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复杂的名字 新疆：复杂的西北边疆

　　 　　8月22日至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疆阿克苏、昌吉、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考察,实地了解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让乡亲们尽快富裕起来”,并鼓励当地企业“更好地带动新疆经济发展,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他还向在乌鲁木齐“7?5”事件中遇难的群众表示哀悼,强调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这些话意味深长……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西北边陲从来都是多事之地,部落战争、民族纠纷、宗教冲突从未间断,放在历史的视野中,1949年之后的新疆,算得上稳定和繁华。
　　然而2009年的夏天,注定将写入中国的边疆史。7月5日这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活动袭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
　　“7?5”事件之后半个月,当记者来到新疆最西北的哈巴河和布尔津等地时,当地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最为热衷的话题是开矿、旅游以及如何卖东西给哈萨克人、蒙古人和俄国人。
　　从清朝后期以来,在西北边境,一直都是中国人害怕俄国人,俄国人的骑兵不断地越过阿尔泰山脉,侵扰新疆,边境线一退再退,大片国土被蚕食,历史上诸如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这些中国人熟悉的地名,如今都已不在国境之内。
　　但今天,做生意才是最重要的,新疆一口气开放了27个对外口岸,为中国各省区之最,廉价的服装、食物等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中西亚各国。
　　经过60年的边疆建设,新疆已远不止是贸易通道这么简单。新疆占去了中国1/6的国土面积,相当于6个英国,4个日本,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印度等8个国家接壤。2000万人口中,除汉族之外的12个民族,大都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且有4个民族跨境存在。
　　如此复杂的民族宗教成分和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让新疆历来奉行“稳定压倒一切”。
　　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内地的打工者,比如拾棉花的、做小生意的、捡垃圾的等等都在新疆经过多年的打拼买了房子,定居下来。也因此,民族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已经深入日常生活,传统的诸如和田玉、英吉沙小刀这些维族人的营生,汉族人也开始经营起来,在国际大巴扎、二道桥等乌鲁木齐传统的旅游商业圈里,汉族人和维族人比邻做生意的情形早已成为日常景象,甚至维汉通婚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7?5”之痛
　　
　　尽管分裂主义运动是否真的是新疆社会的头号问题,学界尚有争论,但“7?5”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忧虑。事实上,自1949年以来,新疆境内的爆炸、暗杀、纵火、袭击等恐怖活动从未停止过,打的旗号大都是“东突厥斯坦”,意在分疆裂土,建立独立国家。
　　“7?5”之后的乌鲁木齐依然是新疆矛盾与希望的交汇点,一边是蓬勃的经济发展,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有着宏伟志向的城市,新疆资源丰富、疆土辽阔,且处于亚洲地理中心,邻国众多,四通八达,乌鲁木齐完全有实力成为整个中亚的中心城市,但另一边,暴力事件留下的阴影,仍将笼罩这个充满希望的城市。
　　对于“7?5”事件,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苗普生认为,主要原因是国内外分裂分子的内外勾结,但深层原因则是这么多年来,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民族是个文化的分界,而不是政治分界。”苗普生说,过去我们的种种制度设计和文化宣传太过强调民族文化的个性,而忽略了共性。
　　在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教授迪木拉提?奥迈尔看来,“7?5”事件不是民族问题,更不是宗教问题。整个事件乌鲁木齐本市居民极少参加,宗教人士更是几乎没有,在他看来,这更应该被看作是社会问题,除了境外分裂分子的煽动之外,新疆内部能够有人呼应,很大一部分直接原因在于少数民族青年的就业问题。
　　近3年来,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人力资源的过剩,让就业问题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负担,这一代大学生被称为“失业的一代”。新疆也不例外,但是,当失业问题遭遇民族因素,情况更为复杂。
　　新疆不像广东、江浙等内陆省区有足够多的民营企业,能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而对于民族生来说,语言上的障碍以及学历的劣势,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到疆外就业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一直以来,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对于少数民族的就业,国家都有标准不同的照顾,以前是硬性分配,但经过最近几年各种各样人事制度改革,党政机关还能保障硬性的民族指标,而企事业单位则完全是双向选择,虽然对企业选择民族学生就业有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但这些都是杯水车薪之举。
　　在苗普生看来,就业是个社会问题,是个自由竞争、市场淘汰的问题,“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装入民族的框架里”。迪木拉提也认为,就业是社会问题,但不同民族间的失业率反差太大,确实是酿成社会不满情绪的隐患,而这些不满情绪则很容易被境外分裂分子煽动利用,在某些特定区域内,应该平衡这些因素。
　　
　　
　　隔阂与融合
　　
　　7月26日,记者前往哈德斯家采访时,一见面,这位哈萨克老人就介绍他的小孙女:“她从小上的就是汉校,现在在天津一所名校读书,我们这一代人不懂汉语,但我要求她们这一代不仅要学习哈萨克语,还要掌握汉语、英语和俄语。”
　　哈德斯曾任阿勒泰地区专员,阿勒泰是哈萨克自治区,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共十三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称得上是哈萨克族人在中国的政治精英,对于自己的民族,哈德斯有着清醒的认知:“作为一个世居边疆的草原民族,只有以开放的心态,面向整个国家和世界,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
　　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面对强势的汉族文明,真正的融入却并不那么容易。在阿勒泰采访期间,记者认识了一个哈萨克朋友。他在市政府工作,是个主任科员,他的父母仍然在阿尔泰山的草场里放牧,而他那个聪明的小女儿,从小就被送去了汉语学校,放学后再送去英语培训班上课,只有回到自己家中,见到母亲时,才会讲起他们的哈萨克语。
　　对他们来说,要想在汉族占据绝对主流的国家获得上升通道,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他希望女儿将来能去北京、甚至美国读书。
　　苗普生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文化认同的问题,“文化宣传教育上应该全面强调共性,培育国民意识,淡化民族意识。”他的看法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研究者的态度。
　　但在迪木拉提看来,国民意识的培育与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不矛盾,一个政府,首先要保证国家统一,这就必须将国家意识的培养放在第一位,但同时还要保证各个地区的平衡发展、平等发展,而文化自有其发展规律,适应现代社会的元素必定会发扬,反之则会被自行淘汰。
　　哈德斯对此更是有着深切的体验,早在1980年代,他担任阿勒泰地区行署专员期间,就千方百计希望改变哈萨克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别人都说要保持游牧文明,可是看到哈萨克族的孩子们常年跟着父母游荡在草原上,没有办法读书,提高文化素质,这样的民族怎么会有未来?这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必须告别。”
　　最终,他于1987年,争取到了一项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无偿援助,在阿勒泰草原开展了一项名为“2817”的定居工程计划,这一计划也彻底地改变了哈萨克民族的生活方式,如今,当年的茫茫戈壁早已经变成了3万多公顷的绿洲。
　　
　　新疆的未来
　　
　　中国的内陆边疆,没有哪个地方像新疆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边境线,而且,比邻的都是拥有丰富资源、辽阔疆土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有着极强的互补性。
　　新疆对于中国而言,不再仅仅是国防前线,更是开放前沿和持续发展的战略要地,几乎所有的战略观察家都预言,未来15年,新疆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腹地的地位将得到极大的提升。也因此,如果让恐怖与反恐成为新疆的主要议题,这不仅是对新疆的损害,更是对整个国家的伤害。
　　“7?5”事件之后半个月,中央政府迅速调拨了40亿元,用于南疆三地州改善民生项目的建设,据新疆发改委透露,40亿主要用于南疆三地州抗震安居工程、行政村及社区文化室、兴边富民工程、贫困乡村生产基础设施、广播电视基础设施、乡镇干部周转用房等7个造福南疆三地州各族群众的专项规划,以改变南疆三地州相对贫穷落后的状况。
　　“发展才是硬道理”,但追求怎样的发展?发展如何真正惠及民众,这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遭遇的命题,在西北边疆显得尤为紧迫。从某种程度上讲,新疆的问题是民族问题与中国社会发展转型问题的交织,能否在民族问题剧烈爆发前,完成现代化的转型,这关乎新疆的未来,也关乎国家的未来。(作者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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