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徐诵明: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今年是徐诵明先生诞辰120周年。 　　徐诵明曾先后担任五所国立大学的校长；他是中国现代教育及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他还是中国病理学科的开山鼻祖；他曾先后与邵飘萍、陈布雷、邵元冲、吴玉章同学；他曾与郭沫若等创办“夏社”；他早年经章太炎先生引入同盟会，晚年又在陈敏章等人的介绍下，百岁入党。
　　本文由几家权威大学、机构联合撰写。让我们作为中国教育的受益者、中国医学的受惠者，也作为新一代的爱国者，耐心地阅读这位老人的传奇一生，从中或有所悟
　　
　　怀抱科学救国之思想，
　　远赴东瀛求救国之真理
　　徐诵明，字轼游，号清来，于1890年10月生于浙江绍兴新昌县的一户塾师家庭。他从五岁起便入私塾读书至十三岁。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今浙江大学前身），在此学习三年，成绩优秀，他当时的同学有：邵飘萍、陈布雷、邵元冲、祝文白、郑晓沧等。1907年，浙江省掀起了反英护路风潮，这对年轻的徐诵明影响很大，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使他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转折。1908年，徐诵明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瞒着家人，远赴日本留学。他经常去同盟会驻东京办事处，与章太炎先生结识，聆听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由其介绍于1908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他深深地懂得，不能以夷制夷，只能靠国人自己的努力和革命，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振兴中华，摘掉“东亚病夫”这顶耻辱的帽子。
　　1909年4月，徐诵明以优秀的成绩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并获得官费。1910年又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在此结识了当时三年级的同学吴玉章，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内的形势，并积极地声援国内的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国内爆发了“武昌起义”，年轻的徐诵明毅然决然地放弃学业，返回祖国参加辛亥革命，在沪参加徐锡麟之弟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部，担任革命军上尉连长。由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国内的政局发生了变化，他于1912年重返日本继续学习。1914年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由于成绩异常优秀，1916年即被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聘任。1918年毕业后，因老师的挽留，他仍留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其间，与郭沫若、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刘先登等同学，成立“夏社”，声援国内革命活动。
　　1919年徐诵明回到国内，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在此他创建了由中国人办的中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担任主任。他为引进病理学、创建中国病理学科、积极培养病理学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收复武汉，他特地赶赴汉口参加北伐战争，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科长。在北伐军攻克南京后，他又赴宁负责接管鼓楼医院。他拒绝何应钦任命其为军医处处长的职务，回到北京，任京师大学校医科教授。
　　
　　教育为国之本，
　　苦心经营中国高等教育之事业
　　经过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徐诵明的思想有了巨大的变化。年轻时东渡日本就本着医学救国的精神想使旧中国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但是他回国后，看到了国家一盘散沙，他坚定了要想摆脱这顶让人看不起的帽子，并不是哪个人能够做到的，一个人也许在某个领域里能够取得成就，但改变不了这个国家的现状，只有办教育，培养更多的有用之人，使国民明白教育才是改变国家之根本，只有教育才能使这个国家真正的富强。据此，徐诵明十分重视教育。
　　他一生担任过五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这段时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最为苦难的岁月，西方列强的掠夺、军阀的割据、日寇铁蹄的蹂躏、内战频频发生，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举步维艰。
　　1928年，徐诵明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1932年，徐诵明出任北平大学代理校长、校长。徐校长开明爱国，为人正直，公正厚道，尊重教授讲课的自由，只要学生欢迎的，他都会给予聘请，提携后进。1933年，徐诵明校长看到范文澜先生、许寿裳先生为人诚恳，工作认真，教学也受到学生的欢迎，即先后聘请他们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在他任校长的近五年时间里，北平大学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校政走上了正轨，他对学生采取了完全信任放手的态度，他推崇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使得学校充满着民主、自由的气息。北平大学院系完美，学科齐全，学风良好，人文荟萃，聚集一批名师学者，学术研究的气氛也日益浓厚。
　　1935年，日伪企图分割和吞并我国领土。他们炮制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徐校长年轻时留学日本，所以也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 他们在未得到徐校长同意的情况下，即在天津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上公布其为该委员会委员，并以恐吓拉拢的手段相威胁，但遭到了徐校长的严词拒绝，他说：“吾不应富贵而失去对国家及本人人品的尊严。”并立即向行政院驻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声明，坚决不同意加入这个汉奸组织，也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把自己的名字从该委员会中除去，并与北平各界知名人士蒋梦麟、梅贻琦、胡适、李蒸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此时北平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京的师生上街游行，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揭露日本侵华的野心，反对华北自治，不少的学生被国民政府逮捕，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徐校长闻讯后，立即到市党部保释被捕学生。
　　1937年1月至5月，徐校长还兼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
　　1937年，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电校长徐诵明，提出要解聘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五名教授，他们是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沈志远，他们被认为是倾共分子。关于这几位教授的政治立场，作为徐校长是清楚的，随后，他去南京找王世杰说：“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其学问如何，不论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教授的聘请和解聘则在学校，教育部怎么好越权下令？”为此，陈果夫遇到徐校长说：“像许德珩这样的人都被北京大学解聘了，怎么你们北平大学还要任聘呢？”徐校长说：“当校长不容易，不但要任劳，还要任怨。”此事一直拖至“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才不了了之。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逼北平。国难当头，为保存教育国本，保护师生和教育资源以延续国家高等教育，国内多所大学依国民政府指令纷纷内迁。其中最重要者是由京津地区六所大学三三合并而产生的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1937年1月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徐诵明任西安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主持校政（临时大学不设校长）。1937年年底，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陷，陕西的门户潼关告急，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再迁往汉中。当时，去汉中盆地唯一的线路就是川陕公路，这条公路要翻越秦岭山区，路途十分惊险，常有车翻人亡的事情发生，但是西安临时大学的教职员工在徐校长的带领下，不顾艰辛，他们以前线战士流血的爱国精神鼓励自己，行军500多里，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汉中城固。1938年5月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全校的开学典礼上，徐校长说：“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1938年7月，抗日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西北联大的师生的爱国进步倾向，早已使国民党教育当局深为不安，他们加强了对进步教授的控制，增派了两位校务委员会常委。1938年9月，校常委徐诵明请辞其兼任的法商学院院长，并聘请鲁迅的好友、历史系主任许寿裳为院长，国民党教育部当局认为徐诵明为院长时，已实行了许多开明改革，走得很远了，怎么能看到许寿裳这样的人来当这个院长，他们组织三青团围攻许寿裳，并越过校常委，直接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得此消息后，立即向徐校长辞职，徐校长表示同情并抗议，立即批准他的请辞，同时自己也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为此，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对徐校长非常不满意，并以解散西北联合大学为威胁。国民党教育部当局还公然训斥徐校长:“西北联大为什么沿袭北平大学的传统，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课程，开设俄文教程，引进了共产党的学说？”随后立即下令严禁商学系学生学习俄文。徐校长不予理睬。1939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一面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另一面密令徐校长解聘西北联大曹靖华等十余位进步教授，徐校长坚决不执行，并与西北联合大学中的四十余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从此，北平大学从历史上消失了。但徐校长的这种不畏强权、刚正不阿的品德，深深留在了广大师生的记忆中。
　　1943年5月，徐诵明出任第六届中华医学会理事，并于次年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早在徐诵明到同济大学前，同济大学为了躲避战乱，已从上海迁至云南，再迁四川李庄。抗战中李庄的条件十分艰苦，“一无电灯，二无书店，三无影剧院”，而且当时物价飞涨，学校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徐校长坚持勤俭办校，努力克服困难，在他的领导下，同济大学渡过了难关，并扩大了规模。
　　徐校长注意民主办学，广延人才，改变了同济大学历来只聘留德人员的旧规，开始聘请薛愚等留英留美人员任教，并派出妇产科胡志远教授到美国留学。由徐校长兼任过院长的医学院先后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生理馆、解剖馆；在宜宾建立起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和生物学馆，还建设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医学院的教学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此期间，学校院系设置也有所扩增，教学设备充实了许多。此间，同济大学建立了法学院；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两系。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扩充和完善，同济大学已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同济大学迁往四川重庆，时任校长的徐诵明考虑到学校的发展和广大师生的意愿，表示坚决不同意。甚至于到后来，蒋介石到宜宾巡视时，见到徐校长，询问：“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继续办学？”徐校长告知全校师生员工迁回上海的心情迫切，表示无法从命。随后他带领同济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迁回上海继续办学。徐校长在写给教育当局的信中慷慨陈词，言称：“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
　　1946年6月25日，徐诵明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调往东北接收南满医科大学。该校被国民政府接收后，改名为沈阳医学院，也就是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徐诵明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病理学教授。
　　1948年，在全国解放前夕，徐诵明拒绝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提出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辗转到达上海，迎接解放，并于1949年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医学院任病理学教授。
　　
　　开创完善中国现代西医教育之领域，
　　为国民健康做出贡献
　　徐诵明教授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及中国病理学科的奠基人，他为引进病理学、创建中国病理学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19年，徐诵明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担任病理学教授，当时他是我国唯一一位中国病理学教授，填补了我国病理学一个空白。随后他积极地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亲自担任主任。他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译成中文，以供中国人阅读，让更多中国人了解病理学。1920年，徐诵明出席了医学各科名词审查会议，为“病理学”中文名词定名。就此，他成为第一个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的人，也为此开了先河。
　　随后在北京市进行粪便内寄生虫卵普查研究。他首次任教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中国创办较早的西医学校。这所学校的校址原是清代“御医院”的旧址，设备差，校舍简陋，但具有民族特色。学校不同于当时的教会学校，但他坚持用中文授课，使用中文医学名词。在学术上也不受当时各国学派的局限，而是尽量融会英、法、美、日诸派之长。他授课时也不局限于老教材，而是广泛引述英、日、德的医学文献，内容充实，使教学卓有成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他当时的助教和学生洪式闾、林振纲、李漪、许荫棠、林几、潘世晟等，日后都成为中国卓越的病理学、法医学专家。 他还冲破我国历代忌讳尸体解剖观念，力争进行尸体解剖，积累标本，以供给教学和研究之用，为国内的医学做出跨时代的贡献。
　　徐诵明教授还很重视和热心医学的普及工作。早年，他看到祖国科技十分落后，他认为“医药卫生之重要，久为世人所公认，关系国家之盛衰，民族之强弱”，他远赴日本学医，就是希望日后学成报效祖国。1921年，他在一次公共学术演讲会上发表题为“梅毒与结核”的演讲，分别讲述了梅毒和结核这两种病的产生、发展、病因、症状及危害，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到这两种病，增强了人们的防范意识，普及这两种病的医学常识。此外，徐诵明教授对中国的法医发展指明了道路、提出了见解。他认为法医虽然目前在中国的地位还不是很高，但前景是很好的，随着中国的发展，人们会认识到法医的重要性的。法医是技术科学，若能从事研究，也是科学救国的一端。最后，他还对中国早期的法医工作者的发展提出了希望：“只要诸君努力，将来希望很大，出路极广。”中国法医学奠基人林几教授就是徐诵明教授早期的学生之一。
　　1929年，他创办了北平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930年，他代表中华民国医学界参加日本第八届医学大会，并在同仁会发表重要讲话。 1932年，他又负责全国的公共卫生工作，在北京市西城区开办全市第二所卫生事务署。
　　徐校长是我国早期医学院校的校长，也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19年他回国在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开始任教起，就积极地投入到医学教育之中。1928年，徐诵明教授开始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他对中国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尤为重视。1930年，教育部聘请他为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了全国医学院校六年制教学规划。他首先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开始实施七年制的教学，他在《教育通讯》上发表题为“医学院”的文章，指出当前中国医学条件之差、人民健康水平较低、从医人员匮乏的现状，然后，他还向人们介绍了医学院各个专业的设置，最后，他为大家介绍了当时全国设立医学院的各个高等院校，他向大家普及对医学院的认识，鼓励人们都报考医学，当前面临的种种困难，“若不及早挽救”，将“影响抗战前途”，从而导致“国族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由徐诵明教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卫生系统院校的医士教育五年计划获得了中央卫生部的批准。他还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在创办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的专科制度、建立医学中专教育制度和组织建立在职干部进修教育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他又在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养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为新中国的卫生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生报国，百岁入党
　　1949年8月9日，徐诵明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2月徐诵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兼卫生部教材审编委员会委员，并任北京医学院病理学一级教授。1951年，徐诵明教授加入九三学社。1952年出任人民卫生出版社首任社长。1954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58年他被错划成右派，撤职降薪。他虽身处逆境，但从未失去救国、报国的信念。他欣慰地看到“四人帮”被粉碎，党中央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科学、教育、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提高。他晚年近三十年的不白之冤得到了平反，1978年徐诵明被推选为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他不顾已是88岁的高龄，积极地参加全国政协的各种工作，参政议政，为祖国贡献他最后的一点心力。
　　1989年10月20日，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隆重为这位老校长举办了百岁庆祝活动。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庆祝大会上代表卫生部党组致词，赞扬徐老：“一生爱国，治学严谨，知人善任，宽厚待人，作风正派，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了教育界、医学界的尊重和拥戴。在医学教育上，徐老可谓是用中文讲授西学的先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赞扬徐老并挥毫题词：“全心办教育，桃李满天下。”
　　在百岁寿辰前夕，这位饱经风云的杰出教育家，经卫生部长陈敏章和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百岁入党，可谓是历史的奇迹。
　　1991年8月26日上午10点55分，徐诵明教授因肺部感染、循环衰竭，在北京协和医院仙逝，享年102岁。
　　在整整的一个世纪中，老校长走过了历史的波澜壮阔，也经过了凄风苦雨，从绚烂归于自然。他的一生可谓是光辉、坎坷而又灿烂的一生，百年严酷的历史风云见证了这位中华奇才，我们的老校长徐诵明先生不愧是值得世人永久传颂和铭记的最尊贵的爱国世纪老人。他豁达的心胸、坦荡的爱国情怀、严谨的治学风范，使这变幻的百年风云最终沉淀为先贤传予后世的丰厚遗产，供后世学人永久铭记。他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久地屹立在中国的教育史上。
　　（10月10日《北京青年报》，小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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