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委频违规，为何没有首长负责等 双首长的部委谁说了算

　　部委频违规，为何没有首长负责 　　6月27日，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06年度中央预算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审计发现，发展改革委、文化部等25个部门所属的92个单位挪用财政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等27.54亿元。从报告看，2006年度中央部委及其所属单位在执行预算和其他财政收支方面，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是涉及部门和单位多，二是违规金额大，三是违规方式多。
　　如果我们与以前公布的审计报告相比较，就会发现，不少部委及所属单位明显属于屡审屡犯，个别单位甚至多年出现在审计报告的违规名单之中，且每次均涉及巨额资金。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质疑审计报告的严肃性及财政纪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依据宪法规定，我国行政机构均实行首长负责制，那么，为什么在财政违纪违法问题上，多年来竟没有一个行政机关首长对此负责呢？
　　部委及其所属单位存在如此严重的财政问题，部委首长不负任何责任，这既不符合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权力性质，也不符合宪法规定的首长负责制要求。我想，中央各部委之所以存在屡审屡犯，而且问题并不见减少的情况，与这种轻描淡写的责任追究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如果每次查出财政违规问题，都责令该部委首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认真检讨，并通过全国性媒体向全国人民道歉的话，即使不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也会给相关部委以更大的震动，效果也会比现在好得多。
　　看来，如果没有严格的问责制度加以保障，机关首长可以对本单位的问题不负责的话，审计报告的严肃性和威慑力就难以实现，屡审屡犯现象就得不到遏止，结果法律的公信力就会不断减弱，这对于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制国家是十分不利的。（李克杰）
　　 （摘自6月28日“新华网”）
　　
　　从住房到牛肉面，尽显政府功能的“短板”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审美疲劳”之后，深圳的房价再次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据报道，深圳的住房价格在近半年来上涨了50%。面对如此亢奋的楼市，深圳市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从7月初开始，深圳13个部门联合开展整治行动，决意打击哄抬房价、囤积房源、捂盘惜售等违规违法行为。
　　不妨把深圳的住房与兰州的牛肉面做一个不甚贴切的联想。前不久，兰州市物价部门为了压制牛肉面涨价的现象，出台了限价令。但地方政府的良好出发点并不一定会赋予某种行政措施以合法性。牛肉面馆是一个竞争相当充分的行业，政府如果要对之实行限价和定价，必须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否则就可能是不正当的干预。另外，从常识的角度看，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能力管住牛肉面涨价，你如果硬要实行最高限价，牛肉面馆老板就可能以偷工减料的方式降低成本，市民还是会承受变相涨价的负担。
　　在地方政府看来，深圳的住房和兰州的牛肉面都是关系到民生的重大价格问题，应该实行必要的干预，这种敏感和责任感无疑是值得赞许的。但从深圳的“境外人士限购”与兰州的“限价令”的实际效用来看，又暴露出地方政府对物价上涨的无能为力。行政手段面对市场变化时的窘困和乏力，并不只体现在住房和拉面问题上，也不仅限于深圳和兰州少数几个地方，而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一方面，全社会对民生问题的强烈关注，要求地方政府必须稳定主要消费品的价格；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具备了自身的某种强硬的规律性，如果不能吃准市场的规律、对症下药，而是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不仅不能对市场形成良性的干预，有时还会产生扬汤止沸的效果。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二手房买卖征税，这项政策的初衷是要遏制投机性购房，但实际效果却是拉高了二手房的价格、加重了购房人的负担，楼市却丝毫没有因此而降温。（蔡方华）
　　（摘自7月13日《北京青年报》）
　　
　　股市如何消除“政策市”烙印
　　自5月30日以来的一个多月时间，股市非理性连续快速上涨的趋势得到有效抑制，与此同时，市场出现了多次非理性的连续下跌甚至暴跌和大幅度震荡，整个市场一直沉浸在对政策调控的恐惧中，近一段时间来的市场走势，始终离不开政策面的影响。由于担心政府在周末可能发布新的调控政策，现在股市又患上了“周末综合症”，这是很不正常的。如果长此下去，中国股市将继续带着“政策市”的烙印，重新步入漫漫“熊途”，从而丧失完善和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好时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
　　鉴于以往我国股市长期处于政策主导的“政策市”，鉴于目前市场处于政策敏感期，心理对政策影响的承受能力较为脆弱，为此，针对股市的各项直接和间接调控政策应进一步增强可预期性，防止政策“上下左右”地频繁摇摆，避免“政策波动”幅度太大的局面发生，应当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给投资者以明确的政策预期。调控股市的政策信息披露应该规范和透明，管理部门在政策制定和发布过程中应当慎之又慎，特别是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不能太过轻率与随意，不能搞突然袭击，一项政策的发布要有预告和一定的过渡期，在一些重大调控政策出台之前，让市场对相关政策有充分的时间预判，充分认识和理解可能的政策意图，合理预期并调整自身的投资策略，增强对政策影响的承受能力，可以避免市场对调控政策的误读，避免市场大起大落。而对市场不断流传的各种调控政策谣言，政府要及时辟谣和澄清，从而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避免让投资者经常提心吊胆，无所适从。
　　为恢复投资者信心，当前应该采取调低印花税或改为单向收费（即买入不交税卖出交税）等“政策性”利多措施，以“政策性”利多和利空措施的平衡来维持市场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以保持市场的持续稳定和谐发展，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根本利益。（石建勋）
　　（摘自7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投机倒把”还适用吗
　　提起“投机倒把”，计划经济时期无人不知，且被视为可耻的行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投机倒把”已经淡出现实生活，很少人提及。投机倒把的概念过时了吗？为何工商部门在行政执法中仍沿用这一“罪名”？
　　国务院《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在1987年出台的，至今已有20年。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许多刚刚出现的市场经营行为，需要在经营者、消费者、监管者之间，用专门的法规来规范。为此，国务院特别制定了条例及实施细则。并明确，条例是为了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保护合法经营和正当竞争，制裁投机倒把活动，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制定。条例还特别规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投机倒把活动时，可以行使的职权范围。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条例所认定的投机倒把行为，要么有了专门的法规来约束，比如，条例规定的“制造、推销冒牌商品、假商品、劣质商品，坑害消费者，或者掺杂使假、偷工减料情节严重的”行为，后来分别有《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对其作了更准确的约束和处罚；要么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已经成为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比如，条例规定的“从零售商店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不仅紧俏商品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各类商品正走向极大丰富，而且物流公司的经营行为就属于“就地加价”。这种情况下，以上规定显然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条例规定的11种投机倒把行为中，有一半是以“倒卖”的概念来规范的。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倒卖”其实就是交易双方买卖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条例在现实生活中适用的范围确实越来越小。
　　可以预见，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不久的将来，“投机倒把”将彻底退出人们的经济生活，而相关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也将有更准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富子梅）
　　 （摘自7月17日《人民日报》）
　　
　　是否可以只要“快乐”就能生存
　　什么是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图景？描述这一图景本身，用不正式的表达方式来说，已经是一件令人“很崩溃”的任务了，遑论对其作出分析。应该说，其实今天中国不同人群有不同的精神生活图景，但其背后，却有着共同的成因。
　　当前中国最具“当代”典型性的文化现象，无疑是接踵而至的“超女”和“快男”，这是大众媒介娱乐化路线登峰造极的产物。在彰显出大众文化越来越浓的狂欢倾向的同时，也折射出了“精神领域”其余部分的尴尬和无奈。
　　与“超女”、“快男”同样风靡的，当属被称为“学术超女”的于丹及其文化阵地《百家讲坛》。这恰恰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以“教化”为目标的活动，不是死亡，就是被娱乐，被受众反向教化。
　　而除了以上的精神景观外，“小资”一类的精神面具可谓现代商业造物的又一典型。喝咖啡、泡酒吧、听歌剧、阅读西文经典……西方情境的造物在今天被如此广泛地移植于中国，被文化精英所享用，而真正体现了中国当代精神状况的吊诡所在：呈现在精神世界里的，是难以承载“文化”作为社会“基础设施”功能的舶来消费品，而真正能称为“中国人的精神”的文化价值，却找不到依托。
　　任何一个民族，要想维系其自身生存，都必须有一套核心价值。文化结构的变迁往往跟不上现实社会的变化，这就成了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升温的契机。然而，根植于西方社会现实的文化产物，是否适应当今中国的现实？
　　当包含真正适合当今现实的价值体系的文化形态缺位时，只有“文化”而没有价值的娱乐产品就自然成了我们精神领域的主要成分。无法否认，娱乐产品能使人很快乐，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只要“快乐”就能生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指出，当文化的意义从传承价值的“教化”沦为按“消费者”需求制造的商品，必将导致一个价值式微与能力被专门化的技术性社会出现。娱乐是不能取代价值理性的文化精神的，我们需要的是具有新时代价值理性的文化精神。（陈志华）
　　（摘自7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中国足球行政官员应实行问责制
　　中国男足没有实现进入四强的既定目标，在亚洲杯小组赛上以一场难堪的败仗而被淘汰。中国足球从来不缺乏失败，失败后的状况也大致类似，球迷一片骂声、主教练“下课”、球员失望……大家也都已司空见惯。
　　虽然历史惊人的相似，但有一个现象却绝少发生过――管理中国足球的行政官员主动引咎辞职。这与球员失宠、教练“下课”形成鲜明的对比。
　　每次失利后，这些官员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一般是深感遗憾、真诚道歉、回去好好总结，并要研究球队教练去留问题。但他们在决定教练职位的时候，可否自问一句：自己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自己是否还有继续留在原位的理由？
　　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压力，也就不会有足够大的动力。中国足球踢好了是锦上添花，踢臭了也是无关痛痒，顶天了是无法再提升，在这样一种没有问责的体制下，行政官员的自制能力再强也会慢慢懈怠。
　　我们从不否定中国足球行政官员所做的努力，其用心也一定是善意的。可假如他们没有被“革职”的压力，他们怎么可能会尽自己最大努力？
　　国外很多足球运动发达的国家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关键比赛的失利不仅会让主教练“下课”，还通常使一批足协官员跟着引咎辞职。
　　请不要用“我的去留由组织决定”来做借口，组织决定了那就叫撤职了。中国人向来讲面子，主动请辞好歹会让自己好看些。在古代有天灾人祸的时候，皇帝也得下“罪己诏”，大臣们免不得有几个要“乞骸骨”。
　　中国足球花费的资金不仅来源于广告商赞助，还有大量纳税人的钱。耗资巨大却屡屡溃败，中国足球的行政官员难辞其咎，这一群体更不应该成为问责制的盲区。 (朱峰)
　　 （摘自7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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