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抗日电影 第七章,原住民的抗日斗争,等

　　甲午战争失败，日本占领台湾50年。在先后有65万台湾同胞捐躯殉国的抗日斗争中，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是其中最为惨烈悲壮的一部分。日本殖民者为镇压台湾原住民部落的反抗，数十次动员军队和警察与台湾原住民作战，有文字记录的就达27次之多，其中兵力规模超过一千人的至少有十余次。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台湾原住民抗日斗争中多少人捐躯，透过口传的历史，我们还是能清楚地体会到，当年日本侵略者以焦土政策灭绝反抗的原住民部落时的残忍无道同时也依稀感觉到，当年原住民用生命和鲜血抗击日寇的战斗中，英勇不屈，慷慨赴死、前仆后继的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在中国人民抗日的历史长河中，台湾原住民最早发动的武装抗日斗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它也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抗日斗争史实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抗日斗争的历史必定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节著名的抗日斗争
　　台湾原住民武装抗日斗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令人感叹。其中不乏几个部落数百人、或单一家族数十人，长期持续抗日超过十年的传奇事例。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誓死不屈，坚苦卓绝的献身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而台湾原住民被日本帝国主义者茶毒的悲惨遭遇，历经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感同身受。
　　
　　一、牡丹社事件
　　
　　同治十四(1874)年，有琉球船民遭台风遇难漂至屏东，被恪守拒斥外族入侵禁忌的排湾人掳杀。7年后，即光绪七年，1881年5月21日至7月1日，日军租用美国轮船，在美军顾问指挥下，组成3658人的大军远征恒春半岛，围剿屠杀了牡丹社大头目，焚毁整个部落，排湾人以微薄之力坚持抗战两个月，最后终因不敌重兵押镇，被迫投降。战争中日军伤亡29人，另有561人因热带疫病而死，当时美国纽约前锋报也派遣记者作战地报导，使牡丹社事件成为台湾首度闻名国际的大事件。由于日军病死者过众，其士兵渐渐失去战斗力，日本人决定撤回本土，即要求英国出面协调。本应属于正义一方的清政府，却在英国大使调停下，在北京与日本签署了屈辱的《清日台湾事件专约》，清廷还被迫拿出40万两白银赔偿给日本。日本军队遂于1881年底撤离台湾。
　　
　　
　　
　　这一事件使清廷察觉到外族染指台湾的企图，匆忙派钦差大臣沈葆桢到台湾督政，沈奏请清廷结束长达191年的渡台禁令，实施积极招抚原住民并招募大陆人民移民台湾的“开山抚番”政策，这也同时加快了台湾建省的速度。
　　
　　二、南庄事件
　　
　　从樟树中提炼的樟脑，是19世纪的高价香料。台湾从1851年起，持续60年间樟脑年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因此，樟树就成为日本占领台湾后垂涎的首要物产。苗栗南庄乡是樟树最大的产地，也是赛夏人的聚居地，日本商社以巧取豪夺方式掠取赛夏人山林，引发赛夏人愤起抗日。
　　1902年7月6日，拥有清朝六品军功和监生荣衔的赛夏人部落首领豪杰日阿拐，联合赛夏人、泰雅人姻亲、汉籍佃户500人，对抗由步兵、炮兵，工兵、宪兵，警察部队组成的1080名日本军队及数量众多的当地乡勇，双方激战三个月，日军死22人、伤36人，原住民战死者1O人。当年11月17日，双方约定在南庄谈和，日本宪兵竟在会场埋伏机枪，等原住民谈判代表抵达时突然进行围杀。结果，包括鹿场社头目逮鹿在内的8人当场被害，16人侥幸逃脱，日阿拐从此匿居鹿场深山，最后抑郁而终。
　　这是日本侵占台湾后，首度由台湾原住民发动的抗日战争，参与者包括赛夏，泰雅两个族群，以及与赛夏人长期和睦共处的汉籍佃农，这也是台湾各族群民众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侵略的一次重要合作。事后有两姓汉族佃户随日阿拐匿居深山，历经百年，虽已同化为泰雅人，却仍保有原来的汉人姓氏和祭祖的习俗。这是原住民历史上一段具有悲壮色彩的历史事件。
　　
　　三、??山事件
　　
　　泰雅人科嵌群部落分布于桃园县复兴乡大汉溪上游，由17个部落一千余人组成。部落里族人时常翻山越岭到宜兰县，偷袭驻扎在兰阳溪中游的日本警察和开路工程队，挑战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为此，日本警察于1910年5月下旬，调集台北、桃园，台中、南投，宜兰等五个地区的警察、乡勇，工匠、挑夫等共1814人组成讨伐队，从宜兰县员山乡展开对科嵌群部落原住民的讨伐，他们以占领大同乡英士村西北方向的1713米的梵梵山顶为目标，目的就是在这个制高点上安置大炮，籍以镇压居住在附近深山里的科嵌群部落的泰雅人。
　　6月8日，讨伐队听说科嵌群的泰雅人要来袭击，所雇的宜兰溪头群泰雅人挑夫几乎全部逃走。日本总督急忙调集日本陆军720人与日警120人，以山炮，机枪，地雷增援讨伐队。两天后，双方在北横公路栖兰附近深山密林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原住民攻势之猛烈，常使整排日军遭到全歼，讨伐队里人员犹如惊弓之鸟，不仅平民，乡勇惊逃一空，就连日瞽阵前逃跑的人也很多。由于日军兵力遭受重创，又因为补给人员的流失，使日本士兵无法得到必须的后勤补充而陷入绝粮状态。台湾总督佐久间大将竟然下令，前线日军以泰雅人尸首为食。
　　7月起，日军经整补后，又组织2308人再度发动攻势，5天后推进到宜兰桃园两县分水岭的池端，占领了山的制高点。讨伐队进一步诱使台北新店的泰雅人为其从事侦查，反问工作，借以瓦解科嵌群部落。从8月起，科嵌群中有的部落派头目与日军商量停战事宜，但仍有部落继续出击。8月底，战事趋于沉寂，双方陷入了反复谈判状态。日军在梵梵山顶建立了攻击科嵌群部落的炮群阵地，9月10日，另一支日本部队从桃园开抵未参战的复兴乡高义社，开辟了深入巴陵社的道路，企图让上游的科嵌群部落腹背受敌。10月上旬日军以猛烈炮火轰炸科嵌群部落，在炮击射程内的科嵌群各社已无力反抗，20日被迫缴出枪支。这一战役日军伤亡很惨重，虽未公布伤亡人数，但统计战争期间的报告显示出，仅军官阵亡的就超过一百人，可见泰雅人在对日作战中的勇猛和顽强。
　　
　　四、七脚川事件
　　
　　1908年，日本警察强行征集与太鲁阁人有世仇的七脚川社的阿美人做壮丁(隘勇)，企图让他们配合日军围堵镇压抗日的太鲁阁人部落。被征用的七脚川社的阿美壮丁因不满日本警察的压榨，一部分人愤而联络居住在深山里的赛德克人和巴托兰群的太鲁阁人，联合袭击了吉安日警，并携眷逃入山区。当地日警镇压未遂，反使抗日事态呈野火燎原之势。台湾日本总督府急忙派遣警视总长和陆军参谋，赴花莲指挥384名步兵和390名炮兵及乡勇对反抗的原住民各族群进行征讨。原住民恃险抵抗，日军久攻不下，最后只能设置通电铁网围堵山区，断绝反抗者的粮食。即使如此，仍有百余位阿美反抗者继续藏匿在深山里，从事抗日活动达6年之久。 　　日军担心七脚川的阿美人再度反抗，就将他们分散安置在吉安乡新七脚川，蔸兰，里漏、，薄薄，寿丰乡贺田庄，十六股庄，月眉，花莲市饱干，归化等地，使这些原住民族群难以再集结举事，这就是台湾抗日历史上著名的“七脚川事件”。
　　
　　五、李栋山事件
　　
　　1910年，日本殖民者已经控制了新竹尖石乡前山地区，并计划继续往深山推进。翌年8月，日军发动了为期两个月的“李栋山隘勇线方面前进”镇压围剿原住民的行动。日本统治者动员警察，乡勇(壮丁)，工匠、挑夫共2157人，经过数次战斗后，日军共死亡79人负伤65人后，终于占领了海拔1914米最高峰李栋山，建立俗称李栋山古堡的李栋山监督所，并在这座高山上建立起规模宏伟的巨炮阵地，用以压制马力观群等部落的对日反抗。
　　但远在炮火射程外的金那吉、霞喀罗两个泰雅人族群仍伺机狙击日本人。1912年9月，日本军警2385人与泰雅人摆开了战场。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形成肉搏战，壕沟战与碉堡战，日军以大型手榴弹、汽油火焰弹进行攻击，目军以阵亡210人，伤330人的代价，也仅仅占领了一个部落。1913年6月，日军第三度动员2778人进行再度围剿，设大本营于李栋山堡垒，在巨大炮火的攻击下，经过32天激烈博战日军再以阵亡21人、伤18人沉重代价，终于将整个尖石后山(即大汉溪源头)的泰雅人三个部落12社群的激烈抗争镇压了下去。
　　
　　六、霞喀罗事件
　　
　　1913年，日本殖民统治者出动3384员军警，企图征服新竹五峰乡霞喀罗四社的泰雅人，结果战事胶着了整整13年，日军连续开辟两条横越高山，深入部落的军事道路，依然无法获胜。其中霞喀罗警备道路全长536公里，沿途平均每23公里就设置一座警所，警所密度之高，在台湾历史上是空前绝后。
　　这场延宕了13年的抗日战争共发生四次大的战斗，首役是1913年日军以3384人之众从五峰乡上坪社仰攻，激烈的战斗持续不断，在日军死亡98人。伤147人之后；霞喀罗群部落才因弹药耗尽而终止抵抗。1917年5月，霞喀罗群的泰雅人再次攻击日本统治区，遭到日军540人追击。3个月内发生大战10余次，日军虽然强行攻入部落，但却因死伤高达171人，被迫与泰雅人讲和撤军，霞喀罗群为防御日军的再次侵入，被迫移居到苗栗泰安乡的马达拉溪源头高山上居住。
　　1920年3月，霞喀罗群又出外连续袭击日警日警镇压无效后，开始利用族群矛盾激化泰雅人内部的不合，最后导致部分坚持抗日的族人弹尽粮绝被迫缴械。尽管如此，仍有3社47户240名泰雅人依托马达拉溪继续抵抗。
　　1926年霞喀罗群部落被攻破，日本人担心其再次反抗，就将这四社族人分散迁居于其他部落中，使这支最骁勇善战的族群，从此难以再聚集在一起。
　　
　　七、太鲁阁战争
　　
　　1914年，曾领军镇压牡丹社事件的台湾总督佐久间大将，率领两万名陆军与员警组成的部队，分别从合欢山与立雾溪口，兵分7路夹攻围剿只有两千人的太鲁阁人部落，这是一场发生在3000米高山上的战斗，也是日本侵略者使用机枪大炮对原始部族的强势侵略历史铁证。
　　1914年5月下旬开战之后，前20天在奇莱山腰的立雾溪源头，爆发惨烈的肉搏战。日军在大炮机枪掩护下，一路攻入部落，以焦土政策对付部落，他们焚毁了原住民的住屋、粮仓，企图将太鲁阁人遁迫到绝路。然而太鲁阁人顽强地坚持反击，造成日军死伤19人，其中包括两名日籍高级军官。而在6天之后的卡拉宝社争夺战里，太鲁阁人还歼灭了整排的日军。
　　6月中旬以后，日军挟优势兵力与充沛补给，逐渐取得战场优势，尤其6月底的3场强烈台风，在两周内连续袭击花莲，导致分散在山区的太鲁阁人无力再战，战斗在8月13日结束。虽然日军镇压了太鲁阁人，但其本身死伤高达2200人。日本71岁的台湾总督佐久间，也是在战场上失足坠下山崖，致使其重伤久治不愈，战争结束后不久，其就因伤而死。
　　
　　八、浸水营事件
　　
　　在台湾屏东县的枋寮乡，有一条横越中央山脉南端棱线，下坡抵达台东大武的“浸水营古道”，是清代修建的从台湾西部前往台东的官方步道，沿途经过排湾人查敖保尔群所属的力里姑仔仑等大社。当年胡适博士的父亲胡铁花担任台东州知府时，就曾乘轿经此赴任，并检阅沿途驻扎的清兵。
　　因雨量高而闻名的“浸水营”，是位居全球第九位的潮湿多雨之地。当年清代驻扎在浸水营的兵营就常常遭受于水患之苦。附近242公顷的原始林中，共有756种原生植物，其中有59种为稀有或台湾独有物种，也是当地排湾人的传统猎场。1914年，日本警察为确保其统治地位，强制收缴原住民猎枪，引发以力里社为首的排湾人的反抗。道路沿线的日本警所都被焚毁，所驻日警全部被斩首，战争迅速蔓延整个恒春半岛，所有排湾人部落都奋起抗日。日警动员2190人进行讨伐，双方激战3个多月，日本总督征调海军第十舰队两艘驱逐舰，从枋寮外海炮轰山地部落，夜晚则以强烈探照灯照射，震慑当时还不知电灯为何物的山地原住民，最后排湾人终因物质条件太差，被迫投降。这次战争中，日军方面阵亡107人，而排湾人遭炮火，地雷杀害者则不计其数。
　　
　　九、布农人拉荷?阿雷事件
　　
　　1915年，花莲布农人部落因不服日警强制收缴猎枪，而奋起发动抗日斗争，带头的人是卓溪乡大分社头目拉荷?阿雷。他带领4个儿子与亲友，在长达17年数不清的出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中致使日警阵亡人数突破百人，单他本人所砍下的日本人的头颅就超过60颗，他是当年反抗日本统治时间最久的原住民英雄，也是被日本人称为“全岛最后的归顺番”。
　　日本殖民者为了征服拉荷?阿雷，还专门开辟了南投水里到花莲玉里的道路，试图打开反抗者占据的山地，这条路最高点标高为3324米，是当时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官方越岭步道。当道路即将完成时，拉荷氏带着家人搬到高雄县境内的浓溪源头的深山里，继续外出袭杀日警。日瞽又开辟了高雄六龟到台东关山的“关山越岭横断道路”，以强迫拉荷氏撤出藏匿的玉穗社部落，但拉荷氏仍不断出征。直到1932年，日本高阶警官迫不得已跑到玉穗社向拉荷氏求和，翌年双方正式谈和，才终止了长达17年的拉荷氏对日战争。
　　在日本侵略军肆虐中国和西太平洋群岛的横行时代，居然和一个布衣人家族作战长达17年，即使开辟两条横越中央山脉的军事道路也无法获胜，最后只能主动求和，并允许该家族成员无罪自由居住。这在日本人的侵略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十、雾社事件
　　
　　1930年10月27日，南投仁爱乡赛德克人(泰雅人支系)德奇塔雅群， 因不堪日警长期奴役与歧视，在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发动下，利用日本人举行运动会的时机，围杀了聚集在雾社小学的134个日本人，并夺走了警局的枪支。两天后，日方以军警4171人之众，在飞机轰炸，毒气弹，燃烧弹的协助下夺回了雾社小学，切断了德奇塔雅群部落的所有对外联系及求援之路，使莫那?鲁道和他的族人被迫退守深山。
　　由于日军在反攻初期就遭遇重大损失，后期他们就先以利诱，继而威胁等多种手段，强迫赛德克道泽，土鲁阁两个社群，以及泰雅人充当征讨德奇塔雅群的第一线壮丁，促使战势迅速逆转。12月8日所有剩余的反抗族人宁死不屈，相继自尽。结束战争时，参与抗日的1236位赛德克男女族人，有343人战死，290人自缢，举族仅剩下49％。
　　雾社事件不仅显现日本殖民政策的失败，也将日本统治者的残暴表露无遗。在雾社事件后，日警深恐原住民匿居深山，一旦反抗将难镇压，因此厉行“平地移住”政策，强制各山地族群迁徙到山脚平地。这种居住环境的改变，对台湾原住民被汉人及其他族群同化，产生了无法阻止的加速作用。
　　
　　第二节抗日斗争的特点和意义
　　
　　从这些风起云涌的台湾原住民抗日斗争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原住民的武装抗日斗争，至少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保卫家乡、反抗殖民掠夺的正义之战
　　日本占领台湾后，在台殖民政权的财政最初是依赖日本国库支撑。1905年日俄战争后，因日本国内财政困窘，在日本国内甚至曾有过“将台湾出售给欧美列强”的议论，致使台湾总督府必须谋求台湾殖民地的财政独立。此时，台湾丰富的樟脑资源，已逐渐跃居日本在台湾总督府年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就此，日本殖民者更加紧了以武力征服聚集山区的原住民部落的行动。殖民者掠夺更多的土地与森林资源，遂成为台湾原住民和日本殖民统治者发生冲突的直接原因。日本殖民者以奴役殖民地人民而搜刮到的殖民地资源，作为进一步侵略扩张的资本。日本侵略者侵占台湾原住民传统生活领域，夺取原住民赖以维生的资源，因而激起原住民反抗斗争是必然的，原住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实质上就是反抗殖民掠夺捍卫族群生存权的正义战争。
　　
　　二、是原始部族的以弱势抗击强势的战争
　　台湾原住民是中国最后一支脱离石器时代的原始部族。直至19世纪50年代以后，才因为外族的强势介入而全面进入铁器时代。台湾原住民不同族群分类较多，有十多个语言相异，习俗不同的族群。当时他们每族群的人口，少至数百人多不过五万人，所拥有的武器只是他们平时用来狩猎的弓箭，刀矛以及简陋的猎枪。而日本却是连续击败清朝与俄国，军力雄霸东亚的近代军事强权。以这样的优势对峙刚脱离石器时代的原始部族，其恃强凌弱一目了然。反观台湾原住民以弓箭长矛和猎枪迎战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致使敌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闻风丧胆如临大敌，其勇气和顽强不惧强权的精神足以功垂千古。
　　
　　三、是一场孤立无援、宁死不屈的族群殊死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的时候，台湾原住民聚居生活的部落还是相对封闭的和独立于其他族群之外的，基本上与生活在平地的汉人隔绝。这也是他们的对日战争处在孤立无援状态的原因所在。原住民的对日战争，很多时候，只是以单个部落或一个家庭直接面对持有机枪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的侵略者。就是这种极不对称的情况下的战争，原住民竟然坚持了数十年之久。他们凭借原始矛箭猎枪与侵略者周旋，日军不惜用大炮机枪、甚至毒气等化学武器肆无忌惮地杀戮他们，割下他们的头颅、剖开他们的胸膛，甚至吞噬他们的血肉+但他们仍给予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当时世界上没有人了解他们的斗争，更没有人关注他们反抗所遭遇的牺牲，然而就是在这样孤弱无援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为了保卫家乡捍卫尊严，他们无怨无悔地坚持斗争，甚至在战败后不惜以生命来拒绝侵略者的统治。他们这种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足以让任何侵略者胆颤心惊。(未完待续)
　　
　　《台湾原住民概论》连载(五)　　陈　杰
　　第六章原住民与祖国大陆的关系
　　
　　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据考证，在远古时代，台湾地区和大陆本来是连接在一起的 大陆板块，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陆地下沉成为海峡。台湾变成了海岛。台湾各地相继发 掘出的石器、黑陶和殷代西翼式铜镞等大量文物证明，台湾与大陆同属一脉。因而台湾原住民与祖国 大陆也就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一节 原住民与祖国大陆的渊源
　　
　　一、原住民与祖国大陆渊源的考古 发现
　　台湾原始社会文化遗址遍布在台湾 各个地区。较为有名的包括属于旧石器 时代的长滨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 早期的大岔坑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 代晚期或金石并用期的圆山文化和凤鼻 头文化遗址。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 祖国大陆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 到台湾。
　　原住民长期生活在台湾，其中一部 分可能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 过海的。地球演变的历史研究表明，台 湾属大陆型岛屿，即原为大陆一部分， 后因地壳下陷或海洋水面上升，才与大 陆分离。台湾海峡地区曾为平原或浅水 区，大陆或南洋一些地区的原始人类 有可能陆行或使用独木舟进入台湾岛。 因为台湾脱离大陆的时间太短，从生 物进化的原理观察，在一个狭小的岛屿 范围里，不可能实现从猿到人的转变， 所以岛上最早居民不可能是土生土长 的，而应是从中国大陆或其他地区迁 入的。据考古所发现的台湾最早的人 类化石“左镇人”显示，“左镇人”是 3万多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1万多年 至3万多年前正是更新世晚期，大陆 与台湾还连在一起，左镇人可能也和 许多大型哺乳动物一样，是经过长途 跋涉从大陆沿海走到台湾的。台湾发 现左镇和长滨两处古人类遗址，福建 的清流，漳州，东山也发现古人类化石。 清流县境内的古人类牙齿化石，推测是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期智人所有，经研 究确定为距今1万多年前。漳州人类化 石是一段胫骨，其绝对年代距今1万年 左右。东山人类化石是一段肱骨，绝对 年代约距今1万年前后。虽然，从年代 看，福建人类化石比台湾左镇人晚一些， 但根据对牙齿结构的对比研究，左镇人、 清流人，东山人和柳江人，同属我国日 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他们的 体质形态基本相同，都继承了中国直立 人的一些特性。由此推测左镇人和清 流人存在着共同的起源。
　　而距今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遗址，在台湾分布更多更广。例如台 北圆山、大坌坑、北部沿海土地公山、 芝山岩，大直，尖山等数十处，出土 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印纹陶，黑陶 和彩陶等，质量和风格与大陆东南沿 海地区发现的同类器物相近。另外， 在台湾中部和南部沿海，河谷发现的 与圆山文化同时代、距今约3000年至 4500年的凤鼻头文化，其陶器贝丘 石斧、石锛等就与大陆东南沿海出土 的同类器物有很多共性。也就是说， 海南、台湾新旧石器和陶器与大陆同 属一个文化系统，彼此之间有着密切 联系。他们的使用者有可能进入台湾， 后发展为台湾原住民，成为岛上最早 居民。1980年7月，台湾考古学家在 台东县卑南乡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大 批石棺、石器陶片及玉器，经鉴定这 是两三千年前古代台湾人的遗物，和 我国南方各省古代的越濮族人留下的 遗物一样。学者们认为，这极有可能 是在距今2000年以前，台湾海峡两岸 海水退潮时，一部分人从大陆渡海来 到台湾，这部分人也可能就是今天台 湾的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和邹人 等少数族群的祖先。
　　再从出土的石器来看，长滨文化的 旧石器，是用在水里磨滚过的砾石打制 的，有一面或两面打击的砍砸器、刮削 器等。其制法与大陆南方发现的旧石器 十分相似，尤其是与湖北大冶石龙头， 广西百色上宋村两处出土的砾石砍砸器 在基本类型和制作技术上没有什么差别。 考古学家认为，“这里的砾石石器属于华 南的工艺传统。”台湾学者将长滨旧石器 与周围同一阶段的文化石器进行比较研 究，也认为由各种条件及已知考古资料 来说，台湾长滨文化的祖籍是中国大陆。
　　以绳纹粗陶为代表的大坌坑文化， 以印纹细陶为代表的凤鼻头文化和圆山 文化，都和大陆东南华南地区新石器 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大坌坑文化的遗 物在大陆东南沿海各地广泛存在。1968 年，台湾学者在金门岛富国墩发现夹砂 陶为主的文化遗存，1985年至1986年， 福建省博物馆在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也 发现了与富国墩遗址相似的文化遗址。 因此，考古学界把这类型的文化遗存称 之为“富国墩――壳丘头文化”。富国墩 遗址陶片的刻印纹和贝印纹，与台南八甲 村遗址相近。壳丘头遗址出土的石器，打 制与磨制并存，与大坌坑文化有许多相同 和相似的文化因素，但也有不少差异性。 因此可以说，大坌坑文化的产生“与大 陆早期新石器的绳纹陶有着某些联系”。
　　凤鼻头文化“是继承大坌坑文化而 继续发展的，当然接受大陆文化的影响 也更加显著”。凤鼻头红陶，显然受到 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马家滨――良渚文化 的影响，当这种红陶类型文化在台湾中 南部扩展时，又受到福建闽江下游昙石 山文化的浸润。昙石山文化中层出土陶 器以夹沙陶印纹硬陶为主。纹制为拍印 的条纹和交错条纹，还有一定数量的绳 纹。这些特征与凤鼻头红陶文化十分相 近。再从其文化层的年代看，属于凤鼻 头红陶类型文化的南投县草鞋墩遗址， 其碳14测定数据为距今4000年左右， 正与昙石山中层的年代相吻合。凤鼻头 上层的素面和刻画黑陶文化与昙石山遗 址上层以及福建福清东张遗址中层的遗 物十分相似，同属于闽台地区以几何印 纹硬陶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古文化遗存。
　　圆山文化以彩绘陶，印纹陶，有段 石锛、有肩石斧巴图石器为其主要特征。 尽管在大陆还暂时找不到基本相同的遗 存，但有许多文化因素表现了密切的联 系。其中有段石锛起源于长江下游，在 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便出现原始的 形制，到良渚文化时又进一步发展。同 时在华南分布也很普遍，台湾圆山文化 中出现的有段石锛，显然有大陆文化的 影响。有肩石斧起源于广东珠江三角洲， 主要分布在两广云贵各省。圆山文化 中的彩绘陶，印纹陶及殷周式的双翼铜 铸、石刀，玉块等，也显然受到大陆的 影响，只有巴图石器是台湾特有的遗物。
　　此外，台东麒麟的巨石文化可能受 到浙江南部瑞安东阳巨石遗址的文化 影响。鹅銮鼻发现的史前遗址，与大陆 东部或东南部古代文化有关。卑南发现 的玉决耳饰，则与东南亚及大陆沿海地 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耳饰极其相像。 在台东县成功镇发现的马武窟“海蚀洞 人”，采用“蹲踞葬”，台湾考古学家认为， 这种安葬仪式常见于广东广西史前文 化遗址，“海蚀洞人”很可能与大陆有关。
　　这些考古发现显示，在我国大陆南 方、海南和台湾都发现有日石器和新石 器文化。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内涵 均属于大陆古越族之前的古人类和古文 化，它们组成了个完整的古文化系统， 有力地证明台湾原住民与大陆古越族属 于同一起源。
　　
　　二、原住民与祖国大陆渊源的文化 人类学证据
　　台湾的原住民，不论是居于北部山 区的原住民，还是居于南部海岸的平埔 原住民，大部分都是属于南亚蒙古人种 的原马来人后裔。大多数人类学者认 为，原马来人的祖先最初发源于亚洲北 部大陆，一支沿东部海岸南下，广泛分 布于我国东南部，南部沿海地区，古代 叫做百越；另一支越长江上游南下，分 布于五岭以西的西南峡谷地区，叫做百 濮。古代越濮诸族群和原马来人存在有 许多类似之点，至今仍然依稀可以辨认 出来。大概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或晚期， 有一支越族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分数批 渡海到了台湾，一部分留下来与先住在 那里的矮黑人相融合，后来就成为泰雅 人赛夏人，布农人和邹人等少数族群 的祖先。大约在同一个时期，有几支越 人和濮人也分作若干批，有的沿着海岸， 有的溯江南下，经中印半岛而至南洋群 岛，分别与来自印度或高加索的古印度 奈西安种人相融合，成为原马来人。大 部分原马来人留下来与原住在那里的尼 格利佗种人相融合，成为后来的真马来 人。而没有同尼格利佗种人相融合的部 分，后来有一支经由菲律宾群岛移入台 湾，这些人就是排湾，阿美、卑南，达 悟和平埔等人的祖先。这样，从我国大 陆出发的两支南亚蒙古人种，在经过不 同的路线和长期迂回的迁移以后，最后 又在台湾汇合了。
　　从体质人类学特征看，民族虽然主 要由其文化特质决定其归属，但一个群 体的体质人类学特征对于比较他们的来 源也是一个重要依据。体质人类学研究 结果显示，台湾原住民与大陆中国人一 样，同属亚洲蒙古人种。他们的头指 数、体高，鼻型、眼型，肤色、发型等 都基本一致或十分相似，有着异乎寻常 的同源关系。民族学者经比较发现，主 要聚居于海南岛的黎族与广西汉族最接 近，其次与湖南汉族以及台湾原住民较 接近。这些资料表明，黎族和台湾原住 民的起源和进化与中国内地人具有同一 渊源，只是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差异， 形成某些体质特征略有不同。正是后者， 成为他们后来分属不同民族(系)的自 然基础。
　　文化人类学特征显示台湾原住民渊 源于大陆古越族。
　　文化较之血统，对民族认同更为重 要，而文化的个性和共性，是研究民族 识别和民族比较的主要标志。语言、风 俗作为比较稳定、持久的文化要素，它 们的共同性或类似性，同样说明台湾原 住民渊源于大陆古越族。
　　1.语言特征
　　比较语言学 表明，台湾原住 民使用语言(旧 称番语)为胶着 语，有一字数音 特点，不同于汉 语一字一音，而 古越语也是胶着 语。例如“船”， 古越人称为“须 虑”。古越语后随 民族迁移，发展 为不同分支，但 作为底层语言仍 保存下来，古今 都在使用。台湾 原住民保留了这种语言习惯。三国沈莹 《临海水土志》记载，台湾原住民“呼 民人为弥麟”，《隋书?地理志》则记 载，台湾原住民首领“土人呼之为可老 羊，妻日多拔荼”；明末陈第《东番记》 也说台湾原住民首领被称为“大弥勒”， 也一字数音；到清代黄叔敬《台海使槎 录》和《台湾府志》等史籍所记“番语” 均列举大量一字数音之例，如台湾土话 “女婿”称“阿郎”，与广东北江瑶族、 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粤方言对女婿称 谓相同。虽然台湾原住民内部有多个分 支，但语言的这种共同性没有变化，都 使用古越语。古越语至今仍残存于南方 许多少数民族和民系语言中。如黎语属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与同一语族之壮语、 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等有亲缘关 系，但它们皆源于古越语。台湾原住民 的语言既与古越语相通，当然是从大陆 传播过去的。
　　2.断发文身、凿齿穿耳习俗
　　大陆古越人有断发文身习俗，这类 记载和实例甚多。它具有多种文化意义， 其中作为热带丛林中的保护色，也是适 应地理环境的一种方式。
　　三国时，吴丹阳太守沈莹写的《临 海水土志》中记岛上“人皆髡头穿耳， 女人不穿耳”，“女已嫁，皆缺去前上 一齿“。后代台湾原住民普遍保留着断 发文身、凿齿穿耳的习惯，与汉人不 同，与古越人相似。以后许多典籍都 记载这种断发文身风俗。如清黄叔敬 《台海使槎录》云，“水沙连北港女将 嫁时，两颐用针刺如网巾纹，名刺嘴箍， 不刺则不嫁”。1948年曾昭璇教授在台 湾考察，见岛北泰雅人盛行文身，男 子文额，女子文面，被称为“乌鸦嘴”， 南部各支文身亦相类。此俗长盛不衰， 以致男子喜少恶老，头白也不留胡子， 有一根胡子也要拔除，一些人外出喜 欢携带拔胡子工具。古代大陆南部的 僚人有“凿齿穿耳”的习俗，大陆仡佬 族女子将要出嫁时须拔掉两颗牙齿，这 些都是民族渊源和文化特色共同性的表 现。
　　3.崇拜龙蛇等图腾
　　古越族以龙蛇为主要图腾，崇拜有 加。古越人流徙各地，龙蛇图腾即作为 文化转移在当地传播。
　　台湾原住民的龙蛇图腾崇拜比较突 出，龙蛇在文身图案中居最显要地位。 《隋书?地理志》记载，台湾原住民“妇 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在台湾历 史文献所记习俗中，常见“虫蛇“，“乌 翼”等描写与蛇祖崇拜有关神话。福建 和广东潮汕地区旧为闽越人居地，对龙 蛇崇拜尤甚。许慎《说文解字》云：“闽， 东南越，蛇种也。”台湾多闽潮移民， 龙蛇崇拜传八台湾，与原住民龙蛇崇 拜相互影响，更加剧了此风俗盛行。
　　4.自由结合婚俗
　　婚姻形态在风俗文化中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其异同也反映了民族文化 相互关系。古越人婚姻形式异于汉人， 婚姻自由结合，婚前有较多性自由。 而台湾原住民也一秉古越人婚俗。沈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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