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式道德困境: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困境

　　当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后就面临这样的困境：圣人道德崩溃了，而公民道德却没有发育成熟。在一个缺乏公民道德根基的社会，市场化的结果就难免助长一些人的见利忘义、损人利己。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人最揪心的问题之一，它不仅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而且大大降低了国人的幸福感。
　　
　　“有意伤害”是一种离轨行为
　　
　　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角度看，食品安全问题有两个体现：一是无意伤害；二是有意伤害，从现状来看，大部分食品安全问题属于第二种情况。
　　从社会学角度看，食品生产经营者这种“有意伤害”是一种离轨行为，即背离了社会的法律与道德规范的行为。有人说，食品安全问题往往与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型到市场经济有关，因为市场经济涉及利益交换，久而久之，人们容易见利忘义、损人利己。问题在于，西方社会也是市场经济国家，尽管它们也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但显然没有我们这么严重。有人或许会说，这是由于他们的立法与执法比较到位、比较严格。的确，法律非常重要。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与法律及执法方面存在的漏洞有密切关系。
　　然而，如果食品生产经营领域中的“有意伤害”行为太多，执法者根本就管不过来。所以，在法制比较发达的国家，道德的作用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东西。就执法而言，没有道德做基础，不但执法成本极其昂贵，而且―定会留下大量的执法真空。所以，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血管里需要流着道德的血液。但问题在于，食品生产经营者并不是完全缺德的人。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他们在对待家人与朋友的态度上，血管里依然流着道德的血液。所以，我们要问的是，那些缺德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血管里缺少了什么样的元素?
　　
　　中国人往往不太讲究公民道德
　　
　　从道德的角度看，中国所面临的食品安全危机是道德转型滞后的结果。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历来缺乏公共领域。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会中，公共领域是难以出现的。这种状况导致中国人特别依赖私人领域、特别重视私人关系。与之相适应，私人领域的道德也特别发达。私人道德的特征是特殊性的，是因人而异的。
　　也就是说，人们对待他人是好还是坏，取决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的亲密程度：最好的是亲人、次好的是朋友、邻里与同事、次次好的则是一般的熟人，到生人层面，私人道德有时就不适用了。我们常说的“损人利己”中的“人”其实更多地指的是“生人”，尤其是市场交易中的“生人”。这种待人的厚薄因人而异的情况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与人们对私人道德的倚重相对比，中国人往往不太讲究公民道德。公民道德的特征是普遍性或非歧视性的。也就是说，不论是对待熟人还是生人，人们都一样讲究道德，都会避免自己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后果(如往公共洗盆里倒茶叶渣而造成洗盆堵塞、往马路上扔垃圾而污染环境等)，都不会做损人利己的行为。
　　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人们从熟人社会转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而是扩展到陌生人。在这样的社会，要使市场交易有序而不乱，就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即公民道德。它指的是调节人们与他人(包括陌生人)的公共关系的道德。这种道德明确地界定了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这种道德未必崇高，却十分基本，没有它，社会就会乱套。它的特征是普遍性的，不会因人而异，不会教人只对熟人行好，而对生人使坏。当我们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缺乏这样的道德做基础，市场就会变成坏的市场，处于市场交易中的人的本性中的恶的一面就可能被释放，而善的一面就可能更多地只存在于私人领域。
　　可以说，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不太重视公民道德的建设，市场转型缺乏道德的支撑。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是非常提倡公共道德的。这样的道德作为共产党员的道德无可非议，但作为具有正当私利的全国公民的道德，其维系成本是非常大的，也是很脆弱的，一旦维系的机制(如单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表扬”制度等)衰弱，便寿终正寝。与此同时，与私人利益不相抵触的公民道德却未在全民中扎下根基。于是，当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后就面临这样的困境：圣人道德崩溃了，而公民道德却没有发育成熟。在一个缺乏公民道德根基的社会，市场化的结果就难免助长一些人的见利忘义、损人利己。食品生产与经营领域里的种种“缺德现象”，正是公民道德薄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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