,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主要是小女儿玉麟。玉麟小的时候与父亲在一起的机会不多,父亲去世前只有她在身旁陪伴。几十年过去了,玉麟仍旧清楚地记得陪伴父亲度过的最后时光:
　　父亲住院期间我全天陪护他,我和医院的人都熟了。照顾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耐心,需要爱心。1987年他感冒时,我开始不太着急,因为每次他感冒打一针就能好,但这次因为摔了一跤,股骨骨折,父亲便开始昏迷,体温升高血压下降,心律不齐。连续好几天,输液管、氧气管、胃管、尿管全部插上了。主治医生通知我们准备后事并报党中央国务院“茅以升病危”! 正在紧急时刻,我们茅家的亲戚,以滇姑姑对我说,气功很灵的,你何不让你父亲试一试。我就通过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和当时的气功大师严新取得联系。我到严新的住处,他屋里人很多,都是来看病的。严新看见我,使劲推了推脑袋说,你父亲病很重,主要问题在头上,我尽力而为吧。我听后很奇怪,父亲已经病危,昏迷不醒,为什么他说问题在头上?严医师倒了三杯水,叫我喝下,我接过杯子一饮而尽。接着他又开了几服药,让我替父亲服药,因为父亲已经不能服药了。服法是:一天一服,每服煎六次,一天吃六顿。吃药前后各做十分钟气功,做气功时双目紧闭,想着父亲最健康最高兴的时刻。每天下午6至7点钟,烧三炷檀香。临走时,他又抓了几把山里红,要我每天吃几个。我一一答应。他最后告诫道,吃他的药一定要相信他,心诚则灵。回到医院,父亲仍在睡觉。
　　我从这天起,按照医生的嘱咐按时吃药,同时医院也积极抢救,双管齐下,居然出现奇迹,父亲的病情逐渐稳定好转,半月后化验,数项指标渐趋正常,人也清醒了。再过几天,父亲可以吃流质食物了,我好开心啊 !父亲恢复健康后,头脑仍不太清楚,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时而会说:“小麟,我们准备开会去了,看看车子来了没有。”“小麟,我要回家了,回镇江。”有时说回南京。见此情景我不禁泪流满面。我知道这辈子他再也不能回家了,但不忍伤他的心,便说:等您再养几个月我们一起回去。
　　父亲的身体虽然好些,但是左腿已不能站立行走,只能坐在轮椅上,由我们将他推到楼道和阳台上。在那里,父女度过了一段难忘和愉快的时光。父亲每日卧床,只是午睡后起床三四个小时,或坐在轮椅上,或坐在沙发上,每次起床,他都哼着小曲,很高兴。有时候我一边为他按摩一边与他交谈,我说:爸,现在您还能背得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位吗?他笑笑:不好说。我笑着说:一定是忘了。他哈哈笑起来。我现在常沉浸在对这段喜悦的回忆中,但有时也会使我心酸难过。
　　父亲平时饮食很随便,从不挑食,每天早上都是玉米糊、牛奶、蜂蜜、鸡蛋,数十年如一日,有时也吃点零食。最喜爱喝的是咖啡,最爱吃的是牛肉干、花生米。可是在他看来外面买来的花生米不如招待会上的好吃。有次我去参加招待会,散会后我包了些剩下的花生米,拿给他吃后,他觉得好吃,问我是哪儿买的,我说不是买的是“偷的”,他笑了起来说,多难看,下次不能“偷”了……
　　父亲住院期间经常患呼吸道疾病,但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都很快痊愈了。1989年9月11日那天,我还没到医院就听说父亲有点发烧。大夫查房后给了些药,似乎问题不大,但从这天起,父亲的病情时重时轻,一直不能完全恢复。咳嗽、痰涌、气喘、发烧始终折磨着他。尤其他自己不能咳痰时就得用吸痰器吸痰,十分痛苦,他清醒时就说“真逼人”。接着又发生吞咽困难,不得已又插上鼻饲管。
　　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要走了。我以为他又在说胡话,一边热牛奶一边问:您又要到哪儿去?他以责备的口吻说:唉,你还不懂,就是我的病好不了了 ……
　　从10月24日起,父亲的病情逐渐加重:咳嗽,高烧不退,腿部浮肿,又胃出血,所有的管子都插上了。到了11月10日,病情更加恶化,血压下降,低压到过二十,只得靠升压来维持。由于禁食,血管壁失去了弹性,输液针头难以扎入。护士们头上冒着汗珠,一针又一针,最后勉强扎入。针针似乎都扎在我心上,真心疼啊 !真恨不得这些病都生在我身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跑到楼道里想摆脱一下,但想到父亲仍在里面煎熬,又转身奔到床前陪他……
　　11月12日,父亲已到了弥留之际,心律从四十四次到一百七十次乱跳,胃大量出血,无尿,高烧,房颤……随时都会增加新的症状。我思想几乎麻痹了,只是呆呆地坐在他身旁,握着他那滚烫的手,默默为他祈祷。下午2点45分,值班大夫忽然喊道,不好,血压过低,心律过慢,准备抢救 !我被惊呆了,看着医生护士们拿着各种抢救仪器对着父亲,我的心都碎了,失声痛哭起来。3点整,我看见心脏监视仪上的那颗乱跳的小蝌蚪不见了,只剩下一条笔直的绿线……就这样,父亲走完了他九十四年的坎坷而丰富的人生。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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