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斗士张纯如】张纯如

　　 　　我们，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离谁更遥远？ 　　纪录片《张纯如》国内部分拍竣，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博士、母亲张盈盈博士来到南京，他们强调，检讨那段历史，绝不是为了激发仇日情绪。恰恰相反，张纯如写作《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是为了拯救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
　　
　　前传这些血淋淋的资料唤醒了她对祖辈遭遇的记忆，她当即决定，把记录南京大屠杀当作自己的责任
　　张纯如9岁时第一次听父母讲起1937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当时她想，如果外祖父母没有及时逃离南京，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她了。
　　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博士说，当时张纯如难以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惨绝人寰的暴行，在当地公共图书馆她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为此她曾专门找到外婆、姨妈印证父母的话，并把时间、地点一一记录下来。
　　1937年秋，张纯如的外祖父张铁君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教员，教授三民主义。日本轰炸南京时，他和家人最初是躲进用木板和沙袋掩护的沟里。到了10月，他认为留在南京对张纯如的外祖母（当时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孕妇，即将临盆）和姨妈（当时是一个1岁的小孩）不安全，两人回到外祖母在宜兴附近的娘家。
　　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纪念日，张铁君去宜兴看望妻子和家人。几天后回到南京，他发现同事们正在整理行装，准备撤退。他们被安排乘船前往安徽芜湖，张铁君赶紧让人带信给家人，让她们立刻前往芜湖与他会合。
　　当时日军摧毁了宜兴与芜湖之间的铁路，交通只剩下水路。张铁君在码头上足足等了4天，扫视一船又一船的难民。到第4天，家人还是没有到达，他被迫作出决定：乘坐下一趟也是最后一趟船离开芜湖，前往后方。
　　绝望中，他声嘶力竭地对着天空呼喊爱妻的名字“以白――”！他居然听到了回答。回答来自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船上载着他的妻子、女儿和几位亲属。就这样，南京大屠杀发生前一个月，张纯如的外祖父母逃离生天。
　　“她的华人意识很强。可能是我们影响她的。”张盈盈说，自己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中国人一口咬定作为中国人是件丢脸的事，她认为，“那是身份认同有问题。”
　　“我们从小就教育纯如和她弟弟，作为中国人是很骄傲的，因为我父亲是学儒家的。别人一讲中国的坏话，我就很气。”张盈盈说，“她（张纯如）不信基督教”。
　　由于没有语言环境，张纯如的中文最终还是难以运用自如，这也是张绍进和张盈盈的一个遗憾。
　　从小时候开始，张纯如的学习成绩一般都是A和C，很少得中间的B。张盈盈解释，张纯如对自己喜欢的学科就会非常投入，而不喜欢的就不会花太多时间。
　　因为受学物理、微生物的父母影响，张纯如一直以为自己更适合念理科。在伊利诺依大学读了两年半计算机专业后，她发觉自己更喜欢文学，便转到新闻系，用1年半时间拿下新闻系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她先在美联社实习3个月，又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了3个月。这段时间里，她要去跑城市新闻里的各种琐事，要参加各种会议。这些媒体，都是新闻系毕业生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张纯如觉得那种工作很无聊，她决定要当一名独立的专业作家。于是就继续深造，在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班念了1年。
　　1994年,张纯如在加州一个小镇看到世界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展览，内容是南京大屠杀。她亲眼看到那些“毫无掩饰的黑白图像：被砍下的头颅、被开膛的腹腔以及裸体的妇女，强奸她们的士兵迫使她们做出各种色情的姿势，而她们的脸上则露出了令人难忘的痛苦和羞辱的表情”。
　　这些血淋淋的资料唤醒了她对祖辈遭遇的记忆，她当即决定，把记录南京大屠杀当作自己的责任。她想要世界记住这一事件，“否则，这种可怕的对死亡及死亡过程的不敬、这种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倒退现象，仅仅会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小插曲，被当作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碍大局的小故障。”
　　她跟经纪人苏珊讲，她想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就算他们不给她这个合同，她还是要写这本书，她愿意自己拿钱出版。
　　
　　正传在南京采访10名大屠杀幸存者，回到美国后，张纯如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拉贝日记》
　　1995年7月，张纯如前往南京。她选择的路线是先从美国飞到广州，然后坐火车北上南京。1995年的广州火车站，一票难求。情急之下她找到一位民警，才买到硬卧票。就这样，张纯如跟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躺在一起，在酷热中熬到了南京。
　　在此之前，经由美籍华裔教授吴天威介绍，她已通过电话与江苏省社科院的历史研究员孙宅魏联系，请他推荐了江苏社科院的王卫星、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的副馆长段月萍帮助她收集资料和采访幸存者，并请江苏省行政学院的杨夏鸣老师帮她做翻译。
　　到南京的第一天晚上，张纯如就特意穿着晚礼服与孙宅魏、段月萍、王卫星、杨夏鸣等几位南京的专家们见面。杨夏鸣一直以为要来的“美国作家”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结果见面一看，却是个那么年轻的姑娘。这让杨夏鸣夫妇私下里还老嘀咕：那么年轻，中文也说不好，还敢一个人跑到中国来。
　　那条被张纯如作为晚礼服的大花低胸长裙只在那天露过一次面。之后的日子里，27岁的张纯如标准打扮是宽松的T恤、宽松的短裤、白球鞋。
　　很快，张纯如就以她的敬业打动了南京的这几位专家。那年夏天南京前所未有地热。第二天一早，她就拉着杨夏鸣、段月萍去采访了幸存者唐顺山。她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具体。她想知道，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南京普通老百姓当时穿什么鞋子，早上吃什么饭，怎么生活，怎么烧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她听不懂幸存者说的南京方言，现场只能依靠杨夏鸣的简短翻译，但她拿着摄像机把采访过程全录下来。回到工作室后，张纯如就会重放录像，拿那些问题去“折磨”杨夏鸣，让杨夏鸣详细翻译幸存者的回答。
　　杨夏鸣的妻子清楚记得，每次采访回来，张纯如跟杨夏鸣就会在房子里放录像，“放一段又停下来，叽里呱啦讲半天，然后再放一段，又讲”。
　　除了采访幸存者，张纯如还随时问杨夏鸣许多问题，比如当年站在南京城墙上能看到什么，这些问题让杨夏鸣极难回答。后来他们还一起实地到南京城墙上看过，但时过境迁，南京城的景色早已变幻几许。但她还是将亲眼看到的南京城景色写到《南京大屠杀》书中：“矗立在附近山峰和丘陵之上的寺庙，湖面上的茶亭和荷花”。
　　让杨夏鸣印象深刻的还有张纯如的执着，典型例子就是她对约翰?马吉故居的寻访。马吉是在南京布道的美国传教士，他用他的摄像机为南京大屠杀留下了惟一的影像资料。张纯如来之前，马吉的儿子拜托她把他父亲当年的故居拍下来。但她跟杨夏鸣两个人找了几次都没找到。杨夏鸣只知道是在下关那一带。后来杨夏鸣就说，算了，找不到了，可能拆迁了。但张纯如非要再去找，结果真找到了。
　　离开南京的时候，张纯如为她在南京辛辛苦苦拍摄的录像资料惴惴不安。她来中国用的是旅游签证，她害怕中国机场的安检会把这些没收掉。张纯如一再要求杨夏鸣帮她把采访幸存者的录像带都复制一份。但她的摄像机制式与中国录像机制式不同，杨夏鸣一连借了3台都无法转录。后来她不知从哪得到消息，说是金陵饭店刚买了一台能够录制各种制式的高级录像机。但那儿的人又规定只能在饭店内租借使用，且费用不菲。在商量的时候，杨夏鸣恰好看到一位小学同学，那人就在金陵饭店工作。管理录像机的就再也没说二话，不但分文不取，而且连借条都没让打，就让杨夏鸣他们把尚未拆封的录像机拿走。几天后还录像机时，张纯如特意买了一大包巧克力以示感谢。出乎张纯如意料的是，她过机场安检时一点事情都没有。复制的那几盒录像带最终没派上用场，至今还一直保存在杨夏鸣的家中。
　　回到美国后的调查，张纯如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拉贝日记》。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张纯如发现了有关拉贝的一些文献。这个好心的纳粹的故事引起了她的强烈好奇。当查到拉贝还有一个外甥女在德国当教师时，她通过德国教师协会电话联系上拉贝的外甥女莱因哈特，找到了拉贝当年写给希特勒的报告和他在南京时记录日军暴行的日记。1996年12月13日，莱因哈特来到美国，在张纯如和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主席邵子平的促成下，向全世界公开了《拉贝日记》。之后一两年内，《拉贝日记》先后在中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出版。
　　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出版。它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对南京城所作暴行的英文著作，出版后不久便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它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它促成了两部小说，一部纪录片，一本图册，若干网站以及许多学术争论。”对于这一现象，1998年5月16日的《纽约时报》试图解释，“历史学家、艺术家、政治活动家们这样评价：如果说这本书有助于填补战争暴行空白的话，它同时也具有某种更深远的意义：对于太平洋战争和日本罪责的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觉醒。”
　　
　　后传因为《南京大屠杀》，有个印度人想请张纯如写二战中日本对印度人的暴行，还有菲律宾人，要张纯如写马尼拉大屠杀
　　1998年5月，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张纯如的书并不真实，是“非常错误的描写”，而且曲解了日本。他称日本已经道歉过，教科书中也有相关内容。张纯如要求跟他辩论，文藤邦彦又不敢作声。12月，美国公共电视台的主持人吉姆?莱赫说动了齐藤邦彦，与张纯如一起参加晚上6点钟的《新闻时间》，在荧幕上对话。齐藤在华盛顿，张纯如在加州，由电视台做画面切换。张纯如对齐藤发出挑战，要求他以大使身份，当场就在全美国人的面前道歉。结果齐藤始终含糊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
　　张纯如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她父亲曾劝她，为了心理健康着想，不要再写类似的书。但因为《南京大屠杀》的流传，很多受过不公正对待的人都跑来找张纯如，希望她做代言人。有个印度人，给她寄了一大叠资料，关于二战中日本占领印度中南半岛后的暴行，他希望张纯如帮他写本书。还有菲律宾人，要张纯如帮他们写马尼拉大屠杀。张纯如遇到很多经过那些屠杀历史的人，每个人都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张纯如也很痛苦，但她尽量听那些人诉说。
　　张纯如自杀后，许多事后分析认为，是张纯如强烈的同情心使她对苦难承受太多乃至最终被拖垮。几次被用来说明她的同情心的例子是，在南京采访完幸存者之后，张纯如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要去做一名律师，替幸存者向日本索取应得的赔偿。她跟杨夏鸣认真分析，由日本人代理他们打官司显然不妥；由于中国政府已放弃了赔偿，大陆的律师在这方面将很难有所作为；西方人也不会全心全意地代理这些人打官司。因此必须由她这样的美籍华人站出来，为他们呐喊与奔走。
　　《南京大屠杀》的成功，使张纯如有意识地把自己视为人权斗士。她的第三本书同样关乎人权――《美国华裔史录》。她要用这本书替那些在美国修筑铁路却被故意湮没的华工讨还公道。“纯如写到，150年前美国中西部修建铁路，用了许多华工，还有爱尔兰人。铁路建成集体留影时，华工居然都被赶开了。”张盈盈说。
　　与《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在日本激起的强烈反弹相比，这本批评美国人的书出版后，却没有美国人站出来否认这段历史的存在。
　　张纯如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把《南京大屠杀》改编成电影，这样历史就在人们的眼光中变得更为直观了。现在，她的愿望成真了。不久前，由比尔?古登塔格执导的纪录片《南京》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引起轰动。同时，由中国导演陆川筹备的电影《南京！南京》于5月底开机。
　　2004年11月9日，在加州的张纯如被人发现死在汽车里，手里握着她不久之前买的手枪，时年36岁。警方和她的父母都认定她自杀身亡。死前，她留下了一张纸条，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4月12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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