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站记者要深入基层|驻站记者

　　【关键词】驻站记者 基层 　　 　　记者是社会发展过程忠实的记录者和发掘者，要做一个称职的记者，只有深入基层，才能了解、反映最原始真实的生活，才能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依据。作为驻站记者，最大的优势就是始终和最基层的群众，和基层的党委、政府在一起，上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下联系最火热的生活，因此是最能够写出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新闻作品的。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安徽日报六安记者站工作时的一段经历至今难忘。
　　
　　一
　　当时，农村经过20年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壮大，一些新的矛盾开始凸显。究其根源，基层干部和群众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收缴农业税和各项费用以及计划生育，特别是收缴农业税费。有的地方因为地方财力紧张，负债多，巧立名目，造成农民抵触不合理的负担，对合法合理的负担也拖欠抵制，基层干部不得不加大征收力度。一些地方干部好大喜功使农民收入“水份”高，给农民带来的是按比例上缴的农业税和各项费用都提高了，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的实惠大打折扣。干群关系紧张，上访、围堵党政机关等过激行为时有发生，农村基层干部也因此被丑化、妖魔化，农村的政治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受到极大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的税费改革势在必行。
　　当时，中央每年都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要求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农村仍出现这样极大影响着稳定的问题，肯定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我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对农村和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尤其身在大包干的发源地，深感有责任和义务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驻站记者高波同志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就此开展了调查。
　　
　　二
　　驻站记者的优势很多，其中一点就是人头熟，当地的干部群众常常把你当成自己人，能听到不少真话。我们选择了六安市近郊的城南镇作为此次调研点，因为城南镇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工副业发展也不错的乡镇，容易在调研中找到农村税费征收中的一些共性。再一点也很重要，书记、镇长和我们私交不错，不会“防”我们，尽管如此，我们也有个“君子协定”：在调研中，他们把我们当“自己人”，平时他们怎么工作的就怎么做，不要有任何掩饰，前提是我们的所有发稿全部经他们审定。
　　城南镇位于六安市南5公里处，1997年时共有人口4.5万人，人均耕地不足1亩，农民人均收入1600余元，主要来自农业和进城务工收入，在六安市属中等偏上水平。
　　书记和镇长都住在市里，我们一大早和他们一起赶到城南镇。一进镇办公楼就发现，二楼的会议室铺了一些稻草，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刚刚从稻草上的被子里钻出来，没精打采的。一问，才知道他们的农业税费没有按时交，镇里把他们“请”来办学习班。所谓的学习班也就是几个镇干部拿有关税费征收的文件和报纸，给他们念。什么时候家里把钱送来，什么时候就“毕业”了。和其它地方的扒粮封门相比，这个学习班就很“文”了，但生活费和时间农民们赔不起，所以这些被请来的农民，短的当天就“毕业了”，多的也就两三天就“毕业了”。
　　上午，镇财政所的同志给我们介绍了该镇一年收支的大致“盘子”，收入大致来源于税收（包括农业税、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四税）和三项提留、五项统筹，其中的部分收入还是村有镇管，而支出远远大于收入。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的乡镇企业以及后来农村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的基层配套政策，造成了乡镇财政大量欠账，使得安徽不少乡镇财力入不敷出，寅吃卯粮，“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又使乡镇增加了不少刚性支出，不少乡镇的教师工资占到总收入的大半。镇里加大征收力度，也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他们一年中至少四分之一的时间都用在征收农业税费上了。
　　中午饭也是在镇食堂吃的。和镇干部们交谈，他们也很苦恼，乡里乡亲的，谁愿意去撕破脸皮。可工作还是要干，一趟趟地去催要，人混生了，狗混熟了。
　　因为是近郊区，农家的“当家人”大多白天进城务工，晚上回家，城南的镇村干部每天都利用晚上的时间，到“难缠户”、“钉子户”和长期拖欠户，一户一户地上门做工作。
　　当晚，我们跟随其中的一个征收组到农民家里去。昏暗的手电光，照着狭窄的田埂和高低不平的小道，我们走了几个村子。因为事先已联系，村干部一般在村口附近等候着，简单招呼后，他们领我们到一些所谓的“难缠户”、“钉子户”家里做工作。
　　通过和这些农户接触，除个别软抗不愿缴外，大多数是有原因的，或是某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或是对村组干部有意见的，也有的是能拖一天算一天的。
　　在以下的两天中，我们选择了这个镇好、中、差不同层次的村子，和村干部谈，和普通村民沟通。通过这样的采访，我们的采访本也记录了丰富的素材。在采访中，我们也发现了乡镇财政体制运行中的许多弊端，增加了乡镇财政的不合理支出。回去后，我们又认真进行了消化。
　　
　　三
　　因为事关敏感，我们决定先在本报的《内部参考》上发了一篇《要注意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对六安市城南镇税费征收的调查与思考》，将农村因财税问题所暴露出来的尖锐的干群矛盾写出来，表达了记者的观点：农村税费征收必须改革；要理解并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发出时间不长，报社总编室的同志告诉我，说省政府负责同志有批示，时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汪洋同志在批示中说：“兴安、高波同志深入基层，了解实情，分析问题全面。这种作风和方法值得充分肯定。对调查提出的建议，请财政、税务（地税）负责同志认真研究。同时与作者商量，可否将此期内容以适当方式向各级领导同志传播。同时，我推荐金寨油坊店乡，请兴安、高波同志去采访，他们对农村税收的改革，有一些探索性的做法，比较好地处理了农民利益及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
　　汪洋同志的批示，极大地鼓励了我们。随后，在报社的支持下，我们将此期内容作了适当修改，于一个半月后，在安徽日报二版头条刊登了《农村税费征收难在哪里――六安城南镇调查与思考》。汪洋同志在当天的报纸上再作批示：“这些记者能够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又有相当的分析思考问题的水平，请财政厅有关负责同志和处室，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注意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做好工作是大有帮助的。”接着，我们又马不停蹄，到金寨县油坊店乡采访，该县把油坊店乡作为全县农村税费征收改革的试点乡镇，采取“定额、定点、定时”的办法，在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等征收方面进行探索改革，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们写出了通讯《“三定”的效应――金寨县农村税费征收改革调查》，刊发在安徽日报一版，并再次得到汪洋同志充满鼓励和批示。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深入分析，发表了一篇关于乡镇财政体系改革的内参，又一次得到了汪洋同志的批示，这份内参也由省政府办公厅批转省财政厅研究。
　　在随后开展的全省财税工作大讨论活动中，我还有幸被汪洋同志点名参加了由他主持的一个小型座谈会，第一次见到了汪洋同志，并被点名第一个发言。此后，又有两次接省政府办公厅电话，陪同汪洋同志进行了财税调研。
　　省里在这次大讨论后，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基层财政方面的改革措施，包括乡财县管、转移支付、化解乡镇债务等举措。通过这段经历，也使我感到，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吃透上级精神和基层实际这两头，体会到深入基层抓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见证了党和国家对农村和农民关心、爱护。
　　现在，国家已经取消了千年以来的“皇粮国税”，农民不仅不要再缴农业税，种田还有补贴。农村基层干部也从税费征管工作中解脱出来，致力于服务“三农”，干群关系也进入了良性轨道。从强制征收到减收、免收，再到种粮给补贴，农村税费征收改革的过程，正是我们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强大的见证、缩影。■
　　（作者单位：安徽日报报业集团报元置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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