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的特点有 [美国对外宣传的特点之四: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自冷战开始，美国在对外宣传中不但利用其正规军和私营媒体，还注意运用非政府组织这种辅助“部队”来完成对外宣传工作。新世纪以来，美国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导演的“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接连得手后，美国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毫不讳言地公然承认非政府组织在美国策划的这些“政权更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是美国对外宣传的利器
　　
　　20世纪70、80年代，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美国政府在80年代初就发现这些被理论家们称为非国家行为体的非政府组织是一支可以用来更有效地在世界各地“促进民主”的重要宣传力量。
　　美国对外宣传部门认为，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对外宣传，有两个重要的优点：一是美国的正规对外宣传体系现在经常因为其政府属性而不被信任，非政府组织给人以“客观”的感觉。二是非政府组织可以帮助培养对象国家的“民主斗士”，从而有利于美国思想文化渗透的顺利进行。
　　因此，从80年代中期起，美国政府就开始正式启动“民主计划”，利用非政府组织打着促进民主的旗号，在世界许多国家推行“民主促进”计划。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进一步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内发动了一场所谓“民主化”运动，非政府组织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小布什上台后，2001年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允许美国国际开发署可以直接向外国非政府组织赠款的法案。2003年众议院又通过了全球民主促进法(The Global Democracy Promotion Act)。2004年国会在通过的拨款法案中提出了促进民主项目。支持非政府组织加强在国外促进民主的活动，要求他们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内开展活动：帮助在对象国发展非政府组织、促进法制改革和促进开放自由市场。
　　过去10年内，美国对将近100个国家提供了“民主援助”，每年花费约5亿美元。小布什提出要“在全球传播民主，结束暴政”后，非政府组织将被更加重视，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有200万个以上，被政府用作对外宣传、文化思想渗透工具的有上万个。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打着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实际是由美国政府建立或资助的，如全国民主基金会(TheNmional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亚洲基金会(The Asian Foundation)和欧亚基金会(The Eurasia Foundation)等。这些组织的经费直接来自国会拨款。
　　另有部分非政府组织的经费部分靠政府拨款，部分靠社会赞助，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亚洲协会、史汀生研究中心等都是如此。大量的非政府组织虽并未直接从政府那里得到财政拨款，但他们也常常通过申请“研究项目”从政府那里得到可观经费资助。
　　在美国的对外宣传系统中，非政府组织作为美国对外宣传的“民兵”已经成为美国对外宣传，特别是实现思想文化渗透的利器。
　　
　　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宣传中的作用
　　
　　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国外的活动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等各个领域，按其专业类别可分为政治(包括人权、司法、国际关系等)、经济(包括商会、环保、人道主义援助等)、宗教团体、科技(主要是各种专业的学术性学会和协会)和各种社会团体(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等)。其在美国对外宣传方面的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促进国际教育文化交流，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其二是资助对象国所谓“独立媒体”和“反对派”媒体进行宣传活动，以达到有利于美国的政权更迭和政权改造。
　　
　　(一)促进教育文化交流，进行思想文化渗透
　　教育文化交流是美国长线宣传的主要手段。这一手段的具体应用和非政府组织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冷战期间，索罗斯基金和美国对外宣传的配合就十分默契，但由于其意识形态目的过于明显，曾经遭到很多国家专家和学者的强烈谴责。1991年10月，苏联解体前夕，索罗斯基金会打入南斯拉夫，投入3000万美元，以资助文化、艺术活动为名，并利用为大学编写教材的机会，向青年人传播、散布、灌输反共产主义、反现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同时，他们在希望获得资助的大学生中，散发长达15页的调查表，详细了解这些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打算、愿望和态度，收集情报和物色人选，借机发展代理人。
　　美国著名非政府组织之一“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根据罗斯福总统指示于1941年成立的。据该组织2003年度报告说，自1990年开始设立访问学者项目以来，截至2003年已吸收了700名来自东欧、前苏联、北非和撒哈拉南部非洲“有前途的”青年，这批访问学者现在他们各自国家内已当上了部长、大使、市长、非政府组织的著名领导人、人权活动家和媒体的总编辑等。美国许多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几乎都设有访问学者项目，他们不同于大学的访问学者项目，一般都是短期访问，2-3个月的项目已经算长的了。邀请对象以中青年为主。访问学者到达美国后，通常都是参观美国先进科技文化和部分政府机构，让你熟悉美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参观过程中组织各种座谈会，通过主讲人比较系统地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这些访问学者结束访问后，组织方就建立档案，与他们保持联系。
　　另外，还有以宗教团体或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深入到对象国，通过布道以及教诲、宣扬和灌输他们的政治和价值观念，帮助组建当地的宗教组织并发展信徒。据统计，90年代初在美国120个宗教利益团体中，以外交政策为关注重点之一的至少有41个团体。这些组织常常打着人道主义援助的旗号进入对象国。仅1995年，美国新教和天主教非政府组织用于海外人道主义救济的资金就达20亿美元以上。1998年国会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后，美国正式把在海外推动宗教自由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务院内设立了国际宗教自由法办公室，指派一名大使专门负责海外宗教事务，以外交政策为关注重点的宗教团体和宗教非政府组织接受这个办公室的指导。
　　
　　(二)资助所谓“独立媒体”和“反对派”媒体进行宣传活动，以达到有利于美国的政权更迭和政权改造
　　早在冷战中，索罗斯基金会就公开支持他国反对党，向反对党的电台、报刊、电视台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在人权和民主的幌子下，煽动民族纠纷和宗教纠纷。在阿尔巴尼亚族聚居的科索沃，索罗斯基金会建立了帮助阿尔巴尼亚族进行分裂活动的机构，为阿族分裂活动出谋划策和提供宣传经费。
　　在新世纪发生的“颜色革命”中，“革命”前就存在合法的反对派，而且反对派拥有能够传递自己声音的电视台或者报纸以及网站。这些媒体多数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支持，在资金、信息等方面享有对官方媒体的绝对优势。这些媒体大量、准确地报道反对派声音，宣传“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同时妖魔化执政当局及其领导人，全面激化社会矛盾；还制造谣言，煽风点火。
　　在“颜色革命中”，独立媒体的作用也很突出。苏东剧变后，前苏联地区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独立媒体”。这些媒体多由非政府组织资助。“独立媒体”本来就不独立。这些独立媒体多是由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基金甚至是有政府背景的基金赞助，而合作方多是一国国内的反对派。比如，2002年开始，具有美国政府背景的基金就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开办“独立”出版社，印刷了至少60种出版物。这些报纸均和反对派合作，猛烈抨击政府；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发行范围、规模不一的“独立”媒体超过千家。这些媒体均以宣传“自由、民主”为己任，以支持反对派的主张为头等大事。“革命”开始前，其报道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其一是鼓吹“民主”和“自由”，其二是抹黑执政当局的负面信息和社会阴暗面的新闻；其三是对于反对派的“美白”信息。“革命”开始后。“独立媒体”带着“独立”面孔介入政治，它不是均衡报道政府与反对派的信息，而是配合、支持反对派媒体，鼓动群众，推动政权更迭进程。在“颜色革命”中，“独立媒体”却“忘记”了其“独立”的本色，直接介入到“革命”进程中，成为反对派的另―个“吹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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