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山 [漫长的问题清单：鸠山新政权的挑战]

　　 　　9月16日下午,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正式接替自民党前首相麻生太郎,就任日本第93任、第60位首相。同时日本政府新内阁名单也正式宣布,由民主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三党联合执政的新政府宣告成立。
　　当地舆论调查显示,多数民众对民主党新政权抱有期待。但对于没有执政经验的民主党来说,首次执政并不轻松
　　
　　民主党获胜
　　折射经济深层次矛盾
　　
　　记者: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组阁已完成,此次的日本政权更替,究竟是过去一年自民党拯救经济乏力的必然结果,还是日本社会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
　　张燕生:奥巴马上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打着“变革”的旗号,当前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公众迫切希望出现一个可以改变美国现状并带领美国走出困境的人。
　　我相信日本也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在经历了“失落的十年”后,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非常低速的增长,这次危机,原来大家期待受过通缩之苦的日本,表现能够好于欧美。事实上,日本仍受到危机沉重的打击。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曾经说过一段“风凉话”,他说“自民党应该享受或体会一下在野的滋味,提升一些在野的经验;而民主党也应该品尝一下上台以后的苦难”。
　　金融危机以来,自民党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一是避免了大萧条,二是避免了滞胀。但对日本而言,依然存在一些令人不太满意的地方,比如日本的失业率高达5.4%。日本这个社会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有着终身雇佣制传统的国家,劳资关系极其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此高的失业率,对于日本民众心理而言,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次民主党上台,一是反映了民众希望变革的心情;二是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人们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振兴思路。
　　李克:最近这些年,很多欧美国家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日本也包括在其中。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经济遭遇衰退。由于自民党的保守主义、世袭和派阀等问题,日本国民的失望情绪不断增长。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自民党也提出过一些政治改革口号,但效果并不明显。小泉纯一郎执政后,局面有些变化,他是以改革派的姿态上台的,对自民党自身的问题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迎合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口味。但小泉的经济政策延伸了“市场至上”的思路,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和小政府,把大量中央政府的职能下放到地方却又没有相应的财政支持,减少了很多社会福利。同时,又推行企业层面的改革,如将终身雇佣制改为派遣制、临时工制度等等。
　　小泉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为此付出的民生成本是巨大的;同时,民营化过程中带来了大量的政治腐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这些问题促使日本各界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讨论经济发展的宗旨,公平与效率,市场化、私有化和政府干预的协调等一系列问题。最近两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更使得人们关注过度的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本国民期待变革,民主党的胜利正是民众对自民党长期不满的一种反映,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说“不”。当然,民主党也强调要防止过度的政府干预,进而产生干预的惯性和对企业家精神的遏制。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
　　记者:那么,日本经济在“失去的十年”之后,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李克:我认为,日本“失去的十年”并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样严重,而是日本经济系统的一个自我调整过程。上世纪50年代以后,亚洲很多国家都延续了日本的经济起飞模式,即“东亚模式”。它包括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政府通过经济产业政策扶持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二是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日本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起点低并享受了欧美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市场进入优惠,GDP增速非常快,后期外汇储备和国民收入上升也很快;加上国民储蓄率较高,对于国内投资构成了有力的支撑。
　　所谓“失去的十年”是指日本GDP增速下降,甚至零增长和负增长;国内资产急剧贬值,1990-2001年,由于房地产和股价下降,日本共蒸发掉1211兆日元,相当于现在日本GDP的2.4倍。“失去的十年”的确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但并没严重到巨大衰退的程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逐步形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双元结构”,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经济驱动器。日本在海外有大量投资,高峰时达到四万亿美元左右。广场协议以后,随着日元持续升值,大量的日元海外投资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收益,弥补了国内经济下滑。
　　在此期间,日本各界对于“东亚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确定了调整方向。首先,日本原是技术型国家,此前的发展忽视了科技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投入。1993年以来,日本在十年内投入了约1.3兆美元用于研发和基础研究。其次,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遭受了挑战,政府应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改革的方向。最后,回归亚洲。之前日本一直把经济战略重心放在欧美,9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的发展战略越来越关注亚洲。
　　“东亚模式”面临着很多共性,日本经验对于东亚国家很有借鉴意义。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在目前的形势下也遭遇了很多挑战,经济结构也面临转型。所以,要以制度调整的视角来看待日本“失去的十年”,从中借鉴经验和吸取教训。
　　
　　日本政坛:开启两党轮流执政?
　　
　　记者:民主党大胜自民党,终结了自民党半个多世纪近乎连续的执政,日本的政党政治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和美式的两党政治还有多少距离?
　　刘江永:从目前的情况看,日本政治上已经进入了两大保守势力轮替执政的时代,即“后自民党时代”。之所以说是两大保守势力,而不能称之为两大政党轮替,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政治体系、政党结构和英、美是不同的,日本不存在两个大党轮流竞选总统的情况。截止到这次选举之前,日本的政党结构是多党竞争基础上的一党长期执政,而且又是在自民党执政基础上的一党内多种派系轮替掌权。自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部有不同派系,一旦一个领导人出了问题,自民党内各派系间就会进行总裁的选举和政权的轮替。
　　那么,这次选举是否会改变这一状况呢?我认为会有所改变,但还不能称之为两大政党轮替。近十年,自民党政府并非一党执政,而是联合公明党共同执政,是一个联合政权。这次,民主党取得了绝对压倒性的胜利,但它仍然必须联合其他政党如国民新党和社民党一起执政。尽管民主党已拥有308个众议院的席位,占据了绝对优势,完全可以单独组阁,但它为什么还要联合只有7席左右的社民党呢?一是如果没有其他政党的联合执政,民主党在参议院内不能单独过半数,它必须保持众参两院的优势,才有利于推行自己的政策和纲领。二是它在选举之前就已做出承诺,要和社民党及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在选举中它们是相互支持的,不能由于选举结果对自己有利,就撕毁此前的承诺。这会被日本国民认为是背信弃义的,它反映的是日本的政治伦理。所以,至少在明年7月份参议院选举前,民主党还要建立一个以民主党为主体的联合执政体制。
　　总之,这次选举虽然打破了多党竞争一党执政的局面,但还没到两党轮流坐庄的程度,只是以自民党为主体的老保守势力和以民主党为主体的新保守势力之间的一种政权分立。
　　
　　支持家庭开支:
　　远期战略还是画饼充饥?
　　
　　记者:在民主党的众议院竞选纲领中,主要以促进内需,支持家庭开支为中心。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这无疑是对财政雪上加霜。这一纲领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是否只是一个画饼充饥的竞选纲领?
　　刘江永:这是日本媒体和日本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自民党对民主党一系列竞选纲领提出的最大质疑的一部分。日本财政短缺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所积累的问题,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留下的财政赤字已远远超过GDP,相当于GDP的1.7倍,居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首。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要拿出钱来采取惠民政策并不容易。
　　民主党所采取的做法:一是通过减少中小企业税收来刺激就业,满足一部分选民的需要;二是通过开源节流,在未来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充分体现本党意志,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公共事业投资,对过去的浪费和重复建设进行彻底的清理。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财务省曾对2009年14个省厅的70多项预算项目做了审查,截止到今年7月份已完成57个项目的审核,发现都存在浪费、效率低下、资金使用不当之类的问题,其中11项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投资。如所谓文部科学省的“家庭教育辅助基础事业”支出3亿多日元,但实际上日本大部分城市、农村都已采取了类似措施,这种所谓“样板工程”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国家出资。再如,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武器装备采购费,过去花很多钱采购了导弹,现在要购入新的导弹来替换老的,这样就要销毁原有的过时的导弹,总计销毁费用就得花费约近7亿日元。总之,初步估算,浪费的资金合计可能达到两万多亿日元。
　　另外,民主党经济纲领的主要思想也并不是要马上拿出钱来,而是通过给中小企业减免税收,刺激经济发展和就业。日本的经济结构是以大企业为龙头,下面依靠一些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受到损害,大企业和银行也会跟着出问题。所以,给中小企业免税、减税,让它渡过经济难关,大企业也会受益,国家的税收也会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党虽然在财政方面会遇到困难,但也会想尽办法克服。
　　木内登英:自民党政府的财政资源浪费,一直是民主党在竞选中所强烈批判的。我们的研究团队表明,公众对于之前刺激政策的不满主要体现在,没有充分重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缺乏有效的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的上涨。所以,麻生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的乘数效应是微小的,亏损企业的数量并没有减少,新增企业的数量也较少,经济活力不足。
　　民主党则意识到日本的收入差距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区经济被削弱,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的人群在不断扩大。所以,民主党的经济政策的重点就是“保卫国民生活”,以支持家庭开支为中心,内容包括支付儿童补贴、设立针对农业渔业人口的每户收入补贴制度、免收高速公路费、废除汽油税的暂定税率等。金融危机给日本国民的生活带来了困难,从去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很多出口企业都开始终止和临时雇员的合同。民主党旨在改善国民生活的竞选宣言得到了更多的选民支持。
　　从中长期来看,鸠山政府的基本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改善国民生活和提振居民信心,对于经济活力的恢复是非常关键的。民主党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的经济政策,将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复苏。但在目前,民主党的政策关注点,并不在于提高生产率,而在于帮助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居民,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产业振兴的计划。尽管民主党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重点扩大内需的战略,但是目前尚缺乏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我们看到的还是给儿童补贴和免除高速公路费等微观安排。另外,民主党没能在众议院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要和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组阁,这就意味着党派之间在政策上达成共识的难度会增大,经济政策的贯彻还需要时日。
　　记者:制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结合人口因素。日本目前面临着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您认为影响日本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在哪里?
　　木内登英:2008年,日本的出生率只有1.37%,导致出生率低迷的原因,主要是育儿成本过高。调查显示:教育费用等经济负担太重,是日本民众不敢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认为,创造让国民不因为生儿、育儿而烦恼的社会环境是政府的责任,并为此提出了发放儿童津贴的支援政策,每名儿童每年发放31.2万日元的生活津贴,一直到初中毕业。日本的经济模式转变中,内需起决定性的作用。应采取更多的防止人口减少的政策,配合津贴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未来内需扩大和经济发展的潜力。
　　李克:日本之前的发展战略强调制造业和重工业,但随着少子化、老龄化的加剧,这种模式遭遇了挑战。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比重越来越低,高级技工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2000年之后,日本员工的退休年纪都在延长,男性员工延长到65岁,科研院所等机构延长到69岁,但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只能在时间上缓解老龄化问题。
　　更有效的解决之道是加强日本与东亚的联系,提升经济发展模式。日本原是比较强调单一民族和文化的国家,比较排外。但它近期提出了百万留学生计划,鼓励国外的年轻人来日本学习,如果愿意留在日本工作,可以加入日本国籍。这一战略旨在通过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拆分产业链,把劳动密集的生产阶段转移出去,把对体力要求不高,但对脑力要求较高的部门,包括研发、管理、市场、金融等部门保留在日本,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来实现与人口老龄、少子化状况的匹配。
　　
　　中美日关系:
　　形成“等边三角形”?
　　
　　记者:“美日同盟”是自民党半个多世纪的核心外交政策,而民主党提出了“自主独立”、“重视亚洲”等口号,您认为这对于民主党上台以后的中美日关系有何影响?
　　木内登英:之前自民党一直和美国建立紧密的联系,但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则提出“自主独立”的要求,表明尽管日美联盟仍是优先考虑,但日本不会简单的跟随美国。8月27日,鸠山由纪夫在《纽约时报》发表观点称:“冷战之后,日本一直受到美国主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冲击。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追求,把人当成了手段,而非目的。所以,人丧失了尊严。”他的观点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如果日美关系的紧张加剧,那么将首先引发日元的升值,进而对日本经济产生影响。
　　刘江永:对日本而言,无论哪个政党上台,外交的基本格局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仍会维持,但在民主党看来,小泉期间对美一边倒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日美要成为同盟,并不是单方面谁支配谁、谁依靠谁,而应该是平等的。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日本会更多地强调国家利益和日本的民意。比如在冲绳基地问题上,它可能要求美国从冲绳撤出美军基地;对伊战争以后,美国要求日本向印度洋地区的美军部队供油,从民主党过去的政策来看,它可能考虑明年不再向印度洋派遣自卫队的舰只供油。倘若如此,日美关系一定会出现不愉快,但我认为民主党会通过其他方面弥补,如提出争取和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过去美国比较积极,日本则由于农业问题比较消极,直到现在,日本一些农村对这个问题还是有抵触,但农村人口只占日本总人口不到5%,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民主党会有进有退,有得有让,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在美国和日本都出现两个民主党执政,美日同盟有可能更多地维持它们的双边关系,既包括在国际事务中的外交和政治合作,也包括和中国建立新的中、美、日三边关系,这是未来的趋势。民主党是一个温和的保守型政党,它并不是非常强调向海外派兵,行使集体自卫权,和美国联合作战;在对待中国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如靖国神社和台湾问题,民主党的主流还是能够按照中日之间的共识,和正式文件精神,以及它在选举中的承诺去处理。当然,这也要取决于民主党政府能否在未来三四年继续保持长期执政的地位。
　　记者:“亚洲共同货币”是鸠山由纪夫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重要内容,那么您认为倘要在亚洲建立类似欧盟那样的区域同盟,我们还有哪些障碍需要克服?
　　张燕生:当前,东亚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欧盟相比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从1948年开始的,从“欧洲煤钢联盟”启程,到欧洲共同市场,再到欧元正式启动,前后历经了60年。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不能去跟欧洲的今天比,如果跟1948年欧盟起步的时候相比,我们在任何时候起步都不算太晚。
　　欧盟的成功证明了欧洲一体化的好处,在这方面,亚洲确实需要向他们学习。但其中也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日本和中国各自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在这方面,日本和中国应努力扮演法国和德国那样的角色。德国和法国从他们的历史教训中学到了很多,如对《凡尔赛和约》的反思。二战后,法国和当时的国际社会放弃了对德国再次提出巨额战争赔款的要求,而是采取“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来帮助德国从被战争摧毁的经济中发展起来;同时,德国必须对所负战争责任进行彻底的历史和现实的反省,做出让世界其他国家愿意接受和信赖的道歉。从这个角度来讲,法国和德国从历史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经营和平,避免世界大战再一次爆发。
　　欧盟另一个值得学习的经验是关于发展方面的合作。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有两个方案:美国方案和英国方案(凯恩斯的方案)。凯恩斯提出的方案是要建立起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因为当时他就预见到,任何一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都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因此欧洲人从1979年就开始推行欧元,也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区域范围内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在这方面他们是非常成功的。
　　日本新政府上台以后,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在新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在后危机时代,对金融全球化进行反思,对几次世界性大危机给日本和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国家带来的灾难进行反思,从反思中学习,来建立起新的合作体。
　　(9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为该报评论员。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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