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晚年为何不提文明冲突:文明冲突论是否成立

　　《文明的冲突》是写给大众看的 　　记者:《文明的冲突》是否是亨廷顿最著名、争议最多的著作？ 　　裴敏欣:《文明的冲突》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亨廷顿的著作。但是，从学术角度看，它不算最优秀的。因为《文明的冲突》不是写给学者看的，而是写给大众看的。在亨廷顿看来，写给学者看的学术性著作以前写过很多了，而他当时想针对的，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中最影响美国政策的现实问题，即将来什么因素、怎样影响并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那就是文明价值。
　　记者:您认为，现在“文明冲突论”应验了吗？
　　裴敏欣:很难说“文明冲突论”应验了，虽然许多人都这么认为。亨廷顿看准了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冲突，但“文明冲突论”中也讲了中国，他就没讲准。当然，“9?11”事件和后来的美国反恐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也有一定的巧合和偶然因素。
　　记者:亨廷顿晚年有没有修正他的“文明冲突论”？
　　裴敏欣:亨廷顿一般写了一本书后，就会把它忘掉，不会沾沾自喜地永远停留在那个水平。他一般6至7年写一本书，完成后就写另外一本。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著作再经典，也没有第二版。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们也深谈过国际形势。当时，他关注的根本不是什么“文明冲突论”了，我们谈的是伊战。
　　记者:“文明冲突论”在美国的影响力有多大？奥巴马政府内有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吗?
　　裴敏欣:美国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一直有新理论出来，这个课题早就已经过时了。在奥巴马新政府内，都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者，很难说“文明冲突”在政策界有多少拥护者，或者说有多少人把它作为一个指导政策的理论思想。
　　
　　毫不掩饰对中国的担心
　　记者:《文明的冲突》将来会不会得到广泛认可？
　　裴敏欣:这个很难说。“文明冲突论”的争论大多来自别人对他政策影响力的担心，以及一些人的吹毛求疵。但你必须承认，他第一个很系统地、从历史和地缘政治角度说明文明是国家冲突的一个因素。
　　记者:对于中国问题，亨廷顿持何种观点？
　　裴敏欣:对中国，亨廷顿一直是比较担心的。他是一个战略现实主义者。他最关注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传统超级大国的出现，对美国的挑战。这点，他毫不掩饰。亨廷顿是一个很爱国的人，他的理论并不是说要颠覆美国国内政治现状，而是反映了他的担忧。他的一个理论是，西方的文化很独特，多元文化必然与西方文化有一些摩擦。
　　记者:您怎样看亨廷顿的一生？
　　裴敏欣:不得了的一生。现代政治学的过去50年中，亨廷顿是最伟大的学者。相比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策界战略家，亨廷顿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者。他有点金术，每碰一个问题，就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书就成经典了。这实在是不得了。《文明的冲突》不是他最好的作品，至于后来的争议，以及那些争议被“政治化”了的影响，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想到。（王文）
　　（摘自1月16日《环球时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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