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与方法】周边视野检查方法

　　 　　这是个闷热得令人不安的夏天，在简陋低矮的防震棚里，传出嗒嗒的打字机响声。他叼着烟斗，正聚精会神地埋头写作，他的思绪不时飞越千山万水，登临那情之所系的雪域高原⋯⋯
　　他就是爱泼斯坦，一位一生热爱中国的老人。他情系梦萦着中国的雪域高原，因而在“文革”冤狱平反后的一个打算，就是再进西藏。1976年他第三次重访西藏，回京后又逢唐山大地震，但他以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加紧写作。积30年的辛劳，终于在1983年实现多年的心愿――给他深爱的西藏同胞献上了一份厚礼，给世界读者带来一部西藏专著――英文版《西藏的变迁》。
　　
　　追踪西藏的变革
　　
　　爱泼斯坦对西藏的情结，可以说源于对中国的热爱。他经历奇特的人生之路――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他出生于一个进步的犹太人家庭，从小就随父母由波兰移居中国。1931年，他15岁时就在天津开始新闻生涯，作为外国驻华记者从事传播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1951年初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邀请，从美国返回中国，参与创办对外刊物――《中国建设》（后易名《今日中国》），致力于向世界报道新中国。1957年他加入了中国籍。
　　在他看来，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西藏，以其特殊性为世界所关注，因而构成了他传播中国的重大主题之一。“在新中国我看到的所有变化中，世界屋脊上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西藏跨越了一千年，从农奴制和奴隶制一下子跳到了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因而他十分关注对西藏的研究和对外传播，希望世界能了解真实的西藏。
　　爱泼斯坦以传播西藏为己任，努力跟踪西藏历史变革的伟大进程。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最深刻的变革，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平叛后开始民主改革；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迈上社会主义大道。
　　他四访西藏“每次相隔十年，每次采访的时间持续三四个月。”而赴藏的时机多选在西藏经历重大变革之际。他第一次进藏是1955年。那是西藏和平解放不久，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旧貌，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但和平解放毕竟开启了从黑暗到光明的序幕。”他采写了西藏系列对外报道――《西藏从10世纪到20世纪之路》、《西藏的新方向和新人》、《西藏走向富裕的开端》，均刊载在美国的《新时代》刊物上。这可能是50年代早期新中国第一次系列向国外报道西藏。
　　第二次进藏是1965年。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被迅速平息后，开展了民主改革，废除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奴隶翻身得解放。这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此时赴藏，他主要采访了许多刚翻身当家作主的农奴、奴隶，参观了西藏革命博物馆和一些地方的旧庄园遗址，尤其深入城乡各地，目睹民主改革短短几年间，正在出现一个欣欣向荣的新西藏。他怀着激情，写出《拉萨工人拉珠一家》、《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等报道，在美国《东方地平线》等杂志上刊出。
　　第三次赴藏是1976年。使他有机会亲自看到“文革”动乱在西藏造成的损失与挫折，以及后来开始的拨乱反正。这加深了他这样的认识：“西藏从过去向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要比整个中国更加复杂一些。”
　　最后一次重返西藏是1985年。这次他是被邀请去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访问归来，写下了《80年代的西藏变革》的报道，较全面地介绍了改革开放给西藏带来的新变化。
　　爱泼斯坦对西藏同胞的情怀是深沉的，直至晚年都完好地保存着每次采访西藏的笔记本和拍摄的照片，还有与藏族同胞亲密合影的珍贵图片。
　　他还是个勤奋的学者式的老记者，深爱西藏与对外传播西藏的历史责任感，支持他长期研究西藏和积累材料。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83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巨著《西藏的变迁》。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系统介绍西藏从农奴制跨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变革，专门供外国人阅读的有关西藏的经典著作。一位研究西藏的学者在书评中写道：“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能有一本如实反映西藏情况的书，提供给外国朋友阅读，爱泼斯坦终于完成了这个历史性任务。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作者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深入西藏各地采访了二三百位西藏各阶层的同胞。基于这些丰富的感性认识，作者笔锋流畅地写出了生动的、有血有肉的纪实报道。此书还表现了作者开阔而深刻的视野，他查阅运用了中外大量有关西藏的史料，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今昔强烈对比的背景材料。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见证了在中国统一团结的民族大家庭里，西藏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本书出版后大受外国读者的欢迎，2004年英文版又再版发行。
　　
　　爱泼斯坦传播西藏的立场、视野与方法
　　
　　爱泼斯坦对外传播西藏为国外读者留下了许多佳作，同时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维护民族团结与进步
　　他在传播西藏中鲜明地坚守这个立场：维护中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坚定地支持西藏改革与进步。综观他的全部西藏报道和专著始终贯穿这个主题，而这也正是国外关注西藏的热点和我们与西方舆论长期斗争的焦点。他用大量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不断向外国读者说明，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民族团结大家庭的一员。他不时揭露帝国主义勾结西藏分裂势力的阴谋活动，包括其散布的种种谬论。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报道西藏时，他就向外国读者指出：“在中国解放之际，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搞阴谋活动，企图把西藏与祖国分裂，使它成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在他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专著中，用大量的中外历史资料，介绍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而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发生的变化“是对西藏人民与中国其他民族亲情关系的重建”。中国的民族政策使人们相信，“要使未来更美好，只有一条路――即中国各民族大家庭共同奋斗。”
　　1956年初爱泼斯坦在报道亲历康藏公路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生动的事实之后，揭示其历史意义。他指出这项艰难的工程，“是中国人民用刚刚觉醒的力量建成的，它的建成是勇气和历史进步的标志”，而且“康藏公路的修建不仅使藏民同中国其他民族联系更紧密，而且与他们融为了一体。”
　　在他晚年最后一部著作《见证中国》一书中专有一章《四访西藏》，依然重申：“近代西藏分离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同帝国主义企图分裂和征服中国（包括西藏）这一由来已久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
　　西藏从封建农奴制跨入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进程。他认为“西藏从封建压迫、帝国主义策划的半殖民地状态下的解放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解放。”“西藏的发展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是，却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这充分驳斥了所谓西藏人没有人权的谰言。”“西藏从过去向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要比整个中国更加复杂一些，会有更多的曲折。如果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曲折也许会减少一些。”他采写的许多翻身农奴经历的故事，都最生动地折射出西藏社会变革带来的可喜进步。
　　二、传播西藏的国际视野
　　爱泼斯坦传播西藏的成功，在于他具有国际传播的视野。他宏观上掌握中国及其西藏在国际历史与现实斗争的大背景；清楚外国对西藏关注的焦点何在。微观上他又具体了解外国读者接受传播的水平与阅读习惯。
　　爱泼斯坦的特殊经历，使他既熟悉中国又熟悉外国。特别是国外的经历及在外国媒体的实践，使他具有国际传播的大视野。有此得天独厚的基础，加之他在报道西藏时又认真研究国际舆论动向、焦点，所以报道、写书的目的与对象十分清晰。
　　在揭露西藏农奴制度之黑暗时，他非常注意运用西方人所熟悉的历史作类比，使其易懂明白。如过去西方许多人总是把旧西藏美化成香格里拉――世外桃园，而不了解或不敢正视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残酷与黑暗。他为了向外国读者摆事实讲道理，揭露农奴制，不仅用旧西藏农奴、奴隶的悲惨命运，还查找了欧洲中世纪相似的农奴制作对比，使外国读者易于理解西藏封建农奴制为什么要废除。
　　他说“西藏过去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我要写文章给欧洲人看（包括大多数美国人），我就要写出西藏的封建社会与欧洲过去社会的对比。”“西藏叛乱分子和他们的外国辩护士否认西藏是封建社会，而我要通过西方读者所熟悉的他们自己的历史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西藏是封建社会。”他曾引用13世纪一位罗马教皇写当时农奴受压迫的苦难生活，来告诉西方读者：“西藏的过去正是你们已经抛弃的历史，为什么你们认为可怕的东西，到了西藏就变得如此美妙呢？你们这些‘民主主义者’今天还为封建主义辩护，你们还不如一个老教皇，因为他都不隐瞒封建主义的暴虐。”
　　又如讲康藏公路时，他曾与美国修建的中央公路作对比，美国修路对沿途的印第安人采取驱赶、杀害的做法，而中国在沿途则采取帮助藏族同胞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涉藏的国际舆论斗争中，他更注意近代史上一些帝国主义企图分离西藏的背景，直至冷战时期仍不忘插手西藏的分裂活动，时至今日也没有停息干预。他曾提醒我们认真研究达赖的分裂宣传活动，“他们通过宗教这个后门，宣传他们的政治观点，美化农奴制，反而宣称自己是‘维护人权’。”
　　他还从更高的角度联系到民族问题已成当今世界舆论的一大热点，认为“民族问题在全世界都尖锐存在。因此在这个民族问题范围内，不管有多少困难和多少矛盾，我们都不能用简单的方式避开，而应给予适当注意。”
　　这更看出涉藏的国际传播与舆论斗争的长期性。从正面讲，西藏的进步发展，表明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成效；从国际舆论斗争上看，还关系到世界政治地缘的斗争，更清楚了某些西方人的企图。
　　三、深入现场采访，善用第一手材料
　　爱泼斯坦认为我们在采写西藏时“要把生活里、书本上的生动活泼的具体事例发掘出来，用具体事例取代一般化的陈述。”他写过不少普通人的故事，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如1965年写的《拉珠一家》，则更深刻地展现了平叛后的民主改革给这个农奴家庭两代成员带来的深刻变化。老铁匠拉珠及儿子、女儿，在旧西藏当牛做马受苦役受迫害的悲惨生活，到民主改革后翻身当工人的自由新生活，朴实的自述真实感人。
　　他的报道善用事实说话，又很注意实事求是。1990年他指出，一个时期我们的文章中给人的印象是西藏的宗教几乎不复存在了。但几年后，还是我们的刊物却说，百分之百的西藏人都相信喇嘛教。他认识西藏许多共产党干部，他们是不信喇嘛教的，但他们家中也有神龛，那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或妻子相信喇嘛教。所以说绝对话不恰当，应该给自己留点回旋余地。“事实就是事实。”
　　四、高超的英文写作与语言表达技巧
　　爱泼斯坦的英文写作和适应外国读者阅读习惯的表达手法，使他的作品极富魅力，达到一般中外记者无法比拟的高度。
　　他的文笔形象生动，富有现场立体感。如写川藏公路的路难行，“颠得我骨头都快散架了。”而沿途又“汇集了世界各大洲最美的高原风光”，“有几天的路程是在雪峰和雄伟的喜马拉雅冰川之间穿过，沿途还有弯弯曲曲的山间河流，色彩斑斓的山隘和深谷，⋯⋯公路沿着河流延伸，把河谷地带耕耘良好的农田像绿宝石一样串在了一起。”
　　他笔下社会现象的描述则令人回味无穷，如他写1955年在拉萨广场的集会，有段精彩的白描：我首次访问拉萨时，西藏仍然是中世纪的景象，生活在尖锐的矛盾中。“宫殿的顶部包着金箔，在太阳照射下金光灿灿，拱顶储藏着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底层是关押犯人和敌人的地牢，阴暗潮湿，蝎子遍地，污秽不堪。”“在人民和革命的红旗之间是封建的皮鞭，这最生动地说明了当年隐隐燃烧着的矛盾。看来，必然会爆发什么事情。1959年果然出事了。”
　　尊敬的老记者爱泼斯坦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对西藏的情结和传播西藏的丰富经验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财富。让老记者的敬业精神激励我们后来人继续踏上雪域高原，更好地向世界传播变化中的西藏魅力。
　　（作者系原今日中国杂志社副总编辑。图片由作者提供）
　　责编：张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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