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的新动向|如何规避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

　　摘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中国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政治风险是跨国经营的企业要面对的特殊风险。冷战结束以来，政治风险又有新的表现形式，即恐怖袭击和泛政治化干预。本文对这两种形式的政治风险做出分析，并提出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上应对这两类政治风险的策略。
　　关键词　跨国经营　政治风险 恐怖袭击 泛政治化干预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5―0071―75
　　
　　一、引 言
　　
　　“十五”期间，我国启动并实施了“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跨国经营，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大批企业实力的日益提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深入的大格局下，跨国投资与经营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企业在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时所面临的特殊风险，除外汇风险外，就是政治风险了。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商务著作中，以反映美国企业对于政府干预的不信任，以及外国企业正试图控制国际企业。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增长，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问题受到了极大关注。理论界就政治风险问题展开了探讨与研究，这一概念的外延与内涵被不断丰富。但目前理论界对政治风险仍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如，Kobrin认为，政治风险是政府对企业运作的干预。Robock认为，企业经营环境由于政策上的变化出现难以预料的中断，若这种变化存在对企业的利润或其它目标产生显著影响的可能性，才构成政治风险。Simon认为，政治风险是源于东道国内部或外部的政府或社会的行动或政策，会对选定的某一部分企业或大部分外国企业运作与投资造成负面影响。Ting认为，政治风险是围绕某一国际项目或企业的设定经营结果(如收入、成本、利润、市场份额、经营的连续性等)，可能由于东道国政治、政策和／或外汇制度的不稳定性导致的非市场不确定性或变化。
　　从上述定义可看出，虽然不同学者定义政治风险的角度不尽相同，阐述方式也有所差异，但政治风险的定义有其共性：第一，政治风险源自于政治因素的作用。这种因素可能是政府行为，如对资产的征用或没收，亦可能是非政府行为；第二，政治风险影响的对象是商业环境中的某一客体。该客体可能是某一特定企业、某一特定行业或整个经济环境中的所有企业；第三，风险本质上是一种不确定性，因此政治风险本质上是政治因素造成的企业经营成果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是正面影响，也可能是负面影响。但是，我们更关注负面的影响。综上所述，政治风险可理解为因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而对经营环境中的企业造成的影响。
　　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按照传统理论，通常可分为以下三类，即战乱风险、财产征用没收风险、外汇管制风险以及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一些限制性经济政策，如外汇管制，进口限制、产品出口要求等。冷战过后，随着国际政局的动荡和变化，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些新的表现形式，对正在实行“走出去”战略的中国企业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对恐怖袭击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及经济活动“泛政治化”的挑战做出分析，希望有助于从事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提高应对政治风险的能力。
　　
　　二、政治风险的新动向
　　
　　1．恐怖袭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
　　恐怖主义活动存在已久，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德国、意大利都曾出现过暗杀政治人物的事件，令世界震惊。但是，那时的恐怖主义暗杀行动都是针对个人，无论是其发生的缘由，还是其带来的影响都是局部的，有限的。而到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困难和混乱激发了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导致当地的经营环境恶化，政治风险频频出现。但是比起本世纪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来说，这种冲突的后果又是小巫见大巫了。2001年的“9．11”恐怖事件夺走了3000多人的生命，随后在2004年又发生了马德里爆炸案和2005年的伦敦地铁爆炸案。直至前些日子，伦敦又发生了未遂的劫机事件。近二、三年中，还有一些恐怖事件的发生，矛头是直接指向中国的，如发生在阿富汗的11名中国工人在睡梦中遭袭击身亡，发生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工程师遭绑架、杀害等事件，使人感到威胁的逼近。这些事件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却也一样硝烟弥漫，对经济环境的危害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被称为是一种新威胁，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这种威胁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1)明显的跨国性。实施恐怖袭击的主体呈“网络化”散布于不同的国家，如以“基地”为核心的国际恐怖组织就是呈网状结构地分散在全球60多个国家，虽无隶属关系，却联系紧密、行动灵活。2)强烈的突发性。恐怖袭击往往是以突如其来的形式迅速爆发，没有明显的征兆。1990年以来全球就有100多起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都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发生的。3)非常的复杂性。恐怖袭击虽然是暴力行为，却不同于战争、武装冲突，无法单靠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恐怖主义的形成，与霸权主义引发的抗争心态、领士、主权问题导致的冲突和动荡、民族、宗教矛盾形成的历史积怨等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其一旦掌握了现代高科技手段，还会引发出更大的安全问题，使得事前防范难上加难。4)打击面的广泛性。与上一世纪的恐怖主义活动相比，近年的恐怖袭击对象从敌对的个人或组织转向了平民，以平民百姓的等命为筹码，诉求集团利益，伤害面特别大，影响也就特别大。上述种种特征使我们看到，恐怖袭击虽不一定是针对跨国经营的企业的，也不一定会使企业的正常运作中断，但它对和平的破坏，对跨国经营的企业赖以生存的环境的破坏，至少会使这些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大提高，从而对其长期的现金流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这种新威胁是一种很难对付的政治风险。
　　
　　2．歧视性干预――泛政治化的挑战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先是实行开放政策，向国际资本开放市场，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接着是与世界经济“接轨”，一方面改革经济运行机制与体制，使其适应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然后开始“走出去”。当外部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现身国际商业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国学生和旅游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国的高等学府和知名旅游景点时，“中国因素”便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中国因素”这个词本无褒贬，不同的人对其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有人欢呼中国商品让其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有人把失业、高油价怪罪于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但是，不管外界舆论如何，“走出去”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当经济发展克服了资本短缺、开始出现富余资本时，中国资本也要按照资本运动的规律流向能够盈利的地方。
　　与“请进来”、“接轨”两个阶段不同的是，“走出去”的实施，却引来了非难和歧视。在跨国并购的浪潮中，经营业绩骄人的中国民营企业联想集团并购了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 业务。对此，美国人感受最多的是中国威胁到了门口。美国外资委员会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其展开了长达45天的调查，美国防部也对此宗交易虎视眈眈。在并购成功之后的道路上，联想集团仍然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屡遭黑手，一桩普普通通的政府采购行为，竟然被某些美国政客和媒体炒作成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政治行为。遭此重挫，联想集团最新公布的业绩大幅下滑。去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铩羽而归，也同样是因政治因素影响所致。除此之外，中美巨额贸易顺差引发的争论，中国出口商品屡遭反倾销诉讼，这种种事件的背后，都有着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的歧视性干预。因为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尽管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它仍是对其势力的挑战，只要不接受与其相同的价值观，他们就不愿放弃意识形态的偏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近年来屡屡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企图通过政治手段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显然，泛政治化也是中国企业要面对的一种政治风险，中国经济在闭关锁国时，在引进外资、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阶段都不曾遭遇，但到了“走出去”时，却不得不面对了。
　　
　　三、企业的应对策略
　　
　　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时间不长，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角度来看，当年日本、韩国为使本国企业打入企业界主流时“举国合力”的格局，倒是今天我们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发展跨国经营时可借鉴的做法。因此，“走出去”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在应对新形式的政治风险时，不应该是孤军奋战。宏观上，政府的政策应力求为企业制造一个风险较低的生存环境；中观上，搭建相应的服务平台，使企业能得到专业服务；抵御风险的主体还是企业自身，从微观上，企业应掌握反映风险的决策手段和应付风险的措施，这样，政府、社会与企业三者协力，企业抵御政治风险的能力可望得到加强。
　　
　　1．宏观：和平环境的营造
　　几年前，在伊拉克停战初，一批中国工人甫入该国便遭绑架，后来是靠中国驻伊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当地各派势力中斡旋，实施营救，才使他们获释；最近的以黎冲突中，中国驻黎巴嫩使馆冒着枪林弹雨和猛烈的炮火，把在当地的华资企业工作人员和侨民一批批撤走，保护了本国国民的安全。
　　这两个例子表现的是外交人员在危机处理中外交手段应用的娴熟，反映出来的是务实的外交风格，以及用外交手段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能力。而这一切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实现的，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与之相适应的，在外交上就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以“和平中国”、“文明中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这样，有助于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从事跨国经营，在出现突发事件时，有较强的化解危机的能力。当然“和平中国”、“文明中国”形象的塑造，上靠国家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下至每一个公民也包括企业公民的努力。和平环境的营造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但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恕不在此赘述。
　　
　　2．中观：服务平台的搭建
　　企业跨国经营的决策，特别是有关政治风险管理的决策，需要许多有关国际政治与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等领域的专业知识。这些领域往往不是从事经营管理的企业决策者的强项；而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机构从事研究，从经济上看是不合理的，寻求外包服务才是可行的办法；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又聚集着一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要为自己寻找研究课题，或是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找到应用的出路。各级政府可用搭建服务平台的方式，让相关信息的需求者和提供者在此平台上交往。具体形式可以是专门的咨询公司，对于个别企业的需求，就通过这样的咨询公司提供相关的咨询业务；对于一些有共性的问题，可以用重大课题招标的方法，吸引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对于学者来说，这是社科成果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方式。
　　
　　3．微观：事前决策，事中事后控制的风险调整
　　在微观层面上，企业在决定进入一个外国市场前，需要作详尽的决策分析，要反映跨国经营所特有的政治风险和外汇风险，可以用调整贴现率或调整现金流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跨国公司金融的教科书中都有介绍。过去30年中，选择任何一种方法的企业约各占一半。但是一项最新调查表明，运用贴现率调整法的企业有所增加，而且还有更多的企业在海外投资项目的资本预算中使用多种方法，既采用贴现率调整法，也用现金流量调整法，同时还用实物选择权分析和定性分析。这反映出企业对海外投资项目的特殊风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采用更谨慎的态度去对待了。
　　对于本文所论及的两种政治风险的新动向――恐怖袭击和歧视性干预来说，更重要的是事中与事后的控制，因为往往这两种形式的政治风险是在企业已经进入一个国家或一个市场后才遭遇到的。在前期决策中，尽管企业已把这两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纳入到风险调整中去，但是一经投资或进入市场，仍然需要去面对，去解决。对恐怖袭击来说，可行的方法就是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在当地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势力中逐步建立方方面面的关系，以便在危机发生时可借助这些关系来应对。应急预案不能写在纸上后束之高阁，应该作为一项管理任务落实到不同层面的管理人员，这样在出现突发事件时，才可指望预案能够得以实施。
　　而对各种形式的歧视性干预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按国际惯例规范内部管理，例如，对反倾销诉讼来说，如果企业内部会计实务规范、财务资料完备、内部控制有序，且有资料可查，那企业是完全可以去应诉的。另外，企业同样也需要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法律事务、税务等应该雇用当地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打理，也要和当地的社区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与当地的意见领袖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实施并购这样的重要计划时，在前期调研过程的沟通中，这些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是企业的社会资本，与资金资本一样是不可或缺的。总的来说，从事跨国经营，不仅要靠企业的财力，更要靠企业扎实的管理基本功。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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