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_乡土主义

　　寄 语 　　提及乡土，就不免想起漫天飞舞的黄叶。古人说落叶归根，其实体现的正是中国人特有的乡土情怀。听说漂泊美利坚几十年的孔姓老太太为了能进曲阜祖坟，奔波了十几年；听说台湾老兵嘱托战友一定把自己的骨灰带回大陆，葬在村口的那棵树下，因为那块地是他的；听说尽管在外漂泊，客死他乡，一个人弥留之际，说的话一定是乡音。乡土，在中国人的意识里，不仅仅是可利用的资源，更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国，我们的归属，我们的认同，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同为一体。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背井离乡已经三十年了！梦里仍然常常回到那个村口的老宅子里，看见那棵雨中的苹果树，屋子里端坐着喝茶的祖母，这是多么顽固的情怀啊！我想，这种情怀并不是我一个人独有。
　　现在，我们村子要建设新农村了，据说要全部搬迁，偌大的村子或许要变成几栋毫无生气的楼，说的人凄凄然，听的人凄凄然。我想起村里相传的一个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平坟为田，晌午时分，忽然有人扔掉铁锨，坐在地头，抱头痛哭：“把我们家平了，我们能去哪啊！”奈何！奈何！
　　我们当然不反对建设新农村，把家园建设得更美好，谁不乐意？可是，我们要分析应该怎么建设，才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和根本利益。这正是开设《乡土》栏的目的和意义。希望这里的探讨能带来一定的效果，为国家新农村的建设作出贡献，抚慰中国人日渐淡漠的乡土情怀。
　　我不想以后思索：叶落归……
　　是为寄语。恳请支持和批评。
　　――陈文
　　
　　作者小传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学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 《神话?悲剧?〈诗学〉――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书写与遮蔽》。
　　
　　一
　　
　　美国学者戴维斯（Mike Davis）所著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描述了在城市化过程中发展的贫民窟问题。它以清晰的图景打破了我们对于人类所谓全球化和都市化的幻想，让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史中，全球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负面性。这其实也是我自己思考了很多年的问题：中国正在极力地推行城市化的过程，我们把都市、城市作为普世文明的一个象征，这个提法和这个实践本身有没有问题？
　　首先，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强烈的信仰，就是：都市是好的，都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一个想象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在中国，我们知道已经有很多贫民窟，但是，客观地讲，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没有严峻到像拉美、东南亚和南亚以及非洲，有那么大的贫民窟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没有蔓延到这一步，两者的历史前提并不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达到那一步，要看我们自己究竟怎么走。
　　历史地看，我们会发现，我们讨论市民社会，讨论民主问题，其实都是建立在以城市发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这是问题的要害。按照马克思的叙述，西方的整个文明史都贯彻着城乡之间的对立。虽然，这里“西方”两个字是我加的。
　　而中国的城市发展，在我看来，和西方的城市发展有一个特别的不同――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就是中国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发展，不是像西方一样处在对立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中；相反，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是一个互相哺育的过程。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上海人”作为一个认同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晚清、民国初期的时候，上海人这个概念还没有。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地方商团进入上海后，他们各自的地方认同并没有改变，比如广东商人，他们就叫“旅沪粤商”，宁波商人就叫“旅沪甬商”，他们不拜上海的城隍庙，不认上海的土地神，他们看自己的地方戏，有自己的祖先崇拜。他们死了以后也是先寄放在会馆里，统一运回去埋葬。所以在传统的城市里我们会看到大量的会馆。会馆是什么？就是从地方上来的青年、学生、商人，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可以到当地的会馆白吃白住，不要钱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城市和地方的一个纽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不是一个断裂的过程，不是对立的过程，而是互相哺育的过程。我们中国人一直说“衣锦还乡”，不管做生意还是做官，有了荣华富贵，最后一定要回到家乡去的。这个回到家乡不仅仅是理念上的，而是有很多实质性的内容，承担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公共品的供给。明清两大商帮集团：晋商和徽商，他们在外面做生意，其财富很大一部分要输送回本土、本乡去做公共福利的事业，建学校、修祠堂、修桥、架路……有人也许会说修祠堂是公益事业？那是非常重要的公益事业，因为祠堂以及中国传统的以村落为聚集方式的居住方式，它本身承担着社会公益的功能，比如鳏寡孤贫的赡养，靠的是族田。族田和公田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抚养那些自己没有能力生存的人，以及提供整个社区其他公益事业的费用。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社会的治理、发展，其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依靠在一个以本乡、本土为基地而延伸到外面世界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扭结点就是城市。通过血缘和地缘的动力，构建出城乡互相哺育的纽带，是中国传统的城市与乡村融合一体的关键。中国城市的繁荣并不是依靠远程的殖民地经济，而是依托于以本地经济圈为核心的、小农基础上的农业与手工业，江南一带的城市群就是江南经济的体现，所以城市与乡村是唇齿相依的。我们知道明清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是属于领先地位的，有发达的国内贸易和长途贸易。江南一带的经济有复杂的社会分工，但是它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建立在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基础上的，中国的城市就是由这样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相结合的模式哺育出来的。而它的动力却是惊人的，正是这样的市场辐射力建立起了跨国跨洲长途贸易系统，也使得中国人口从明清之际的东南亚移民逐步遍布世界各地。
　　但是这样的城乡互相哺育的关系，在20世纪初就开始断裂，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现代性的开始，像上海这样的条约口岸城市开始崛起，它的崛起和现代中国工业化的发生、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普遍的破产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城市贫民大量出现。传统的城乡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一个持续的断裂阶段，这导致了中国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历史性巨变。从而使得20世纪对中国来说，其核心问题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就是城乡断裂的问题，也是社会分裂的问题，它是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
　　
　　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有个大辩论，关于中国到底应该以工业来立国还是以农业来立国。以工业立国大家都很能理解，那为什么还有些人坚持要以农业来立国呢？就是因为二、三十年代在欧洲发生的世界大战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他们发现工业文明的进程、城市化的发展，后果会是阶级矛盾的冲突、对立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对世界资源的争夺，而这是世界大战和人类灾难的来源。他们就会想，中国是否要走这样的路？而中国的历史、国家和社会都和西方不一样。中国是国家融在社会里面，这个社会不是城市社会而是乡村社会，城市是乡村的延续而不是相反，城市和乡村一体。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城市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解决了乡村问题才能解决城市问题。而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像西方一样，城市变成一个个巨大的吸盘，所有的资源都从乡村中抽出来，财富、人才、资源、土地……全都被城市席卷。因此，在国家和社会都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走西方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道路？
　　以工业立国的观点是说，西方的民族国家靠工业和贸易来支持一个国家运作的昂贵费用，包括要养海军、陆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庞大的司法体系，所有这些其实没办法靠小农经济来养，所以就必须要发展工业、发展贸易，才能有钱来支持现代国家需要的这些东西。国家的工业、军事，和依赖军事进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能力，正是西方民族国家成功的秘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是这个意义下的民族国家理念与实践的衍生。在没有这样的国家能力的情况下，现代的城市发展本身就会变成一个贫民化的过程，这个贫民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小农破产，农民在乡村待不下去了，资本主义大农业要不就是无法成功，要不就是以排斥劳动力为代价。
　　然而，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正是，传统的第三世界的农业国家如今越来越依赖于粮食进口，比如中国东北的大豆几乎沦陷了。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占领了中国的市场。与此同时，传统的欧美工业国家却变成了农业大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粮食产品。我以前对这个现象特别疑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要用价格倒挂的方式、倒贴的方式来向全世界倾销他们的产品？正是这种倾销使得世界性小农普遍破产，不得不移居到城市的贫民窟来。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后来我发现很多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大农场背后完全靠的是金融体系的输血，靠的是高科技，石油、化工和转基因……所有石油的、化学的、生物的高科技全部是要通过农业的资本主义来实现。我觉得这是今天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秘密，它把全人类都绑架了。这是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今天全球性的贫民窟不可避免的一个前提。
　　很庆幸，在当代中国，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联产承包制，使得农民还能够保有他的土地。
　　很多人认为要给农民权益就要土地私有化，认为私有化之后他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才能体现对农民的尊重。但是仔细去看这些说法背后的动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所说土地私有化，其实是想说，只有土地私有化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够更快；而不是说，土地的私有化之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完成。在中国并不可能形成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因为不具备那样的国家补贴、高科技等一系列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不具备国际市场。所以农民土地的私有化其实是为了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更快推进。土地私有化了的农民或许可以拿到更高一点的补偿金，如此而已。但是补偿金总有被花完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呢？而且对于不在城市边缘的中西部农村来说，补偿金问题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的土地并不具有资本化的条件。因此，土地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和农村，这三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农村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它自身的凋敝无法靠私有化来解决。
　　而且，当农民离开后，土地归谁所有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离开的人是回不去的，他们卖地的钱也已经买不回自己原来的地，而占有土地的则是有钱人。现在很多有钱人到乡村去买地，很多艺术家也搬到乡村，这就说明不是村子不好住，而是说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让农民安居乐业？我们需要的“改革”不能一方面是农业的破产、乡村的凋敝，让这些农民进入城市、进入贫民窟，同时这些空出来的土地让给开发商变成富人的庄园。今天我们已经目睹了很多有钱人作为外来者到农村买地盖房，但是它破坏了土地作为乡村社会、作为社区的存在肌体。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以村为边界的，这意味着它是可以根据以村为单位的人口变化进行调整的。这是土地不能私有的很重要的前提，土地能够根据社区的人口变化来调整，使得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具有福利性和社会保障性。而没有这个条件，这些农民就会离开土地，没办法住。今天中国的贫民窟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是因为我们还有土地作为基本社会保障，这样一个前提，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资源。这对于我们如何解释今天中国的经济崛起非常关键。
　　
　　三
　　
　　我们不希望中国变成两个中国，一个是城市的中国，一个是乡村的中国。这就是我要讨论的问题：中国新的乡土主义是否有可能？
　　首先，新的乡土主义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立城乡互动的、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这个良性的关系，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也不是把城市变成乡村，而是在保存乡村既有的文化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生存方式多样性的情况下，使得乡村能够成为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乡村本来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乡村的凋敝意味着这个民族的社会根基、文化根基的塌陷。在今天，在我们还没滑向拉美式的贫民化、都市化的情境下，我们也许还有唯一的历史机遇，来重新建构一个城市与乡村互相哺育的体系。一旦错过，也许就会永劫不复。所以，我们需要开放出各种各样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实践力，来建构多样的、多模式的城乡互动体系，并把这样的发展设定为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第二，新乡土主义是在保持乡土社会的社区性的同时，发展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有机农业，它以小规模、物种多样性为基础，以小规模辐射的在地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建立健康的、有机的、人格化的食物生产体系为目标，重新建立新型的城乡互相哺育的互动关系。中国的乡村是以“村”为社区单位的，很多村庄可以此发展自己特定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不追求规模化和标准化，而是小而特色，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服务当地经济的，能够自我生存的，与乡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新乡土主义，从而实现文化多元性、经济多元性、生物与生态多元性的统一，这样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经济与文化统一的社区存在，应该是新乡土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广阔的村落和地方都有它独特的物种与文化，怎样把这些独特性进行重新规划与发展，是新乡土主义的起点。
　　比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所做的城乡互助合作社，帮助农民把有机大米、健康猪肉卖给城市居民，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很多人对何慧丽的责难是：不遵从市场规律。但到底什么是“市场”，消费者除了有毒食品、有害食品，别无选择就叫“市场”？！
　　我们需要“市场”这个概念，但是这个市场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大市场，而是回归到市场作为满足消费者真实需求的意义上，回到能够促进城乡互动的良性的市场关系中。中国广袤乡村的每个村落、地区都有它各自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恰恰是不能让资本主义大市场来统一的。所以要以尊重各个地方的经济自主性为前提，以文化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为基础，让乡村多样多彩的有机食品能够进入我们的城市，丰富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食物，让我们的食物更安全、更有营养，生活才能更美好，城市才能更美好，环境才能更美好，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与乡村的有机联系上。民以食为天，今天尤其如此。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社会主义的，意味着经济要为社会服务，它是市场的，意味着它是以满足人民对健康食品的需求为目的的――在这两个层面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应该屈从全球资本以盈利为动机的霸权体系。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庞大的小农经济在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进行巨大的补贴。当农民还是小农阶级的时候，他的基本生存可以靠土地自给，打工作为获得收入的第二渠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南方的一些工厂可以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到最低的工资线――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础。就是因为这些农民工失去工作还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人住在乡村自己的宅基地里不用付钱，而粮食蔬菜可以自给。世界经济危机一爆发，大批农民工返乡，如果他们回不去了，中国城市的贫民窟肯定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正是因为中国的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资源，像水库的水一样，可以收放自如，才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提供了动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不用承担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这是中国劳动力的优势所在。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如何创造了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
　　新乡土主义还需要区别于目前地方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式的商业化模式。例如，一个古村落有些历史有些建筑，通常就会被外地老板从政府手里包下来，发展旅游，当地村民却没有分红，这其实是剥夺了村民对自己居住的村社的所有权。而一些成功的旅游开发的模式，则是以社区自身生命力的萎缩为代价，空剩下一些符号空间的躯壳，鸠占鹊巢，本地人离开，外来的商人入住，同样是社区的瓦解。新乡土主义的要旨是要让村民自己做社区的主人，外来的人可以做客，可以去帮助他们，但绝不是喧宾夺主，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摘自《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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