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李鹏到朱基

　　新中国成立以来,总理、副总理兼任低一级别职务的现象颇为普遍。梳理中国总理们的兼职历程,不难发现,几乎每次总理挂帅,都可谓非常时期的非常出击,不仅使其所兼任的部委声名和威望远播,还往往能成功解开困局,甚至救中国某些领域前途于危难。
　　新中国总理兼任部长的先例,始自开国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毛泽东钦点
　　的外交部长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旧秩序已经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当务之急,不仅要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完整无缺地恢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还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即“另起炉灶”)。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毛泽东当年的一句话,将时年51岁的总理周恩来送上了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的宝座,且一干就是十年。
　　1949年11月8日深夜,一辆老式雪佛兰老爷车驶入东单外交部街31号大院,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等人的陪同下走进外交部长办公室。根据公开的报道,在那次大会上,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特意“强调”了自己的新身份:“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上任来,你们是不是该称我为周外长?不要叫我周总理嘛。”
　　此后的周恩来外交风云轶事,早已见诸各种历史文献。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一次次波澜壮阔甚至险象环生的外交斗争中,周恩来的风采赢得多方赞誉。
　　在外交部长任上,周恩来曾亲自送新中国第一任驻外大使王稼祥出使莫斯科,代替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判,倡导勤俭办外交,其对新中国外交迅速打开局面起的作用无人能出其右。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走马上任时,周恩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的教诲,至今仍影响着一批批中国驻外使节。
　　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有10任外交部长,其中居然有5任都是总理或副总理级领导人兼任。除周恩来外,他们分别是:陈毅,副总理兼第二任外交部长;黄华,副总理兼第五任外交部长;吴学谦,国务委员兼第六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副总理兼第七任外交部长。
　　这个现象,被普遍解读为中央政府对外交工作的重视程度,以及外交部在中央各部委中的分量。
　　
　　朱基、吴仪:
　　受命于危难之际
　　的确,由总理或副总理兼任部委掌门人,就已经向外界传达了“高度重视”的信号。他们的新角色,都会将“芸芸众生”般的部委提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位置。在前几届政府中,为更多国人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兼职总理们,一个是朱基,另一个是吴仪。
　　但他们的兼职,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象征意义。
　　与今天令人忧心的“通胀预期”相比,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令人心悸的通货膨胀已经卷土重来,原材料价格上涨了40%,8700个开发区烟尘滚滚,每天有500家新公司开业。用《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凌志军的话说,1993年的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忽然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弄到钱:到银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这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朱基的警觉。他先是召集各省省长到中南海,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这位政治局新常委的肺腑之言,并没有引起地方大员们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国务院颁发七次指示,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约束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收缩银根之际,情况仍然没有改变。
　　此刻,富有“朱基特色”的一幕开始出现。
　　当年7月,朱基以副总理身份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很快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并以人民银行行长身份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必须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并从7月7日开始,超出贷款规模乱拆乱借的银行行长一律撤职。
　　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记录了朱基当时酣畅淋漓的表态。“逾期收不回来的,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的,就要严惩不贷。”他当时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严厉斥责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
　　这段“朱氏语录”发出一个月不到,银行拆借资金收回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货币龙头被关闭,三年后,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在亚洲金融风暴前成功躲过一劫。
　　在朱基挂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十年后,“小女子”吴仪在国务院副总理任上开始了另一场力挽狂澜。
　　2003年,新一届中央政府刚刚成立,危机就已经悄悄袭来。
　　4月26日,面对肆虐的“非典”疫情,吴仪被任命为卫生部长。而此前,她已经是国务院防治“非典”指挥部总指挥。
　　上任后,吴仪即露出直言坦率的本色。不仅在国内直言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更在当年6月APEC卫生部长会议上坦诚中国在对抗“非典”之初认识不足,公共卫生系统有缺陷,组织指挥不统一,信息渠道不畅通。坦诚的态度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不仅令“非典”防治局面出现了转变,更为世界增加了对中国的信任和理解。
　　不仅是防治“非典”,吴仪兼任卫生部长期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艾滋病防治工作也起到了质的变化。“当时她说要抓几个事情,一个是新农合,另外一个是艾滋病防治。”而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中,吴仪很多时候都是事必躬亲。
　　新华社资深记者朱玉记得,当时卫生部虽然还有高强担任常务副部长,但后者却有一句口头禅,“这个我要向吴仪部长汇报”。“她绝不只是挂个头衔那么简单,是个喜欢动真格的人。”朱玉说。
　　
　　李鹏的三峡情结
　　与上述刀光剑影甚至危机四伏的临危受命相比,李鹏在总理任内的兼职更多地充满了一种温情。
　　2010年1月7日,一封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寄到重庆万州的三峡库区小学。发信人正是李鹏及夫人朱琳。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万州长岭中心小学的师生为之感动不已。
　　这只是李鹏与三峡工程结缘的微小片段。
　　在2003年出版的《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的三峡情结。1948年9月,被派到苏联留学,“我之所以选择水电专业,主要受到两点启发:一点是列宁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另一点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一个大的水电工程设想,即三峡工程。”
　　从当年的未雨绸缪来看,1983年李鹏以副总理身份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1993年以总理身份兼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职务,看上去相当顺理成章。
　　作为一项论证了数十年的宏伟工程,其间的论战之激烈史无前例,李鹏也参与其中。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中他曾记录,1985年2月2日,“李锐给我传过话来,他对三峡工程建设感到悲观,认为三峡工程上马将铸成大错。”李锐曾担任过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一直以来都是三峡工程的反对派。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就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表决,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比需要的过半数还多451票。”李鹏在书中如是记录道。
　　此后,为了兑现“每年都会来次三峡”的诺言,从1982年第一次考察三峡到2002年参加二次截留,李鹏共对三峡工地和库区进行了15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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