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慈善_宋代的社会慈善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宋太祖建国之时，因为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前鉴不远，所以采取了重内轻外和重文抑武的治国政策。尽管这一国策导致了宋代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所以常受诟病，但是它也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经济与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代也成为中国慈善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一
　　
　　宋代以文(儒家)治国，本于仁厚，所以“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代延续了过去历朝历代的“善政”措施，实行大规模的灾荒救济仓廪制度，在各州县置义仓，以备荒救灾。
　　例如，1057年诏令天下设置了广惠仓，赈济“州郡郭内之老幼贫病不能自存者”，成为宋代定制。这一制度从北宋中期至南宋末年数百年间，基本持续推行实施，很少间断，成为宋代独有的仓廪制度。它在灾荒时期，以官府没收户绝的田产为主，募人耕种，收取田租，用于赈济灾年中老弱贫病的特殊群体：“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儿半之，次年二月止。”并且“随市贵贱粜籴”，借贷给特殊群体。史书记载广惠仓是“累朝相承，其虑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效果可谓显著。
　　宋代重视仁政，政府兴办了大量的慈善机构，规模大，设施全，涉及各类人群，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空前的。如宋初中央政府设置的福田院，“日廪三百人”，是收养贫困老人的专门性慈善机构，后来还领抚少数弃婴。
　　各府州县也设置相关机构，如宋人吴渊所说的“外郡有居养、安济院”。宋徽宗曾下诏书令各地开设居养院和安济坊：“今京师虽有福田院，所养之数未广，隆寒盛暑，穷而无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朕甚悯然，可令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居养院是收养老人的机构，安济坊则以“养民之贫病者”为业。安济坊内设有专职郎中，“岁终考其数”。这两种慈善机构的经费都来源于政府，并都有冬季收养、临时养、凶荒收养贫民的责任。后来机构的功能逐渐扩大，甚至涉及“死者有所葬”。
　　还有制药施给贫病之民(不治疗病人)的惠民药局，广设于全国各府州县。据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府，备申朝省。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这个机构在元明两代也得以相承。
　　宋代政府设有专门收养弃婴的举子仓。宋高宗曾下诏：“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举子仓的设立当时十分普遍，即使在乡村里也建有这样的慈善育婴机构。尽管名称常有变化，如慈幼庄、慈幼局、婴儿局等，都是由政府“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仍雇请贫妇乳养”。
　　此外，漏泽园制度也是创于宋代。漏泽园就是官置的公墓，安葬那些因饥荒、疾疫而亡者，或者是因贫穷无法安葬者，都是由官府出钱使其安葬，并“给酒馔酹祭”。园中“置屋以祭奠之所，听亲属享祭追荐”。当时还建立监司巡历制度，定期督查各地安葬死亡枯骨的情况。
　　
　　二
　　
　　在宋代，民间慈善活动也很兴盛。除在灾荒之年施粥、施药等临时性的慈善举措之外，更形成了相对制度化的民间慈善机构。由于儒家一直注重血缘宗亲观念(所谓“修身齐家”)，所以，以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乡村社会，成为宋代民间慈善机构的活动范围，这是宋代民间慈善的一个显著特征。
　　无论是生活接济，还是收恤孤独，甚至助婚济丧，民间慈善活动成为当时政府慈善事业的有力补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仲淹所创立的义庄。范氏义庄的周恤对象主要是宗族成员，所谓“立义庄以赡宗族”。
　　慈善机构的维系，也依靠宗族的公约，由乡里的缙绅依据道德的力量加以维持。当时这种风气流行于江南，“吴中士大夫多仿而为之”。其实，即使是一些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也依靠这种乡村耆老缙绅的力量来巩固，所以具有一种半官方的色彩。如南宋朱熹承继隋代创立的社仓，其得名，就是因为它不是立于州县而是建于乡社，并且由乡社的耆老缙绅共同管理。朱熹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甚至提出，希望诸路提举司能晓示本路各州县，任民从便。社仓的敛散之事，都由当地的耆老缙绅共同操办，州县不得干预。
　　也许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是最适合时代的一种方式，毕竟政府不是万能的，将慈善事业放权于士民，成为政府行为的最好补充，这无意中也成为宋代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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