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电视系统方案【透过电视看“电视”】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下电视节目出现的一些乱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关键词】电视节目 监督弱化 收视率 　　 　　一、娱乐节目：在追寻平民趣味时却迷失在低俗化乱象中
　　国家广电总局曾一连两次分别对重庆、青岛的两家电视台播出的被认为是低俗不堪的两档娱乐节目进行了全国通报批评。广东某电视台播出的女性整容真人秀节目《美丽新约》、天津某电视频道播出的《胡可星感觉》、浙江某电视台的《绝对小孩》、贵州某电视台的王牌栏目《人生》也因内容问题被点名要求改进或直接叫停。去年，广电总局又马不停蹄地叫停一些“口爆雷语、以假乱真”的婚恋节目……。当今的电视荧屏，娱乐乱象层出不穷。那么娱乐节目为何屡屡爆发低俗的“病症”呢？探其“家史”，可发现，娱乐节目曾走过一段大起大落之路。刚“出道”时，可谓红极一时，其锋芒和荣耀不可一世，无“人”可敌。但是几年后，由于观众挑剔的眼光加上其高额的制作费用，娱乐节目从人们的一片热捧声中迅速沉寂了下去，如巨星陨落一般，顿时黯然失色。消沉几年之后，随着《美国偶像》节目在大陆的成功“克隆”，娱乐节目又好像恢复了元气，各种平民“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纷纷粉墨登场。电视人猛然意识到，娱乐节目不仅能创造电视高收视，而且还可以使电视迅速成为一块“吸金石”，缔造高创收的“神话”。
　　娱乐节目在平民化的“狂欢”中遇到了久违的“知音”，看到了“重生”的光芒。然而，在“克隆”之风盛行的当下，在这激烈的屏幕大战中，在收视率的强压下，娱乐节目遭遇了愈演愈烈的“平民化”风潮，泛起了娱乐“恶俗”的沉渣，走向了“失控”的边缘。在这种情形下，低劣恶俗如同病毒，轻而易举地乘虚而入，并搅乱了娱乐节目的神经系统，从而衍生出许多古怪的娱乐“因子”，颠覆了娱乐节目的肌体和本质，让观众大倒胃口，大失所望。在一份媒体的选秀节目的民意调查中，叫停恶俗选秀节目竟然获得了96.4%的高支持率。在这人心向背的节目形态里，在这股轰轰烈烈的娱乐浪潮中，电视在为大众寻求平民化的娱乐基调时，却让低俗化的恶魔钻了空子，几乎迷失了前行的方向。
　　二、地方台：在追求本土特色时却深陷于方言的泥潭里
　　这几年，在央视和卫视的双重挤压下，地方电视台的发展举步维艰，生存空间急剧紧缩。如何在“螺丝壳里摆出道场”，冲杀出一条“血路”来？许多地方台试图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本土化”找出路，以解燃眉之急，扭转乾坤。直至2004年，杭州电视台独辟蹊径，大胆地以杭州方言播报新闻。《阿六头说新闻》的问世，可谓石破天惊，人们似乎很快闻到了地方台“本土化”的气息。自开办来，各地的方言节目大多保持在7个点以上的收视率。在这高收视率的诱惑下，有方言的地方台恍然看到了“救星”的降临。于是，许多普通话新闻节目不惜改头换面，套上方言的外壳，如雨后春笋，遍地“冒”出。杭州台的《我和你说》、宁波台的《来发讲啥西》、《阿拉讲大道》、温州台的《闲事婆和事佬》、《百晓说新闻》、《天天讲闲谈》、嘉兴台的《金伯伯管闲事》等相继出炉，江苏、上海、广东等地也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方言节目。有家地方电视台四个频道方言节目最多时达十多个。方言节目也从新闻渗透到了社教、娱乐、气象甚至广告等众多节目中，几乎无孔不入。
　　毋庸置疑，方言节目确实以其独有的贴近性与本地观众拉近了距离。然而，地方台在寻找“本土化”的过程中，方言节目盲目地一哄而上，难免“泛滥成灾”。电视作为大众的一种公共产品，面对的是本地方言和非本地方言的大众，理所当然地应该身兼推广普通话的义务和责任。诚然，地方台一直背负着巨大压力，生存危机从未解除，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不应单纯地把重担一股脑地落到方言的肩上，不应让土语“乌鸡变凤凰”，喧宾夺主，危及电视普通话的“母语”地位，不然，长此以往，将殃及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
　　三、评论节目：在坚持正面宣传时却放弃了监督的“利剑”
　　一些曾经被观众极度钟爱的监督类评论节目，如今大多一筹莫展。由于这些节目逐渐丧失了电视监督的权利和血气，栏目的生命已经不可救药地走进了衰退期，甚至有的评论节目早已悄然撤下，不见踪影。
　　监督声音少了，而另一种“声音”却总是时刻令人揪心。不断发生的大桥坍塌事故，频频出现的煤矿瓦斯爆炸事件，时而可见的“黑煤窑”非法行为，惨绝人寰的重特大交通事故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大多是因人为之故而发生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但可惜的是，电视的镜头却浑然不知，失去了监督的洞察力和敏锐力。
　　那么，监督报道怎就这么难呢？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国内的媒体性质所决定的，是与生俱来的。但这并非是在排斥或放弃监督功能，电视监督等新闻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赋予新闻媒体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电视监督显然不可或缺。无疑，造成监督报道难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关键是电视监督体制不畅，导致监督报道的动力和能力逐渐衰退，监督这把“利剑”也无奈被逐渐“氧化”而失去了锐气。
　　四、纪录片：在走向国际化时却忘记了当初出发的目的
　　作为电视的一种表现形态，纪录片无论如何高雅，总是脱离不了电视大众化的品质和属性。因此，纪录片不可避免地要贴近观众视线，走进大众视野。然而，纪录片发展了二、三十年，却一直在观众视野的边缘地带徘徊，仍然还是电视大餐里的一道“边角料”，也从来没有得到观众像青睐娱乐、民生节目一样的垂爱。纪录片似乎在高雅和通俗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在国内一些具有国际性水平的电视节中，纪录片和电视剧常常大唱主角，尤其是在这些电视节中的国际性评奖上，纪录片如鱼得水，风光无限。但在火爆的电视荧屏上，纪录片却死气沉沉，形单影只，大多数电视台特别是地方电视台甚至根本就没有纪录片的立足之地。几年前还在担当纪录片创作重任的“国际部”，如今早已“分崩离析”，许多优秀的纪录片导演也只好埋没创作冲动和灵感，将就着“转行”，另谋出路。
　　纪录片创作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可怕的“黑洞”。许多创作者拍摄纪录片并不是为了面对大众，而是为了参评所谓的国际性大奖，换句话说，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国外的那些纪录片评委们的口味，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忧心忡忡。在某个省的电视节上，从一些片子中可看出端倪。有一部叫《脸子》的片子，反映的是云南一个村寨里的苗族和汉族两个家族为一个有六百年历史的脸子（面具）而争夺不息的故事。该片制作精良，堪称一绝。为了重现历史，导演按照电影拍摄的手法进行演绎，但是片中过多展示杀戮的战争场景让人不敢苟同，因为这种撕杀毕竟是隐含着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过分渲染实为不该。同时，该片涉及的民族之间不和谐的“争斗”，显然给那些对中国民族政策认识不清甚至不怀好意的境外“人士”敌视中国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佐证。另一部反映一位船夫和聋哑的智障儿子故事的《印马渡》，全片几乎是原生态地在展示弱势群体的贫困生活，让人看了非常压抑，不是滋味。《脸子》和《印马渡》都是获奖的纪录片，如果这些反映中国落后文化和低层生活的片子“出口”多了，对那些本身对中国一知半解的外国观众来说，岂不是在帮倒忙？
　　中国纪录片导演除了拍摄老掉牙的大熊猫等人文和环保题材外，剩下更多的就是对那些边缘的人群的关注和记录，而涉及社会改革、经济建设、典型人物、城市生活等主流的题材却寥寥无几。因为中国纪录片导演已经渐渐失去了自我，为了迈进向往的国际化门槛，往往投其所好，制作中国式的纪录片“西餐”迎合西方的口味，这无疑是电视人的悲哀。因此，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不能因为要紧跟国际化的步伐和潮流，而背离了自己的标准和责任，忘记了当初出发的目的。
　　五、收视率：在膜拜收视图腾时却被蒙在了鼓里
　　现在电视人最关注的是什么？三个字：收视率。小到普通记者、制片人，大到总监、台长，关注收视率就像股民观看股市行情一样痴迷。因为他们知道收视率就是“命根子”，就是“钱袋子”。
　　由于收视率这种当仁不让的权威和王者至尊的霸气，无论是从央视到地方台，还是从经营战略的确定到具体节目的去留，收视率几乎都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决定着一个栏目、一个频道的命运。现在大部分电视台每天都张贴收视率排行榜以督促和警示各栏目和频道。在收视为王的当今，电视人的压力可想而知。
　　那么收视率以何魔力到让电视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收视率有何神奇让电视人奉若神明，顶礼膜拜？这还得从收视率自身说起。收视率指的是一定时段内收看某一节目的人数（或家户数）占观众总人数（或总家户数）的百分比，本来这仅仅就是一个粗放的指标评估数据，是一个样本抽样调查得出的一个模糊概念。换言之，收视率调查的数据不能完全代表一个节目的真实或者说实际收视，充其量也只能是为一个节目的评估提供一个方向性的判断。但关键是客商和广告公司拿收视率大做文章，他们把收视率高低作为广告投放与否的主要依据，这样以来，收视率就依仗广告之势一步登天，让电视听命于它。既然收视率是电视绕不开的一道弯，电视也只能心悦诚服地为它“效劳”。但在一个收视率监测和管理尚未健全的环境里，电视却只会疯狂地把收视作为图腾来膜拜，从不抬头正视那些躲在幕后的收视率操纵者，而勇敢地去思考和质疑它们是否已经代表了科学和公正的“化身”？还需要不需要穿上监督的外衣？难道收视率真的是万恶之源？
　　（作者：温州广电传媒集团新闻综合频道主任记者）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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