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化解金融危机十年回首】广国投事件

　　 　　剑桥大学发展学会主席 PeterNolan中信泰富政治及经济研究部王小强 　　 　　广东化解金融危机十年回首（上） 　　 　　十年之前，王岐山当选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接着，广东省委成立包括王岐山在内的“化解金融危机五人领导小组”，任务是处理日益严重的支付危机。其间，王岐山的出色工作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如今，围绕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争论，早已不再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整个事件所呈现出来的教训与经验，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身处喧嚣之中，我们活得匆忙，往往来不及感受；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也几乎没有时间沉入回忆。这篇文章为我们打开了一道回忆的闸门，有助于我们在面对复杂的现实之时保持警醒。而对于在改革关键时期当选为新一届国务院副总理的王歧山来说，他依然面对着巨大的挑战。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1997年12月，中共中央调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岐山到广东省委任省委常委。一个月以后，王岐山当选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接着，广东省委成立“化解金融危机五人领导小组”，任务是处理日益严重的支付危机，两家旗舰公司首当其冲――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国投）和粤海企业集团（粤海）。经过激烈的辩论，广东省政府决定破产广国投和重组粤海。这在国际媒体引发轩然大波。
　　亚洲金融风暴早已过去。围绕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争论，早不再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然而，与表面故事显示的戏剧性效果相比，整个事件包含的重要意义，其中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严峻挑战，对当时以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具有极大的警世作用。
　　根据我们2000年10月以来对广东省化解金融危机 “三步走”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远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为脆弱。当时，亚洲金融风暴有可能通过香港，严重影响到香港的“后院”――广东，并且向内地蔓延。
　　金融风暴通过两个渠道对广东形成冲击。首先是从香港或通过香港涌入广东的国际资本，特别是通过广东各级国投和红筹企业。另一个表面上看似不相关的渠道，是从中国其他地区流入广东的大量资金。两股巨大的资金流，为寻求远远高于一般市场的收益而来，高度集中在一个狭小地区――珠江三角洲。1997年，珠江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从遭受金融风暴冲击的潜在危险看，也是世界上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的强烈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负外债的香港红筹、内地国投和负内债的城市信用社（城信社）、农村金融基金会（农金会）等各种地方中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面积发生严重的支付危机。而广东省广泛发生的支付危机，有可能向遍布全国各地同样负债累累、并且正在全面整顿的国投、城信社、农金会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更大面积地蔓延，从而危及到整个中国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稳定。
　　
　　广东经济的脆弱性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上半期，7000万人口的广东省，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任何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5年时间，广东省从低收入水平跨越到中等收入水平。处于增长中心地位的珠江三角洲，2300万人口，与台湾或马来西亚相当，当地居民的实际收入获得突飞猛进的增长。超常规的高速增长，使广东经济高度依赖外资和出口，极易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冲击。
　　80年代后，香港以及东亚地区低附加值的出口加工工业大规模向珠江三角洲转移，广东省与香港变成了“前店后厂”的关系。与此同时，广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地区。到1996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累计870亿美元，80%以上涌入珠江三角洲。这或许是世界上同等规模地区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地方。
　　1997年，广东省进出口相当于全省GDP的150%，其中出口相当于全省GDP的86%。1996年，广东省出口港澳占广东出口总额的86.4%，经由港澳的进口占广东进口总额的79.3%。如此之下，亚洲金融风暴，香港金融危机，广东省注定没有好日子过。
　　除国际资本外，另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热钱”。由于正规银行系统在利率及贷款方面受到政府较为严格的管制，各地有大量资金在银行系统以外寻求高额回报。广东省各地国投以及全国各省市的国投，积极到广东投资―投机。广东省得金融改革风气之先，不仅有紧随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之后的广国投，而且各种地方国投、城信社、农金会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它们利用广东高速发展的鲜活现实编造五花八门的神话故事，在全国各地向存款人许诺投资广东的高额回报。广东省官方估计，有上千亿元人民币资金通过各种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涌入广东。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国际、国内两股表面上看起来不相干的 “热钱”，势必存在复杂的潜层联系。国际、国内两股“热钱”，决非教科书式的简单交易，而是在物流、人流、资金流的特定渠道和信用网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难想像，拥有优良信誉的外商介入，足以提高投资项目和集资故事的可信程度。无数一头外债一头内债的神话故事，直接或间接地共同推动了广东省投机泡沫繁荣昌盛。
　　90年代中期，广东的总投资率超过40%。不错，广东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环境、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研究与开发、普通市民住房等等。问题是，所有这些急需投资的项目，根本无法兑现离谱的高额回报。而且，当集资规模越来越大而资金周转速度必然慢下来的时候，惟一的拯救办法是饮鸩止渴，进一步提高回报的承诺。不幸的是，对金融管理局来说，骗来的钱越多，迟早演化成的支付危机越严重。
　　金融机构雨后春笋、“庞氏骗局”争先恐后，即便没有亚洲金融风暴冲击香港，内外两股“热钱”的赌博游戏，命中注定难以为继。王岐山用“水落石出”来形容1998年以后蔓延全省的支付危机，再贴切不过了。
　　
　　香港的金融危机
　　
　　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不管国际炒家如何冲击，7.8港币兑一美元的汇率不会自动崩溃。直接受到伤害的不是货币而是经济。周边地区和国家货币对美元纷纷一贬再贬，等于港币对周边货币持续升值，直接伤害香港的贸易和出口。
　　香港金融危机的直接结果，是股市和楼市崩盘。到1998年8月14日，与1997年的高峰比较，恒生指数下跌59%，红筹指数下跌86%。
　　在这以后，红筹企业的市值还在继续一路下跌。特别是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之后，广国投所有的两家红筹破产清盘，粤海所有的五家红筹停牌，进一步累及其他红筹股票一跌再跌，有的简直一钱不值。
　　同时，房地产价格陡降一半以上。香港红筹的企业资产（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急剧“缩水”，缩到80%-90%的幅度，经营再好的企业，也避免不了“资不抵债”的命运。雪上加霜的是，还债压力突然陡增。香港金融危机中，大陆背景的香港企业面临特别大的还债压力。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红筹企业用股票和房地产作抵押借债，资产“缩水”比一般香港企业更严重，追加抵押或马上还债的压力自然更紧迫。另一方面，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的很多国际银行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损兵折将。金融危机中，资产的流动性状况成为企业生存的依据，“现金为王”是所有企业的共同渴望。号称“红筹之父”的百富勤，资产246亿港币，遍布16个国家35个办事处2500名员工，《财富》500强之一的庞然大物，因为6000万美元周转不灵而破产。同样头寸周转不灵的国际银行，在向其他“百富勤”或“正达集团”加紧追逼欠款时，不能不考虑香港私营企业纷纷破产的现状。相比之下，大陆在香港的企业，不仅没有破产的记录，而且具有政府全额偿付外债的光荣传统。两个方面的因素相加，大多数香港红筹和中资机构，尽管资产“缩水”比谁都惨，却突然成为所有债主严追猛讨的杨白劳。
　　有学者估计，中资企业在香港的国际债务总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广国投和粤海两家（辖七家红筹）就有上百亿美元没有偿付能力的外债，考虑到红筹企业、H股企业和数不清的各地政府机构背景的 “窗口公司”，这个估计应当不过分。这些公司在香港相互借贷、抵押、担保，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开放性网络，埋下更多 “或有负债”的雷区。可以说，一旦这个雷区全面引爆，或者说红筹企业都像百富勤或正达集团一样，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自负盈亏，该破产就破产，香港经济的历史就此结束。所以，市值缩水90%的红筹，是香港金融的软肋，是香港经济全面崩溃的决堤之口，香港最终能够顶住国际金融大鳄一波又一波的凶恶猛扑，经受住亚洲金融风暴的严峻考验，不仅归功于香港当局与国际炒家 “埋身肉搏”，而且取决于大陆当局对香港中资企业如何妥善处理――特别是在香港拥有大量国际债务的国投和红筹。
　　对香港金融危机的关注，深深影响中国处理危机的决策选择。在解释为什么广东省政府决定广国投破产而粤海重组时，王岐山说中国政府对待这个问题，“超过了纯粹的经济考虑”。他特别指出：“粤企是境外集团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们要考虑香港市场的稳定。”
　　
　　广东省的支付危机
　　
　　香港贸易和出口加工订单减少，直接从外商投资、贸易和加工订单三个方面冲击广东经济的擎天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出口加工工业。
　　经济景气急剧恶化的严峻现实，让金融游戏中所有超常规高额回报的神话从根基上丧失了依据。“水落石出”的确切含义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潮已退。没有了20%以上的真实增长做背景，再也无法编排30%、40%、50%的高额回报。国际国内的债权人开始担心投资一去不返，纷纷要求马上还钱。一些机构发生支付困难，采取限制提款的临时措施，造成更大范围的信用动摇，引发更广泛、更急切、更大规模的挤提，形成更严重的支付困难，最终演化成为一场自我强化的信用危机。
　　从香港传过来的国际债务压力，更是迫在眉睫。王岐山第一天走进广东省政府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广国投和粤海的紧急债务。广国投和粤海，负债不仅远远超过两家企业的资产价值，而且超过省政府可以考虑的支付能力。找中央政府帮忙？中央政府要考虑的，不仅只有一个广国投，全国还有329家满世界借钱的国投；不仅只有一个粤海，在香港，股票价格下跌超过88%以上的32家红筹企业，29家不属于粤海企业集团。中央政府救得过来吗？
　　
　　危机向内地蔓延的危险
　　
　　经过大力压缩整顿，到1999年，中国各地还有国投329家，资产500亿美元。有分析指出，这些国投官方登记的外债300多亿美元，没有登记的国际借款也是300多亿美元。除了国投，香港红筹的国际借款，还有190-250亿美元。也就是说，国投和红筹的外债规模达到8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60%左右。
　　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城信社和农金会，问题更严重。广东省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债务，高达1000多亿元人民币。1997年，整个中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包括国投，资产总额1450亿美元，占中国金融机构全部资产的11%。
　　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多年积累了天文数字的不良贷款。
　　2002年，标准普尔估计，如果将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与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汇总，中国金融系统的坏账高达5180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中国GDP的50%。实际上，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和期间，中农信、中创、海发行等全国性大型金融企业相继关闭。主要国有商业银行的地方支行，多次发生类似中国建设银行恩平支行的大规模挤提。
　　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和省以下各级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为资不抵债的红筹和国投承担责任，媒体和学术界存在着激烈争论。对借贷双方而言，四处充满了“道德风险”。
　　对决策者来说，更现实的挑战，不是该不该，而是有没有钱全额偿付外债。对后一个问题，答案根本不用讨论。不错，根据以往关闭金融机构的经验，中央政府统统出面偿付了全部国际债务。但是，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危机时刻，为了支持香港当局抗拒国际金融大鳄的重拳猛击，中国政府正在打算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重大承诺。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人民币不贬值，相对周边大幅度贬值的货币，等于承诺继续保持大幅度升值的不利地位。这对中国的出口、外汇收入、支持人民币国际信誉的外汇储备，会发生巨大负面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当时不仅不可控，而且不可知，完全取决于来势凶猛的亚洲金融风暴持续的时间和灾害的程度。于是乎，中央手上现有的外汇储备，顿时显得极为珍贵。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在一个很短时间内，集中偿还这些总数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60%左右的国际债务，对坚持不贬值的人民币而言，明摆着是一场无法承受的灾难。
　　更加无法承受的是风险。当时，而且时至今日，人们无法确切知道，这些国投和红筹究竟欠下多少国际债务。不仅如此，另一个方面的巨大风险是，内部需要支付的人民币债务规模同样无法确定。亚洲金融风暴结束了超常规发展速度的预期，“水落石出”，不仅对广东省，而且对全国的金融企业都具有同样不幸的意义。无法预计的债务总额，有可能突然汇聚空前巨额的现金需求，通过内外夹攻，形成更大面积的支付危机。
　　亚洲金融风暴通过香港波及广东，全省发生大面积支付危机，一旦广东的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通过香港的诸多红筹、广东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全国各地的国投、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布各地苟延残喘的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这些金融机构之间盘根错节的借贷、担保和支付链条，向大陆纵深迅猛蔓延，燃起一场四处冒烟的燎原大火。
　　
　　广东化解金融危机十年回首（下）
　　
　　事后我们看到，广东省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用了两年的时间，化解了弥漫全省的支付危机。省政府的工作小组，把他们夜以继日的紧张战斗，按时间顺序，概括成化解危机的 “三步走”――广国投破产、粤海重组和关闭近千家中小金融机构。这三个步聚，并非事先精心设计。应付挑战的方式，被王岐山称作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回头来看，其举措非常符合“砍树救林”的基本原理：砍出一条防火道，阻止大火向森林纵深蔓延。
　　
　　第一步：广国投破产
　　具有关键意义的第一步，是决定广国投破产。这决不可能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广国投仅次于中信，是中国第二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国际金融界，曾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一流的商业信誉。广国投破产，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
　　1998年10月6日，关闭广国投的决定在国际金融界引起震动。1999年1月10日，广国投申请破产。
　　广国投破产最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政府不承认广国投欠下的外债等同于非还不可的国家主权债务。这在中国史无前例。中国政府通过第二大国投破产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对国投和红筹总额80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国际债务，不承担直接责任。广国投破产，对外符合国际惯例，对内符合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企业自负盈亏，政府不再直接对企业的经营负责。这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发出进一步改革的信号：不管它们的规模有多大，国际声望有多高，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政府最终都会出手挽救、替它们偿还债务的历史，从此终结。
　　广国投破产，同时为与中国国有企业做生意的国际债权人发出改革信号。按照传统定义，国投和红筹的所有者是大陆的国家实体，不管是公司还是政府部门。所以，国际债权人坚持国投和红筹企业的国际债务应被当作主权债对待。
　　债权人的理由可以理解。过去，经常基于这种理念，他们才放心大胆，争先恐后，把大笔金钱借给国投和红筹。由于有这样的理念，债权人用不着对贷款企业和贷款项目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和严格的持续监督（这正是银行从事商业贷款必须花费的主要成本）；与此同时，贷款通常按照企业之间的商业程序和商业利率安排，并不是政府与政府之间，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援助性低息贷款。商业利率本身，应当包含了对商业风险的付费。
　　广国投破产一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充满争议的里程碑。国际借贷人今后向中国企业提供借贷时，必须像对其他市场经济体的企业一样进行周密的风险评估，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持续的严格监督，而不能再省下这道主要成本，幻想中国各级政府会继续无条件承担国有企业的国际债务。
　　
　　第二步：粤海重组
　　1998年夏末，债权人急切追讨债务，粤海集团度日如年。到9月，粤海只能靠省政府的短期资助支付需要紧急偿还的债务。展望未来，在欠下的46亿美元外债中，1999年1月到期6.8亿美元，4月到期11.7亿美元。负债比率高达74%。粤海已经山穷水尽，活不下去了。10月8日广东省政府决定，在广国投破产的同时挽救粤海。10月26日官方宣布，粤海的债务将通过重组解决。粤海下属的两家主力企业――粤海投资和广南控股，对香港的股市稳定十分重要。
　　关于重组粤海的谈判时走时停，经过一系列漫长艰苦的讨价还价，2000年12月6日，国际债权人终于接受高盛提出和修改的重组方案。谈判延续数个月的主要原因是，尽管有广国投破产，债权人仍然希望广东省政府偿还粤海的全部债务。广东省政府用停止偿付贷款利息的实际行动表达不妥协的决心。王岐山在第二次 “没有掌声”的国际债权人会议上，礼貌、诚恳而又语带机锋地说：“我相信广东省政府和国际债权人都不愿意看到粤海步广国投的后尘。”根据毕马威的评估，如果粤海破产，债权人的损失会达到74%。国际债权人最终只能妥协，与广东省政府分担损失。倘若不然，逼迫粤海进入破产程序，损失只会更加严重。
　　粤海重组终于得以顺利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官方确实分担了“痛苦”。广东省注入的是全省最优质的资产―东深供水项目。香港75%的生产生活用水依赖这个项目。该项目每年坐收20多亿港币现金。这笔资产注入粤海，相当于现金抵押的功效。
　　值得一提的是，像雇用毕马威主持操作广国投清盘一样，粤海重组雇用了著名的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倘若没有国际一流的权威机构参与，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很可能会旷日持久地拖下去，甚至卷入不必要的外交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干扰广东化解支付危机的当务之急，损害阻止金融危机向内地蔓延的大局。
　　
　　第三步：关闭上千家中小金融机构
　　当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进入操作程序，1999年底，广东省政府的工作小组马上腾出手来，展开化解金融危机的“第三步”――处理地方其他国投、城信社、农金会等中小金融机构的人民币支付危机。这是一场没有喘息和休整时间的连续战斗。
　　中国的一句谚语――“快刀斩乱麻”，可以成为“第三步”最贴切的形容。1999年11月23日，广东省成立以王岐山为组长的 “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省长助理武捷思、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蒋超良、广州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刘兴强任副组长。广东省向中央银行“一揽子”借款380亿元；同时，中央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增拨70亿元再贷款额度，专项用于解决人民银行自办地方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用这450亿元，到2000年10月，不到一年时间内，广东省政府对147家城信社1063个分支机构，16家国投及14家办事处，国投下属48家证券营业部，以及843家农金会实施停业整顿。这也是危机时刻“没有选择的选择”，却是当机立断、化解危机的最佳方案――大刀阔斧地快刀斩乱麻。
　　这一次，中央政府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中央银行的380亿借款，由广东省各级政府的财政担保，年利率2.25%，不计复利，从2001年起九年时间全部偿还，每年折还款47亿。这对当时年税收收入超过1100亿元的广东省来说，是可以做到的
　　到2000年3月11日，汕尾、韶关、梅州、潮州、湛江、中山、肇庆、汕头、佛山、珠海、江门、茂名、惠州和广州市（四家）共17家市属国投，全部停业整顿。东莞国投经营良好，成为唯一一家获得“规范保留”的市级国投。
　　真正需要投入大量工作的，是广东全省范围147家城信社和843家农金会。它们牵扯到千家万户，与全国各地的企事业单位构成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譬如，韶关市13家城信社拥有20多万储户。从维护社会安定的第一需要出发，工作小组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对需要清理的金融机构进行全面摸底。为此，还专门开发出“分档次存款统计表”和“待移交中国工商银行储户资料清单”两套软件。根据摸底情况，协调小组制定了居民储蓄和外债优先的政策原则。在居民储蓄中，进一步分成10万元以上，5000-10万元、2000-5000元、1000-2000元以及1000元以下若干档次。小额存款通常来自普通百姓，首先兑付，得以最大限度减少社会震动（譬如，梅州市农金会个人股金90%在5万元以下）。另外，关闭企业的失业职工，需要妥善安排。韶关市按每月1000元的标准，给城信社职工多发两个月工资后遣散，得到协调小组的肯定。
　　到2000年1月31日，仅仅两个月时间，中间还过了一个春节，全省各地城信社共兑付自然人存款160亿元，完成任务的83.3%。如此这般“闪电战”似的政府工作效率，为多年市场化改革以来所仅见。不仅兑付范围来不及扩大，而且把清盘过程中由于交接混乱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降低到最少。
　　同时各级领导纷纷出面讲话、写文章，包括卢瑞华和王岐山也在发行量最大的《南方日报》为农村信用社大说好话，防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的努力使这一事件的性质、范围以及有关政策规定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才不致酿成情绪性、灾难性的社会动荡。
　　广东省政府要求各级政府财政担保，用财政收入在八年时间还清中央借款，强化了各级政府变卖被关闭的中小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追讨欠款的积极性，可以在一定程度实现“道德风险补偿”。为了减轻还债负担，各级各地政府分别制定了追讨债务的具体办法。这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平衡道德风险，毕竟聊胜于无。
　　
　　“三步走”：没有结束的故事
　　亚洲金融风暴的大火燃烧到香港，在香港岌岌可危之际，不仅广东的支付危机遍地燃烧，并且明显呈现出通过全国各地资不抵债的国投、红筹、城信社、农金会、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国有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向坏账累累的整个金融体系蔓延的可怕前景。广东省政府化解金融危机的工作小组，在危急时刻扮演了奋不顾身、砍树救林的抢险角色。
　　广国投破产，根本改变了中资企业在国际债务纠纷中永远被动挨打的局面。到2001年底，经中央借款兑付个人储蓄283亿元。余下的近700亿，当是企事业单位投资（投机）。到2001年底，共追收资产123亿元，占691亿元账目总资产的17.8%；其中收回现金31.8亿，占账目总资产的4.6%。余下的资产，实际上，很多已经泥牛入海了。在顶风冒火砍树救林之际，广东省政府对普通百姓和外商刀下留情。与国内债权人高达80%以上的“削债”相比，削债30%的国际债权人应当千恩万谢了。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化解金融危机“三步走”的一个副产品，是公开暴露出大量金融腐败和金融犯罪。不难想像，即便是简单试图清理企业财务账目，都会直接触犯犯罪集团和犯罪分子的切身利益。面对判刑坐牢、包括被判死刑的现实前景，“三步走”的每一步，都是邪恶与正义之间的殊死搏斗。更何况，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公开要求各级政府领导人 “及时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打击金融犯罪”。特别说明问题的是，王岐山以常务副省长身份，经常出现在公众和媒体面前；在他背后，是从不公开张扬的“省委五人领导小组”。正因为“三步走”是在政法、组织、纪委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一个重要收获是，在步伐所及的范围内“水落石出”，实现了一场对腐败犯罪分子的大规模清洗。
　　但是，化解大火蔓延的危险，不等于改变了杂草丛生的生态。危机过后，这片土壤会继续生长出什么东西？会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三步走”暴露出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值得改革决策者认真思索。
　　（本文原题为《砍树救林：广东化解金融危机“三步走”》，本报有删编，并略去作者原注释若干）
　　（2008年3月24日《经济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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