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农村去:新农村建设

　　2006年的初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正式公布，拉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序幕。 　　但，新农村怎么建？新农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对于一千个村庄来说，可能有一千个答案。
　　对于一批批涌向全国各地行政村的大学生村官而言，燃烧青春，建设新农村无疑都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长安明星村的典型标本
　　有这样一种说法：不到广东不知什么叫“富”，不到长安不知什么叫“集体富裕”。
　　
　　9月8日，一组农民镜头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长安”摄影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一张张照片不仅记录了这个广东小镇长安的“容貌”，也显示了它的“骄傲”，而它也确有骄傲的资本。
　　2005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347.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345亿元；各项税收17.1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86.6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131.4亿元；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千强镇第三名。
　　这样一个明星村，其成长历程或许可以让许多乡镇有所借鉴。
　　
　　“三个轮子”一起转
　　1987年的长安还很贫穷。最穷的时候，农民每个劳动日只有8分钱的工资，刚好够寄一张去香港的信，向亲人求救。
　　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长安镇凭借毗邻深圳、香港的区位优势，开始大力推动特色产业镇的建设。
　　在以机械五金模具为特色的民营经济不断壮大的同时，长安还拥有来自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外资企业1600多家，利用外资总额30多亿美元。
　　而外资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集体经济的壮大。以广东长安集团公司为龙头的镇级集体经济，已成为全镇的经济支柱。2005年，长安集团已发展成为拥有9大总公司、110多家下属二级企业，固定资产30多亿元，工业总产值75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正是坚持通过推动外资、民营和集体经济“三个轮子”一起转，才使长安逐步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乡村发展成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城镇，基本实现了由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村组向社区转变的“四个转变”。
　　回忆当年的发展路，长安镇党委书记袁德和表示，长安最大的特色，就是采用外向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富裕的长安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长安镇也将集体经济收益以各种形式回馈给村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长安各社区就开始实施农民口粮由集体供应、年终分红、老年人生活补贴等集体福利措施。部分社区还开办医疗站免费或优惠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1995年，长安镇率先实现了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各社区还免费接送学生上学放学。
　　近年来，各社区又由集体出资为居民购买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实现了农（居）民养老保险100%全覆盖。从2004年开始，长安镇的农民也可以像公务员一样享受“退休”，每月拿到近300元的“退休金”。
　　2004年的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中，村民人均分得股权约10万元，使群众得到了最大实惠。
　　2005年，全镇居民人均收入超过4万元，其中集体分配部分就达到15896元。当年起，镇政府还决定每年从长安集团公司利润中拿出3000多万元，发给各社区股民春节补助金每人每年1000元。
　　去年，长安镇还搞了“村改居”工程，现在全镇所有的人都住上了新房子，90％的家庭都有两层以上的小洋楼，80%的家庭还拥有私家车。
　　对于各方面已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长安而言，下一个面对的问题，则是不仅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更要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可持续地增长。
　　
　　小岗改革先锋的新冲动
　　“大包干”结束了小岗人民的讨饭史，而今，小岗人更梦想“口袋鼓起来”。
　　
　　28年前，一场震惊全国的包产到户在这里发轫，“小岗”自此成为农村改革的一个标签。28年后，除了“大包干纪念馆”及“小岗”名称之外，这里却老气地“沉默着”。
　　“一朝跨过温饱线，廿年没进富裕门”，人均4000元的年收入除了让小岗的人民维持着温饱生活外，没有丝毫“明星村”的风采。“大包干”治了穷，却没能致了富。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小岗还会继续沉默吗？
　　
　　艰难“重”走合作路
　　今年春天，小岗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再次吸引了外界的关注。在安徽省财政厅下派至小岗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沈浩等人的建议下，小岗决定“重新”走上合作经济的道路，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引导村民合作养猪。分开长达28年之久的小岗自此再度呈现“合作”的迹象。
　　不过，与28年前“分开”的“一呼百应”截然相反的是，今年春天的“合作”却遭遇冷场。村民们对合作养猪的前景没抱太大希望，并不愿意以土地入股养猪。“合作”方案不得不进行调整。
　　2月18日下午，70多户小岗村家庭代表在村委会开会。会后决定“小岗村发展合作社”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这一次，方案得到了村民的首肯，参会的村民们同意将土地返租给合作社，租期暂定5年，5年后，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或者重订租金。但是，曾经因贫困而改革“敢为天下先”，如今已温饱无忧的小岗却失去了当年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信心。村民们都要求一定要先拿到第一年的租金才愿意签订租地合同。
　　就这样，小岗村的“合作”以规模化养猪为突破口，终于跌跌撞撞地上路了。
　　按照这种集体经营模式，小岗村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与上海三农公司达成协议，兴办国家标准化的10个养猪小区，年出栏5万头，吸收60名村民就业。
　　对于小岗全村1800亩土地，除了400余亩已经种植葡萄外，沈浩还打算将其他的土地全部纳入合作社，集中种植高效饲料和蔬菜。他还向外界透露，根据村民代表的讨论，小岗在未来几年内还会出现种猪生产协会、物业社等集体组织，计划成立8个不同类型的“社”，按照现代工厂的管理模式来经营，3年～5年内确保小岗人均年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
　　
　　典型，还是边缘？
　　“合作”后不久，滁州市正式启动新农村建设，小岗村被确定为凤阳县首批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之一。根据滁州市官方确定的小岗村“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振兴小岗的第一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第二步是以“大包干纪念馆”为依托，发展红色旅游；除了小岗正在开始的前2项外，“着力办好工业园”则成为实现小岗跨越发展的第三步。
　　而经省有关部门批准，两平方公里的小岗工业园已落户凤阳县门台镇。
　　不过，前景虽然看似一片灿烂，现实问题依然不容乐观。
　　村里好不容易争取到300多万元项目资金进行土地综合治理，发展科技型农业，却因为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迟迟不能实施。而村里原有一家设备先进的股份制企业“镀锡铜线厂”，由于至今仍产权不明，省财政厅拨付200多万元贷款无法投入，反而倒欠银行利息。
　　这些小事暴露出来的问题，或许也暗示了小岗村的新农村建设之路依旧曲折。
　　“小岗村老是搞不上去，如果这次再抓不住新农村建设的机遇，那以后就没有希望了！” 一位村干部这样感慨。
　　
　　温州新农村之“协会模式”
　　一向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温州人，又在新农村建设上开始了新尝试，而素以团结著称的他们，也使新模式处处可见“协会”的力量。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无论炒楼还是边贸，温州人的身影无所不在，这些年温商所取得的成就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在经济建设中大展身手的温州人，在新农村建设上，会再一次走在前列吗？
　　今年，温州市提出要通过5年的努力，让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以上，到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1万元，全市50%的村基本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虽然温州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但是农民人均万元的收入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目标。温州，在新农村的建设上又开始了哪些尝试呢？
　　
　　139富民攻坚计划
　　尽管整体水平较好，但温州同样存在部分欠发达的乡镇。对于这些地区，温州企业从去年就开始了扶贫计划。由于一共有139个欠发达乡镇，因而该计划又被称为“139富民攻坚计划”。
　　这一计划的出台，和2005年新春茶话会上温州商会会长们的聊天密不可分。当时，全国各地温州商会会长在会上提出要从贫困乡镇开始“反哺家乡”。
　　这种提法很快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因为浙江省政府也认为，要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民间资本雄厚这一优势，广泛发动企业能人通过投资建设、结对帮扶、捐资赞助等形式全面参与新农村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的温州人有175万左右，全国各地成立的温州商会有129个。因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将是一笔庞大的资源。
　　在双方共识的契机下，一个由温州市协作办牵头、各地温州商会参与的反哺家乡计划开始酝酿成形。
　　提议之后，13家异地温州商会很快递交了结对意向书。有些意在家乡投资建造敬老院；有些意在农业产业化，还有部分则愿意在贫困家庭子女上学、改善农村面貌等方面进行帮扶。为此，“139富民攻坚计划”也开设了多个项目，如修马路、回乡办厂、捐一个希望小学等。
　　“民营企业家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有力的一支力量。”浙江省农办一位官员曾公开表示，有了商会这股力量的加入，将形成“以工促农、以农代商”的良好发展模式，大力推动新农村建设。
　　
　　首家农村合作协会成立
　　除了“139富民攻坚计划”外，温州还在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各种农业合作协会的作用。
　　长期以来，温州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发展速度一直名列前茅，但是由于彼此相对封闭、信息不畅、贷款融资难，政府扶持政策到位难等问题，社会资源的整合力量不足，严重地影响了合作组织功能的发挥。
　　在此情况下，各种合作组织也普遍要求进一步联合，构建一个既能优化资源配置，又能传递农民呼声的高层次综合性服务平台。
　　今年3月，作为合作社与政府、社会沟通的桥梁，国内首家农村合作协会在瑞安成立，行使行业协调、指导功能。
　　新成立的瑞安农协，其会训为“三位一体服务三农，条块交融统筹城乡”。
　　所谓“三位一体”系指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乃至整个农村金融、流通和技术推广体系结为一体。“条块交融”系指专业性合作与社区性合作相互交融。在此基础上，服务三农事业，统筹城乡发展。
　　而瑞安农协也将以新型合作化的道路建设新农村，率先探索中国农协模式，建成统一、多元、全方位的农村合作体系。
　　
　　徐闻农民制造的新农村
　　从昔日的“首穷”到今日的 “首富”，徐闻靠的是自己的资源和干部、农民自己的创造。
　　
　　徐闻，地处祖国大陆南端，与海南岛隔海相望，四季如春，盛产菠萝、香蕉、芒果等，号称菠萝之乡。曾是广东省湛江市的“首穷”，如今已是湛江市的“首富”。
　　虽然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4400多元，仅及广东省平均水平，然而在农村建设方面，徐闻县已走在了前列，半数村庄实现了“四通五改六进村”。
　　
　　
　　改水脱贫
　　1998年的徐闻还很落后。由于常年干旱，农村经济发展缓慢。这一年，徐闻开始了大规模的改水治旱工程。
　　自1998年以来，徐闻共投入治旱资金3.8亿元，新增和恢复灌溉面积37.76万亩。水利用率由原来的35%提高到现在的75%，土地有了水的滋养后，也很快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农民的收入得到显著提高。
　　相较治旱前的1997年，2004年徐闻农业总产值增长74.5％，农民收入增长76.7％，居民存款增长159.1％。由湛江的“首穷”一跃跨升到“首富”。
　　治水的同时，徐闻还积极引进和培育优良品种，发展高效农业。几年来，引进、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100多个，优良品种覆盖率达98.4%。“一村一品”的政策也使不同村镇有了自己的强势主产农作物，涌现出菠萝专业村、香蕉专业村等一批专业村。
　　2005年，徐闻县被授予“中国菠萝产业龙头县”和“中国冬季蔬菜产业龙头县”称号。
　　
　　万名干部齐回村
　　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徐闻也开始了农村建设的新探索。从农民最关心的生活居住环境入手，2002年，徐闻在湛江和广东省率先提出了“四通五改六进村”。即通路、通邮、通电、通广播电视，改水、改厕、改路、改灶、改造住房，党的政策进村，法制教育进村、先进文化进村、科学技术进村、优良道德进村、卫生习惯进村。
　　在这一过程中，徐闻党政领导带头，提出“千干扶千村，万干齐回村”。把干部的提拔、考核与生态文明村创建挂钩。创建工作不得力者，均不予提拔，单位一律不予评为先进单位。
　　在万名干部“回乡团”的支持下，徐闻近几年共创建生态文明村638个，全县建起硬化村道1227公里，实现了行政村全部通水泥硬底道路，解决了5万多群众住房难及6万多名群众饮水难问题。“脏乱差”的落后面貌也随之改变，如今的徐闻，村容整洁，乡风文明。
　　
　　“五个一点”破解资金难题
　　除了发动干部起带头作用外，徐闻还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建设，用“五个一点”的方式解决了资金筹措难题。即“上级部门拨一点，挂点干部捐一点，外出人员资助一点，社会各界赞助一点，村中群众自筹一点”。
　　为此，徐闻提出全民齐参与、自力更生、建设家园。在争取外来资金时，调动当地村民捐钱出力，让群众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而这一过程中，也涌现出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很多村民在村道整修中自愿“拆屋让路”；在修路、美化村庄的行动中，许多村庄还专门成立了筑路队和青年突击队，不请专业施工队，而由村民自愿分摊出钱，轮流出工完成；更有下岗老职工，捐出了自己2.56万元的下岗安置费。
　　到目前为止，徐闻县新农村建设共投入资金7.5亿元，其中政府投入800多万，挂点单位捐赠1400多万元，外出人员资助达3000多万元，其余皆为群众自筹。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建设新农村并不是政府用钱堆起来的，而是群众自己的一次伟大创造。”广东省一位官员如此评价。
　　
　　旬邑贫困县的脱贫之“路”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致富，先修路”，这些俗语在旬邑县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和很多西部不发达地区一样，陕西省的旬邑县几乎没有成型的工业，有的只是一片干旱少雨的黄土地。27万人口中，92%都是农村人口，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不过，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难道就这样一直等着国家 “扶”下去吗？
　　
　　盘活苹果产业
　　虽然长年干旱少雨，不利于传统农作物的生长，但由于土层深厚、光热充足、温差较大，旬邑却是优质苹果最适宜的种植区。
　　经过反复的调研论证，旬邑将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了苹果上，认为只有把苹果产业坚持不懈地做大做强，才能带领群众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为此，旬邑提出了“果畜劳务富民”的思路，即确保农民人均有一亩半苹果，户户有一个畜牧养殖项目，户均有一人劳务输出。大力发展“果、畜、沼、窖、草”生态农业，生产绿色有机苹果，实现以果促畜、以畜草养果。
　　截至2005年底，旬邑苹果种植总面积达到35万亩，总产值25.5万吨。由于先进技术的普及推广及对果农培训的加强，旬邑优果率高达90%。如今，果农人均年收入达到了3015元，其中苹果收入占到果区农民总收入的80%。
　　在大力发展苹果种植的同时，旬邑也清醒地认识到，单依靠苹果种植，农村经济只能在低层次徘徊。要想实现经济大飞跃，还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用工业化的理念发展苹果生产。为此，旬邑建成大型气调库10个，总储量达到2.1万吨，再加上群众自建的土库，仅苹果储藏一项即可为群众增收9300万元。
　　而苹果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农村劳务、储运、加工、包装、餐饮等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一批套袋厂、发泡网厂、纸箱厂等纷纷建成。旬邑县政府还主动出击，引进果汁加工厂。
　　随着通达果汁、北山果业、众望草业等企业相继落户。不仅盘活了当地的苹果产业，也延伸了苹果产业链条，使当地农民无需离开家乡，就能赚到更多的钱。
　　如今，旬邑苹果开始更加重视“内涵”，打算扩大“绿色”面积，加快认证“有机”面积，使优势区出产的苹果单价再高几成，走向更多的国家。
　　
　　群众铺底子，政府铺面子
　　由于地处山区，旬邑道路状况一直极差，每逢天阴下雨，道路泥泞难行。尽管有很好的苹果，但许多客商却“望路却步”。
　　为了把苹果卖出去，2005年，旬邑县领导公开承诺：“把柏油路修到农民兄弟的家门口”。
　　但是，对于这个刚刚摸索出富裕之路的贫困县而言，资金是个不得不面对的大难题。旬邑每年财政收入只有2500多万元，根本不够花。想要村村通油路，如果单靠政府投入，再过十年也不可能实现。饭要吃，路要修，钱该咋办？
　　对此，旬邑提出“群众铺底子，政府铺面子”。县里并不下达硬性的修路指标和任务，但是号召群众先修好路基，然后再由政府出钱铺柏油路面。即哪个村先修好路基，县里就先给那个村铺路面。
　　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了让苹果“走出去”，农民们全体动员，劳力齐上阵，积极修路。原计划2005年铺油路60个村70公里，最终修路94个村114公里。
　　而为了抓住这优惠政策，尚未完成修路的农民们，此刻也正“比着干”，对于今年要完成的剩下200多公里村路硬化任务，旬邑县信心十足。
　　“现在旬邑农民的积极性很高，如果政府现在还在等上级资金，靠上级政策的话，就会错失机遇，贻误发展”。对于这一成就的取得，陕西省旬邑县委书记郑光照曾这样表示。
　　而旬邑的做法也得到了陕西省政府的认可，并将这种政策激励机制列入了未来15年陕西省新农村建设规划。从今年起，陕西已经开始集中100亿元投入，用于奖励支持各地农村道路建设。
　　（《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38期）
　　
　　河南新农村的IPTV奇想
　　
　　“气温高，播种的小麦5天就上齐苗了，这样的天气对冬小麦有不利影响吗？怎样预防？”
　　10月8日，郑州市郊区李新庄的村民在自家的网络电视终端上发布了这个问题。第二天，该电视频道中便出现了500多字的详细的书面解答。还有一位李新庄的村民，在终端上提问“大葱分蘖的原因？”并把自己的手机号留了下来，他同样也得到了专家的答复。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郑州市管城区南曹乡张楼村。10月9日，60岁的张凤英在自家的电视上查到了濮阳当日花菜价格是每斤1.6元，而前一天，许昌市的花菜价格是每斤2.8元。
　　张凤英每天最重要的娱乐是观看网络电视中的戏曲节目。“以前电视是装天线的，根本收不到信号，现在清楚多了，节目也多了。”张凤英说。
　　和张凤英们一样，河南16万农户的生活正因为使用IPTV(网络电视)而改变，电信部门也因此而抓住了向现代信息服务商转型的机遇。
　　
　　网络电视进农户
　　“宽带＋电视＋机顶盒=网络电视”。这种简单的模式正在改变河南农民的生活。
　　国庆前夕，带着农村信息化梦想从河南来到上海参加“IPTV亚太论坛”及展览的郑州威科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威科姆”)市场部经理李世新介绍，中国网通河南分公司目前开发的用户已达16万，“今年年底还将突破20万。”
　　李世新说，在农村，“种地的不如卖菜的”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距离市场很远，不了解市场价格行情，网络电视将为他们提供这些信息。
　　威科姆总裁贾晓波向记者表示，在农村电视机普及率比较低，即使家里有电视，能够接收到的频道也非常有限，这就给IPTV在农村的发展预留了很大空间。
　　
　　“农村党员远程教育”平台
　　网络电视同样承载着无形的、巨大的政治功能。
　　10月9日，郑州市管城区南曹乡张楼村村委会三楼会议室。村党支部书记魏诗奇打开39英寸大屏幕彩电,屏幕中显示“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化远程教育”的课程计划，课程分为“政治理论”、“政策法规”等十几个大项。“村里的党员每周来学习一次，从不间断。”魏诗奇说。
　　威科姆的网络电视系统开发则起步于2002年,然而一直都未有太大起色,中组部“农村党员干部现代化远程教育”计划给该公司提供了重要机遇。
　　2004年3月，威科姆开始承接与河南网通合作的河南巩义200个IPTV终端点试点，不到半年，便在郑州周围扩大到2000个试点。
　　在这之前，全国各地的远程教育多采用“大锅”接收信号，也就是直播卫星，并且需要计算机作终端。卫星方案目前已在贵州、湖南、山东等省普及，然而其最大问题是投资太大。每个行政村平均需要1.2万 ～1.5万元，有5万个行政村的山东为此花费了近8亿元。
　　中组部实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化远程教育”有三个方案，并秉持一个原则：即基于现有资源，成本最低。三个方案分别是：直播卫星、互联网(IPTV)、有线电视。山东采用的是卫星方案，但维护成本太高，每年维护费用相当于河南省在该项目上使用IPTV建设的全部费用。
　　河南全省共4.8万个行政村，共计5.2万个终端接收站点，覆盖全省农村党员。2005年实现了第一期1万个行政村终端点，2006年又已经新完成了2万个点，同时还计划在2007年完成最后2万个终端点。在河南、山西、河北等省份，威科姆的IPTV系统正继续大面积推广。 (赵何娟、石玉)
　　（10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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