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街发展瓶颈与国家对策 广东改革发展的瓶颈问题及对策

　　“街上自有‘黄金屋’,街上自有‘颜如玉’”。上一个鸡年（1993年）的5月16日，一张全国行业报曾以这样的引题整版篇幅圈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光荣与梦想。由此上溯9年，1984年5月16日同一天四通公司成立，1984年11月1日联想前身计算所公司创立。至此，“两通两海”“联想”等40多家新型科技企业聚“街”而起，不，是聚起开拓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国的城市区域名称里终于有了标志着新技术革命、新经济形态的科技街。再往后，由“街”开“区”，成为现在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国社会的从众心理、赶潮效应这一回用对了方向。十来年间这样的一“街”（科技街）一“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模式便呼啦啦神奇拓展。形成全国十几条科技街和50多个国家级高新区。
　　然而，中国大都市中的“一街一区”与生俱来就存在着身份身价上的不平等！
　　科技街基本上是在自生自长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立街基础多是计划经济时期高校院所集中的城区，中关村最典型，成都磨子桥、南京珠江路、西安雁塔路、长沙朝阳路、天津科贸街、济南山大路等都如此，然后政府才出面引导加领导，最后往往由所在城区政府派出主管机构，成立科技街管委会。一般是区政府科技局下辖管委会。区科技局在省会城市顶多是处级，自降一等管委会也就是科级，跟街道办事处平级。而且在中国行政体系中，这样的派出机构衙门小且不正宗，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行政和执政能力问题。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城管、卫生都是管委会的平行机构且又是强力部门。更不要说街区规划、土地开发。
　　再看看同城中的国家级高新区，人家至少是市政府派出机构，有的甚至副市长兼管委会主任。如无锡就是副市长挂帅，工商税务等政府班子一应俱全。由于在城郊结合部围地而治，原本就不存在老城区中的机构并列的磕磕碰碰。有财政拨款、提留，有各种科技产业扶持政策、专项基金。在中央有科技部归口业务指导管理，更有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协同支持。
　　由此可见,高新区是国家“罩着”的国标跑道,高新区管理机构是动力充沛的引擎。
　　“一街一区”一对比，中国科技街发展的瓶颈一目了然。
　　由于科技街始终未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层面，处于转型期的科技街，内部动力、发展机遇与国家政策乏力的矛盾已有所凸现。
　　1. 科技街市场发展提升了，而产业经济则空间甚小。靠代理经销积累了资本的企业、在街上小型科技园孵化器中成长起来的企业都有拓展产业空间的要求。科技街在原有区域里是不可能辟出足够空间的，高新区同城横移是最短途径，这就需要街和园区管理机构协调，街小区大，机构分立谁协调谁？因此不少企业在高新区注册，在科技街运营。
　　2．科技街卖场与网络电子商务交易的链接失衡。各科技街之间也需要连成一片的商务网络。在这一领域，政府主管机构、电子商务服务商和战略投资机构有着巨大的全国网络资源和资本重组空间。
　　3．科技街资本市场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在市场人气充足的表象下,驻街企业的资本贫血症已显露症状。吸引海外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吸纳国内社会资本,必须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科技街主管机构共同谋划资本市场之路。
　　2000年12月15日，南京、西安、沈阳、成都、无锡五城科技街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IT社区联盟”。联盟的成立是中国科技街发展史上的战略转折点。从此打破了封闭式各自发展的格局。目前已有12条科技街加入联盟。许多研究机构的专家和媒体一直在跟踪研究、报道科技街区域发展模式，各级政府机构与驻区企业也在思考科技街未来，目前对国家政策的期待有如下几点：
　　1.中央部委可由科技部牵头，发改委、信产部、商务部共同参与委托智库深入调研，拿出相应的配置政策。
　　2.国家级高新区发展好的城市尽快实现国家级高新区与科技街管委会并轨。沈阳三好街、南京珠江路已在探索实施，这是比较现实的体制、机制改革。这样才能真正使一个城市的科技产业与市场形成前店后场配置，产学研互动，从研发、制造到市场出口构成完整的产业链、市场链。
　　3.高新区发展不理想的城市两相并轨反而两败俱伤，不如将科技街主管机构直接升格为市政府派出机构。
　　4.动员科技街管委会和大卖场投资经营者、品牌连锁专卖店、骨干企业，打破封闭格局，建立全国科技街商务发展中心和资本运作中心。
　　十几条科技街加起来国土面积约150平方公里，一条条街接起来比不上北京二环路的周长，而GDP加上配套服务行业不下7000亿元（仅中关村一地就达2000亿元）。配置更强力的引擎，提升为国标跑道，科技街会还中国更大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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