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卓著的“业余爱好” 成就卓著

　　 　　赵元任是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也是开创我国近现代音乐新纪元的作曲家。同时，他在数学、物理学、哲学等领域，也颇多建树，堪称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奇才。在音乐艺术领域，赵元任表现出非凡的才华和创新的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作品，为我国的近现代音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博学多能的江南才子
　　
　　赵元任，字宜重，原籍江苏武进(今常州)，1892年11月3日出生于天津，1982年2月24日病逝于美国麻省剑桥黄山医院，享年89岁。
　　赵元任的父亲赵衡年是清朝的举人，但未入仕途。母亲冯莱荪也很有才华，能诗善词，写一手好字，还能唱昆曲、吹奏乐器，对幼年的赵元任影响较大。赵元任6岁进私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后来到常州的溪山小学读书，接受新式教育。1907年，他到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学习。1910年夏，他考取清华学校公费赴美留学，到康奈尔大学数学系学习，1914年获得学士学位。1915年，他进哈佛大学深造，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开始在美国的大学里教学。
　　在美国学习期间，赵元任就对音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选修和声学，还学习作曲、钢琴等课程，并开始音乐创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创作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表达他对和平的深切呼唤，该作品于1915年1月在由中国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据目前所知，《和平进行曲》是近现代中国作曲家最早创作并发表的钢琴曲。1914年前后，他根据民间“焰口调”改编、填词创作了歌曲《尽力中华》，唱响了“振兴中华”的号角。赵元任也爱好合唱、交响乐和歌剧，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去听音乐会。他还是学校合唱队的活跃分子，担任过指挥，参加过由学生排演的威尔第著名歌剧《阿依达》的表演。
　　赵元任是一位学贯中西、兼涉文理、学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尤其在语言学领域，成就最为突出，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不仅精通我国的标准语言文字，还精通我国许多地方的方言。他的外语水平也很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等。他对中国音韵学、音位学理论、汉语方言及语法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很多著作，如《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话的文法》、《国语字典》、《语言问题》等。在推广白话文和国语方面，他也做过不少开创性的工作。1925年，赵元任参加刘半农发起组织的研究语言音韵学的团体――“数人会”，研究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于1928年由当时的民国政府大学院颁布实施。国语罗马字为20世纪30年代“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和20世纪50年代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奠定了基础。“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它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尤其是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优点，在语言实践中经受了考验，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饮水思源，赵元任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最终形成功不可没。
　　令人惊叹的是，作为语言学家的赵元任，也是我国自然科学的先驱。早在1915年，赵元任就与十多位留美同学，在纽约州的绮色佳发起成立了“科学社”(不久改名“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月刊。中国科学社存在了三十余年，共发展成员3776人，成为当时重要的华人科学社团。《科学》杂志是当时一份影响较大的刊物，其宗旨是从推动“科学救国”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这些理想尽管当时难以实现，但他们的爱国热情确实难能可贵。
　　
　　“业余”作曲家的惊人成就
　　
　　赵元任的音乐创作，突破了“学堂乐歌”借用外国乐谱填词的模式，开始完全由中国人独立作曲作词，使中国近现代音乐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他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之一，是我国20世纪20年代优秀的作曲家。
　　赵元任一生创作、改编或编配的各种体裁的歌曲和乐曲共132首，已收录在《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中，于1987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赵元任在艺术上勇于创新。他创作的歌曲，音乐形象鲜明、风格新颖、旋律优美流畅，富于抒情性。从内容上看，他的作品多以“五四”以来的新诗为题材，既有时代特点，又有民族风格。从形式上看，他的作品既有效地运用了西方音乐创作技法，又创造性地吸收了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贵经验。他的声乐作品艺术水平较高，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创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许多作品流传至今，成为音乐院校教学和音乐会上经常表演的曲目。
　　赵元任于1926年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已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宝库中一首经典的艺术歌曲，也是专业音乐学府的优秀声乐教材。我从青年时代学唱这首歌曲起，就深深地喜爱上了它，可以说是百听不厌、百唱不倦。“他”伴随了我一生。我认为，这首歌不是一般的爱情歌曲。它的歌词是刘半农于1920年旅居英国时写的一首新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诗人自己说，它表达的是一个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的思念之情。可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曲时，把诗中的“她”改成“他”，扩大了“想”的空间，更为含蓄深邃。正如后来赵元任自己所说：“歌词中的他，可以是男的他，女的她，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这首歌的旋律优美深情，一方面运用我国戏曲的唱腔，富有“中国的韵味”，另一方面又融进了西洋风格的曲式构思和转调等多声技法，表现了思念和向往层层交织的深挚情意。
　　赵元任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将中国民歌予以多声改编配置的作曲家。1935年，他为电影《都市风光》写的片头曲《西洋镜歌》，就吸取了民间说唱的音调，揭露和批判了当时都市生活的黑暗。1942年，他在美国创作的《老天爷》，歌词则采用了我国明末的民谣，并具有民间说唱叙事的风格。《老天爷》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传至国内，在反蒋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中唱出来，引起强烈反响。从此，这首歌曲便唱遍全国。
　　我认为，成为一位有造诣的音乐家，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天赋，二是勤奋，三是环境，四是机遇，四者缺一不可。赵元任就是这样一位四项条件俱备的人。从他在语言、音韵方面的天赋来看，毋庸置疑，他具备第一个条件。我想补充的是，他像柴科夫斯基一样，脑子里不仅有丰富的乐感和美妙的旋律，音乐创作方面的功底也较深厚。另外，他还有亮丽的歌喉，这是很多作曲家所不具备的。1935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曾灌制了赵元任演唱自创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和《江上撑船歌》。说到“环境”，赵元任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和音乐的熏陶，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美国学习期间，他不仅有机会选修和声、对位、作曲等课程，学习钢琴，广泛涉猎西方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还亲身参加很多音乐活动，并开始从事音乐创作。可见，音乐虽然不是他的“主业”，可他在音乐方面下的工夫，并不亚于科班学音乐的人。赵元任善于抓紧和利用时间高效学习和写作。他有一个习惯，口袋里总是装个小本子，上面并排插着四支笔，随时用来记录一些灵感和创意。他的许多歌曲创作灵感都是记录在这样的小本子上的。这些细节可以反映出他的好学和勤奋。至于“机遇”，主要来自时代的赐予。那时，我国正处在国危思变的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闭关锁国的危害，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音乐也不例外。赵元任积极投身时代的潮流中，抓住了时代给予的诸多机遇。
　　
　　与音乐知音携手共创中国近现代音乐
　　
　　赵元任在一生的音乐创作中，与很多同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事业上的知音。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相互促进，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创作热情，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萧友梅是赵元任较早结识的好友。赵元任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到北京刚两个星期，就去拜访萧友梅，可见他结识萧友梅的急切心情。两人一见面，就交流各自的作品，可谓一见如故。此后，他们在北京多次见面，讨论音乐教育和创作方面的问题。萧友梅在周末和假日，常邀请从各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和同事们来家聚会，吟诗诵词，唱歌弹琴，赵元任、李四光、张奚若、黎锦熙、林风眠等都是常客。1927年，萧友梅离开北京到上海协助蔡元培创建国立音乐院(后来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海国立音专”，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可赵元任和萧友梅并未因此而疏远，彼此仍然关注着对方的音乐活动。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类似的事例很多，正是这种相亲相近的交往和交流，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音乐创作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中，从而携手探索出一条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的新路。
　　从赵元任在国内发表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明确地提出了对建立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看法。早在1927年，他在《新诗歌集?序言》中就阐述了这样的见解：“俄国音乐家所著的音乐的基本的法术是跟世界公共的，但是里头又另有俄国的国性跟著者的个性，使听者可以听得出而听了也喜欢。要达到这种情形，是中国音乐发展上应取的目标。”赵元任这样分析中西音乐的异同：“无论什么艺术，都用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原则”;“要比较中西音乐的异同，得要辨清楚哪一部分是不同的不同，哪一部分是不及的不同”;“中国音乐的‘国性’都是值得保存跟发展的”;外国的管弦乐队、和声、复调等因素，“不能叫做中西音乐的不同，硬是中国音乐程度的不及”;“我所注重的就是咱们得在音乐的世界上先学到了及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个人或是中国的特别的风味在上，作为有个性的贡献”;经过“一番训练之后，那就可以摸到中国音乐发展的路了”。
　　
　　晚年重返祖国探亲交流
　　
　　1973年，赵元任在定居美国35年后首次回到祖国探亲交流。这次回国，他不仅会见了久别的亲友，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在交谈中，周总理谈到当年的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问题，以及赵元任正在编写的《通字方案》，并建议他的这部著作在国内出版(1983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通字方案》)。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的祖父杨仁山居士，是著名的“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因此，她很想了解刻经处的现状。总理告诉她，“金陵刻经处”依然存在，由中国佛教协会管理。她听了后十分宽慰。周总理知道她曾热心推行优生学，是我国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医师之一，希望她为祖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点力，这也让她非常感动……这次会谈时间很长，约有三个小时，话题也很多，气氛非常融洽，让赵元任难以忘怀。临别时，周总理一直将他们送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并邀请赵元任夫妇再次回国访问。
　　这次回国探亲交流，赵元任极为满意。此后，他与国内的联系更加密切，常常接待国内的访美代表团。1981年3月，赵元任的夫人不幸病逝，他也已88岁高龄，可仍于这年5月14日由女儿们陪同再次回国。
　　这次回国，赵元任还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在探亲访友之际，赵元任仍不忘关心中国的语言学和音乐事业，应邀到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座谈、交流。
　　在参加交流活动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他》;回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他》……显然，他心目中的“他”，又回到刘半农歌词原意中的“她”――祖国母亲。海外生活几十年，他对祖国积蓄了太多太深的思念。一旦回到祖国，他怎能不唱起这首歌，抒发自己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眷恋之情?离开祖国时，他对送行的女儿赵新那说，明年他还要再回来!
　　然而，就在1982年初，赵元任走完了人生历程，在美国溘然病逝。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珲、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
　　 （7月3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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