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由平等公正离不开法治 文化传播离不开自愿和平等

　　如同许多国人一样,笔者确信中国文化是一坛上好的“千年陈酿”。但是,在这个“五味杂陈”或“诸神争霸”的世界上,要做到“千年陈酿”的“开坛万里香”,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还需费思量,其中关键的一点,恐怕在于领会和掌握“自愿”和“平等”的精神实质。
　　
　　文化传播关键在于自愿和平等
　　
　　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问题是,“硬实力”不等于“软实力”,一个国家强大未必就能促进其文化的传播。与此同时,一个国家如果滥用自己的“硬实力”,还有可能给其“软实力”带来伤害。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需要以“传教士”或“营销员”的热情,千方百计地向世界推广自己的文化。问题是,文化既不是传单也不是商品,“传教式”或“营销式”的文化推广只会引起他者的猜忌和反感,甚至有可能带来文化冲突和宗教战争――此类事例在世界历史上不胜枚举。更何况“酒香不怕巷子深”,真正优秀的文化又焉需“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
　　那么,到底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推进文化传播工作呢?法国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在《论历史》一书中明确指出:一种文化至少具备三个特性,即时空性、借鉴性和抵制性。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传统和地域范围,只有当它意识到外来文化有利于自身发展――至少不会给自己带来危害时,才会予以吸收和借鉴,否则就会予以拒绝和抵制。
　　文化的上述特性说明,文化传播必须具备两个原则才不至于带来文化冲突:其一是自愿原则,亦即孟子所说的“中心悦而诚服也”,心甘情愿地学习或引进外来文化。比如,唐朝时期玄奘到印度取佛经,日本派“遣唐使”来华学习,甚至是邀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佛教,等等。
　　其二是平等原则,亦即既不能自大,也不能自卑,而是要在谦恭和互敬的基础上学会彼此礼让,至少是要学会对等地展开交流,而不是单向输出和盲目引进,否则带来猜忌和抵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在自愿原则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会变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文化传播的自愿原则和平等原则,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做到 “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才能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共生与和谐,也才能为自身的文化传播找到坚实的切入点和生长点。
　　
　　“天朝上国”心态千万要不得
　　
　　在以往的历史上,中国确乎一向是而且也一直以“中央王朝”和“衣冠上国”自居,养成了文化上的自信与自大纠缠在一起的复杂心态,往往把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视为一种对他者的恩惠和赏赐。
　　由于历史的惯性使然,如今的国人仍然或多或少残存着一些“天朝上国”的文化心态,把他者学习汉语汉字、茶艺武术之类的现象看作是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吸引力的佐证,认为全世界都在热切期盼着掌握汉语汉字和了解中国文化,以便从“中国复兴”的大餐中分得一杯羹,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就是“救世主”,理应走向世界和拯救人类。
　　“天朝上国”的文化心态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是盲目自大,根本就无法与其他文化展开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只能引来讽刺和挖苦――须知,世界上的风行快餐是肯德基和麦当劳、流行影视是好莱坞大片、通行国际语言是英语、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对中国文化拳拳服膺的他者在世界上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前,国人最好是学会点儿谦恭,至少是学会平等地对待其他文化。
　　但是,中国恰恰在这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原本的设想是把“孔子学院”办成沟通中外文化与友谊的桥梁,这一初衷固然不错,但对等交流做得有些不够,因为中国这几年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的速度和数量,要远远大于把他者语言文化机构“请进来”的速度和数量。总之,中国过于注重自己的“文化快感”,而忽视了他者猜忌和抵制中国文化的可能性,所以时常会遇到有人大喊“狼来了”的情况,甚至有人猜疑中国利用“孔子学院”培养“亲华势力”和把“孔子学院”办成“间谍机构”。这固然是无稽之谈,但却提醒中国需要反思为什么会有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现象发生。
　　
　　“文化自虐”倾向同样要不得
　　
　　如今,中国文化已初步具备了走向世界的条件,即中国“硬实力”正在提升,国人正致力于复兴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中国人的文化自虐倾向仍很严重,妖魔化中国文化而乌托邦化西方文化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孔子就是丧家狗”、“柳下惠是伪君子”、“一千个孔子都不如一个亚里士多德”等说法影响就很大,还有人动辄就给中国文化泼“封建糟粕”、“愚昧落后”的脏水,仿佛古人欠了我们许多还不完的债,而我们又欠了洋人许多还不完的债。
　　此外,一些人固守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文化相对主义心态也很严重,既容易走向文化孤立主义,也容易和狭隘民族主义、政治实用主义等纠缠在一起。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普世情怀,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所说:“问题由于是存在性的,所以是普世的;答案由于是属于不同民族的,所以文化是有差异的。”中国文化的普世性情怀尤其强烈,比如宋儒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何等的气象与情怀!
　　孟子曾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无论是文化自虐倾向还是文化相对主义,都是一种自我矮化,也是一种自甘沉沦,堵塞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大门,无疑是自绝于人类文明之外。近来有不少学者在讨论“洋人能否成为儒家”和“中国文化参与世界价值体系重建”的话题,但笔者以为,在讨论这些话题之前,还是首先讨论“中国人能否再次成为儒家”更为切近时弊。
　　
　　建设“拓展性”和“建制型”的中国文化
　　
　　目前的中国文化在“建制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相反,西方文化的“建制化”却很成功。以美国为例,一是宗教建制化,传统价值观赖教会以存,并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二是教育建制化,如大学普遍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主要讲授西方人文经典;三是政治建制化,即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相与一体――奥巴马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不仅手按《圣经》,而且重申自由民主原则,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此一来,每个美国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美国文化的缩影;哪里有美国人,哪里就有美国文化。
　　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建制化”同样也是很成功的,比如有学校、读经、科举、官吏制度、乡规民约,等等。然而,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近百余年,中国传统的制度一个个崩溃,意味着儒学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一个个立足点,最终儒学成了漂泊不定、无家可归的“游魂”。儒学的这种现代困境,严重制约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比如,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以及其间通过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世界宗教伦理宣言》,竟然没有儒家代表参与,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解,儒家不是宗教组织。
　　“积极的道德黄金率”要求中国文化从单一的“内敛型”文化向“内敛型”和“拓展型”兼具的文化发展,而“拓展型”文化需要良好的建制基础和组织平台。当然这需要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但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传统经典教学力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外,近年来民间重建儒教的呼声和学界“儒家社会主义”的探讨,都为中国文化的“建制化”发展打开了思考空间。
　　
　　(作者系哲学博士,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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