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历史进退,匹夫有责_历史转折中的百度百科

　　周有光:190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曾任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5年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参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聋人手指字母方案》等。出版语文专著二十余种。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人之一。
　　
　　出租车师傅用GPS定位系统,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北京一个有着很奇怪名字的“后拐棒胡同”。离胡同口不远,有一座灰色的住宅楼,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的家就坐落在这里。周家位于三楼,又没有电梯,现年一百零五岁的周老却还能借助楼梯扶手,靠自己的双腿走到院子里。不过,如今周老的日常活动半径已经局限了很多,八十五岁离开办公室以后,他白天基本上就在那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书房里看书、写作。窗户下是一张油漆已经剥落的小书桌,我们进门时,周老正坐在书桌前等候。老人的形象一如我们在电视访谈中看到的,脸上泛着红光,干干净净的,几乎看不到老年斑。他慈祥地微笑着,招了招手,温和地说:“欢迎你们。”
　　
　　改行改出了一位著名语言学家
　　
　　周老说,自己现在被称为是语言学家,但实际上是“半路出家”,年轻时候专业是经济学,“半途而废”,一头扎进语言文字学中。
　　20世纪20年代,周有光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那时在圣约翰大学都要用英文,打字机也经常使用,十分方便。这给年轻的周有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对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了弄清文字的奥秘,他还自学了一点语言学课程。周有光有很好的语言天赋,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后来,他被派往美国银行工作,也经常去英国,那时就觉得研究字母很有趣味,而当时字母学在中国还没有人研究,于是周有光就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研究。回到上海后,他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还在《语文》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当然,研究这些都是凭借兴趣,利用业余时间做的。尽管如此,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还是特邀了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参会。
　　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回上海整理整理搬家,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报到。周有光说:“我不行,搞语言是业余玩的,是外行。”但领导却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就这样,四十九岁的周有光服从组织分配,扔下了经济学,携全家从上海搬到北京,半路出家扎进了语言文字学中。
　　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下设的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周有光任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但制订拼音方案却是开创性的工作,很复杂。大家服从国家需要,积极性都很高,刻苦钻研,用三年时间完成了《汉语拼音方案》。后来有人跟周有光开玩笑说:“几个字母你们就搞了三年。”周有光却不是这个看法,至今他仍然觉得,当初花了三年工夫很值得,因为把所有的问题都彻底解决了,一点不马虎。即便今天还有人提出问题,也都是过去研究过的。现在,全世界都在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有人统计,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在进行电脑、手机输入时使用的都是拼音法,让周有光感到很自豪。
　　改行“改”出了一位著名语言学家,对于这一点,周老告诉我们:改行对我来讲还有两大好处:第一是“跨”两种学问,可以相互借鉴。我提出的“汉字效用递减率”,就是把经济学的概念,用在了文字学方面,非常适用。第二个好处是躲过了1957年反右运动。当时上海经济学领域是反右重点,我学的美国经济学成了“反革命”的东西。如果还在复旦大学经济系,肯定是逃不过的。但一年以前我已经改行调到北京搞语言学了,因此躲过了灾难。要是真的被当成反革命对待,那还怎么做学问呢?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周老一边跟我们聊着,一边拿起放在墙角用旧布包着的一台打字机。这台“功勋”打字机让我们仰慕,里面不知“流出”过多少学术思想。周老介绍说:我现在每天都要写文章,每个月还要发表一篇小文章,用的就是这台电子打字机。这种打字机在日本很普遍,小学生都用。早在1980年日本人就放弃了字型编码,但那时我们却一直在搞字型编码,后来我们也用拼音编码了,这就进步了一点。我写了一篇文章《从万马奔腾中间解放出来》,就是提倡用拼音编码。当年日本人想打开中国市场,设计中文打字机时参考了我提出的一些原理,还请我去讲了两天。1988年,他们设计好以后送给我一台,打拼音就可以出来汉字,方便得不得了,我一直在用,二十多年了。但日本人在中国的生意却没有做成,因为当时一台要五千五百元,中国人买不起;再说中国人那时也没有利用打字机的习惯。但是我觉得,从打字机到电子打字机,应当说是“书写的革命”,不过这个“革命”也有它的缺点,就是书法退步了,提笔忘字,不会写字了。电子打字机用的还是软盘,从软盘到光盘到U盘,已经历过三代了,这台打字机可真是老古董了。
　　
　　继承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创新
　　
　　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又转到了继承传统文化上。周老说,现在有一股风潮,要恢复古代文化,我认为这是好事情。但我认为,弘扬华夏文化,不是复古,而是创新,不能拘泥于古代的东西。现在有的学校开国学课,搞国学系、国学馆,怎么搞我不清楚,但我的看法和他们不一样。首先“国学”两个字就不好,不通,在民国时就有人提出这个词不通,并找出证明。现在有人仍用“国学”一词,表明他们没有更新思想。我认为继承古代文化,最重要就是要更新,要创新,不是复古,这点非常重要。
　　周老一直提倡“双文化”的观点,他说,我们不仅要重视传统文化,更重要的还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东西。因为全球化时代都是“双文化”而不是“单文化”。我们要研究世界文化,树立全球化的历史观,要从整个世界看国家,而不能单纯地从国家来看世界。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很快,但也不能盲目乐观。我国的文化产业比起落后国家是先进的,但比起先进国家还是很落后的。我们的发展还早得很,要成为一个先进国家还要好多年呢,这一点一定要清楚。整个世界是在前进的,在前进的过程中有一条大路,就像运动场上的跑道,每个国家都在跑道上跑,有的跑在前面,有的落后了;有的进步慢,有的进步快。这都不要紧,但后面的国家一定要往前面追,这样大家就能进步。今天落后了,明天也会进步。我们学习国际先进东西这方面还差得很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我是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是有希望的,坏事情都会慢慢地被改掉。
　　周老是语言文字专家,面对风靡世界的“汉语热”,我们请周老谈谈看法。老人很谦逊地说:我了解的外国都是一二十年以前的情况,很多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说有“汉语热”,我给你们讲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认识一个有名的大学教授,他告诉我,日本经济发达了,欧美就纷纷学日文。现在中国经济发达了,又纷纷学汉语。但学日文,一百个人学,只有一个人学到能够自如地用;学中文,一千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够自如地用。所以欧美人学东方语言实际上都是把它当做一种娱乐品,学着玩玩,没有多大实际用处。问题在哪儿呢?我来告诉你,20世纪80年代我到纽约,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请我去演讲,讲中国语言现代化问题。讲完后我问他们,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种用得多。他说,联合国的原始文件百分之八十是英文,百分之十五是法文,百分之四是西班牙文,剩下百分之一里有俄文、阿拉伯文和中文,所以你就明白了中文的国际地位,这与我们自己说的中文的国际地位完全不一样。可是中文虽然没有国际语言的地位,却是一个人口大国的语言,一个很大的民族语言,不仅是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语言,还是世界华侨的语言,世界上华侨有几千万,所以汉语是最大的国家语言,最大的民族语言。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外国人来做生意,订合同还是用的英文,不用中文。但是他懂一点中文,来做生意就有许多方便的地方,所以学中文的人会越来越多。“汉语热”就是这样一个热,“汉语热”是事实,可是到底怎么热法,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上帝把我忘掉了,所以活到今天”
　　
　　聊天过程中,周老一直在喝咖啡,这让我们想起周老与老伴张允和先生“举杯齐眉”的故事。在张先生生前,每天上午下午,她都要亲自冲咖啡,与周老一起“举杯齐眉”。两个人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周老说,我喝咖啡和茶都可以,冷热也无所谓。每天早晨就是一碗稀饭和一个鸡蛋,饮食简单、清淡。我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但我认为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瞎吃不好。物质方面我的要求不高。我想,健康最重要的就是生活要有规律,同时胸襟开阔也是很重要的,不要生气,不要怕“吃亏”。性情温和的人比较长寿,快乐的时候不要高兴得不得了,悲哀的时候也不要悲哀得不得了。八十五岁我离开办公室后,就不能经常出去了,没有这个力气了,腿也站不住了。现在我和外界沟通主要靠书刊。美国、香港的一些朋友和亲戚看到好的书报就寄来给我看,所以我就知道一点外面的情况。他们有时寄来我就看,不寄来我就看不到,所以我的知识是不完备的,了解一些外面的情况也是不完备的。人老了,只能过糊涂日子了。
　　这是周老的谦虚。一百零五岁,早就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但周老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却仍用来读报刊和写文章,每个月都要用打字机撰写一篇杂文,在一家杂志上发表。这不能不让我们这些晚辈汗颜。
　　采访即将结束时,我想请周老题写“笑对世界一百年”作为文章标题,因为周老一生豁达、平和,想象中“笑”应该是周老对待世界的态度。但他并没有马上下笔,思忖片刻说:这句话不好,我不用这句话,我不同意“笑对世界”的观点,它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我也不是“哭对”世界,我是平易地面对世界,乐观地面对世界,我重新给你写一个吧。于是周老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了解历史, 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几句让人回味无穷的话。这是周老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晚辈的莫大期望。
　　周老说:我现在记忆力不好了,许多东西都忘掉了。九十岁以后人的记忆力就会慢慢地坏掉。说着,周老在纸上画了一条曲线,介绍说:人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从一岁到十岁拼命往上长,从九十岁到一百岁拼命往下掉。十岁到二十岁还要读书,普通人做工作的时间是二十岁到八十岁,有的人长些,有的人短些。九十岁是个关口,耳朵慢慢不灵了,记忆力差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克服。所以我现在的记忆力是完全靠不住的,我像一个机器一样,电线接触不良,一会儿记得,一会儿忘掉;应当记的忘掉了,不应当记的却记起来了,乱七八糟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我是不大考虑长寿不长寿的,我想寿命是上帝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大概是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所以活到今天。
　　2002年8月14日,与周老相伴七十年的老伴张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岁。老伴忽然离世,周老好像被雷击了一样,不知所措,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两个人中会少了一个人,于是常常一个人发呆。不过很快周老就调整过来了,他想到了一位哲学家说过的话,“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这是自然规律,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周老总说自己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只是凡事不计较,随遇而安。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录音笔上已经显示一百八十分钟了。我们这次拜访算是破例了,奢侈地和老人聊了一上午,周老七十五岁的儿子周晓平先生几次进来,试图结束采访,但周老却丝毫没有显出倦意。晓平先生说:“爸爸就是这样,一谈起来就不会停下来,一直跟你聊,他听力不好,以为别人也听不见,所以声音有时很大。”我们的话题海阔天空,周老睿智、敏锐,思维的条理性、语言的逻辑性、记忆的准确性以及谦和的态度都让我们钦佩不已。我们不愿意离去,却又实在不忍心再打扰老人了,只好依依不舍地告退。■
　　(责任编辑/刘晨芳)

相关热词搜索：匹夫有责 进退 历史 周有光:历史进退 匹夫有责 历史进退 匹夫有责的前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