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

发布时间:2020-02-24 来源: 美文摘抄 点击: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并将其发展成自己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理论武器。他们从“异化”与“技术理性”这对概念入手,从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异化状态下的人类生存状况进行了抨击与批判。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异化 意识形态 大众文化 技术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阵容最强,持续时间最长的流派。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他们高举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旗帜,越出了抽象的思辩王国,积极关心社会问题,致力于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去研究和批判所谓发达的资本主义,并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20世纪异化对人的束缚与统治已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因此,他们的批判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以异化理论为依据的文化批判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武器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主要是根植于工人阶级的被剥削和被支配,他描述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关系。他认为,人的本质是在人的自我活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改造客体的实践中得以实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劳动和实践活动的正面与负面分析,指出异化劳动与私有制运动是互为因果关系。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异化的消灭不仅意味着人性的复归,它还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共产主义是私有制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性的人向自身的复归。”①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同马克思的时代相比,今天的异化问题更加严重了,它不再只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被自己的劳动产品所压迫和统治的传统异化劳动,这种异化的实质是人与自然、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的反映,也不单是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命运,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绝大多数人的命运,这种异化的实质是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人化自然的矛盾。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启蒙辩证法》这一奠定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基础的重要著作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指出,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要用理性的正义来取代神话的非正义,亦即通过启蒙理性来唤醒世界,来消除神话,但当理性发展到极端,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时,它本身也就成为一种统治力量、压抑力量。至此,旨在解放人的理性工具最终异化为统治人、奴役人的工具理性。正是从“异化”与“技术理性”这对概念入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从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时代状况与主体人的生存现状着手,以“异化”概念为核心、以“工具理性”为主要对象,猛烈抨击与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等支配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异化状态下的人类生存状况。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意识形态”概念的现代语境是由马克思确立的。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是“含蓄地表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的“世界观”。他主张把“历史上有机的意识形态”,同“随意的、理性化的或被强加意愿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认为这种“有机的意识形态”能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运用到日常话语中来的一个重要实践。葛兰西结合“意识形态”的生产形式,分析了社会生活中各种“文化霸权”的获得过程。
  在上述思想家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阿尔都塞进一步把意识形态普遍化,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存在于特定社会历史中“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存在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表现”。“人类通过并依赖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中体验自己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人天生是意识形态的动物”。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阿尔都塞对此作了挖掘和发挥,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与其真实生存状况关系的想象性再现”。也就是说,人们在意识形态中看到的不是他们真实的生存状况,不是自己的真实世界,而是他们与其生存状况的关系。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关系并不真实,而是想象性的,甚至是虚假的。当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时,意识形态就差不多是一种“美丽的谎言”了。所以,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人类真实生存状态的反映,不如说是一种“误认”。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据于自己的利益和阶级实践的考虑而构成的问题式。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看到的就不是真实、具体的世界,而只能是意识形态化了的世界“幻相”――即意识形态的体系。尽管意识形态理论家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制造一种“幻相”,常常认为自己在为真理而斗争,但由于狭隘的阶级主体利益,他们实质上只能是“欺人”。所以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认定为一种“自欺欺人”。反之,科学的问题是一种以对真正的现实提出问题的理论性问答模式,是一种超越狭隘的阶级主体、阶级利益和阶级实践羁绊的思考方式。
  (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已提高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他们对社会解放的兴趣已不再直接以经济和政治形式表达出来。科技进步创造了一个富裕的社会,然而这个社会却是异化的、单面的、畸形的社会。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统治形式、阶级结构等已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主要表现为野蛮的人身压迫,而主要表现为对人的意识思想的操纵或控制,即统治者通过技术手段和传媒将自己意志内化为被统治者的心理意识,使人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人由此而丧失批判否定能力,成为思想僵化、麻木不仁,缺乏革命意志的“单面人”。因此,从4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开始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对现代社会的文化批判结合起来,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补充和拓展。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并不是艺术品,其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呈现出商品化趋势,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而被生产出来的,它们和商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接受为价值规律所统摄,被纳入到市场交换的轨道,具有共同的商品特性。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言:“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益”。当文化的追求与利润的追求发生矛盾时,文化的追求就要为利润的追求让路,这就是文化工业的运作逻辑。阿多诺在对流行音乐分析批判时认为,流行音乐纯然是商业炒作。流行音乐所表现出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文化工业的商品拜物教性质,其结果必然导致听众鉴赏力的退化。这也是文化赖以安身立命的个性、风格、独特性、独创性的失落。法兰克福学派着重剖析了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表征和危害。一是文化的商品化。他们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文化呈现出无所不在的商品化趋势,商品已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投射到各个角落,工业化、都市化、商业化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正如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所说的那样,“艺术今天明确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④其结果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被纳入市场交换的轨道,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从而排除文化、艺术的自主性。二是文化的标准化。标准化是指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所有产品表现为均一化、模式化、齐一化。今天,不用说电影、电视、收音机和报刊杂志类同,就是无数的工业管理建筑和展览中心,无处不显露极其相似的面孔和尊容。这样的文化艺术没有个性和差异可言,颠来倒去的程式就是它们的风格。三是文化的技术化。该学派指出大众文化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迅猛发展的产物,“文化工业的每个产品都是经济机器上的一个标本”,“在垄断下的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⑤四是文化的强制性。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的真正意义在于为现实进行辩护,以虚假的文化繁荣来加强现存的社会秩序,以“一体化”的需要妨碍着人们去认识自身真实的需要和利益,以文化的平民化、均一化攫取文化权力。因而,他们得出文化工业是一种“社会水泥”,堕落为具有操作性,欺骗性和强制性的意识形态。
  (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在工业文明社会,科学技术异化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一事实同时表明技术合理性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合理性正趋向于变成极权主义,并且这种具有极权主义特征的技术合理性已经扩展到发展工业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至于使“潜在自由和现实压抑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⑥,人已变成了缺乏否定精神、没有批判意识、更无超越欲望的单向度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等人通过对与理性自身的嬗变为“肯定理性”“技术理性”这一逻辑过程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即技术理性是与肯定理性产生了极权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导人哈贝马斯更进一步研究了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中明确地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合法性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成果与惊人的发展速度取得的。哈贝马斯把意识形态的批判作用引申到对社会的控制和异化的批判,他和马尔库塞一样将科学和技术当作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之于批判对象。在他看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核心的“公平交换”观念的批判,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已成为了与科学技术密切联系的“技术统治论”意识论了。
  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和科学技术成为头号生产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现实面前碰壁了,当代工业社会需要一种新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当然这种政治的合法性只有靠经济的合法性来证明,而保持经济不断增长的唯一办法就是应用发展科学技术。从而经济的合理性要靠科学技术来保证,一旦科学技术具有了赋予政治秩序以合法性的功能,它本身就变成了意识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发达工业文明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人们的统治,已经转向一种技术性统治,并达到高度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实质就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直接成为统治阶段的意识形态工具。据此,他们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看作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极权,而造成这种极权主义性质的主要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造成一种“控制的新形式”。今天,在西方工业社会,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大众传播媒介,已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使外在的统治、压迫日益内化在人的生活方式之中,直接阻碍了人的真正自由发展。
  三、法兰克福学派的局限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出发,以异化理论作为基础,对现存的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其对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的深刻分析和批判对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仍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对其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亦需注意: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的基本方向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明显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坚持把针对上层建筑的批判归结为针对经济基础的批判。他们总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区分出现象与本质、表层存在与深层存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等等,然后以人之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实践活动为基本出发点,法兰克福学派却背离了马克思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他们无意去批判西方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更不愿去具体考察现代西方社会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经济特性,而只去批判西方社会的现代文化。因而,尽管他们一再声称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早已不是像马克思本人那样,针对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现实矛盾,而是针对着它们在文化和意识形成领域的反射和回声。⑦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技术理性批判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虽然他们看到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某些联系,看到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宣扬技术统治意识,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或奴役的新工具,这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成所特有的阶级性或政治偏向性。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技术统治”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表现,它完全是由于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资产阶级的利用所造成的。最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仅是一种纯理论的批判,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实践批判。从该学派社会批判的总体视角来说,他们都是以先验的“应该”范畴为理论内核的,并且都把理论观点投向现代社会爱欲与文明的冲突,把研究兴趣放在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上,甚至还进一步把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归缩为意识形态的批判,主张进行“文化心理”革命。这显然是夸大了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批判已非精神的批判,而是“武器的批判”,是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的辩证统一。这种批判不再是使用远离现实的、随意选择的尺度来评判现实,它要求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应从造成自己的实现性的实践活动的客观逻辑和科学的价值观出发,对自己的社会存在持一种客观态度,并通过科学地再现现实实践活动中展开的现实的矛盾,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超越现存,“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正确途径。⑨可见,马克思强调的是付诸于行动,即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来“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
  参考文献
   ①车玉玲,《从社会政治批评到文化批判》[J].《求是学刊》,1996(4):7
  ②王凤才,《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成与发展》 [J].《山东大学学报(哲社)》,1994(1):4
  ③陈贻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探析》[J]. 《现代哲学》,2000(1):14
  ④萧俊明,《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新思考》[J].《国外社会科学》,2001(1):10
  ⑤杨华,《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和文化批判》[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2005(3):17
  ⑥王德峰,《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向》[J].《求是学刊(哲社)》,2004(7):11
  ⑦范希春,《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J].《山东大学大学学报(哲社)》,2000(6):9-11
  ⑧衣俊卿,《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与批判指向》[J].《广东社会科学(哲社)》,2003(2):19-20
  ⑨朱晓慧,《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的多重特征》[J].《兰州学刊》,2006(1):14
  (作者: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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