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曾流逝的记忆] 流逝的记忆

　　过家鼎，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五十余年，其中有三十四年的时间是从事外事翻译工作――1952年到1958年在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当翻译；1958年到1962年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当翻译；1962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译室担任口笔译工作；1971年到1981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管翻译工作；1981年到1986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主管外交部的翻译业务和翻译培训。
　　
　　回顾往事，我在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体会是：作为一个外事翻译工作者，应该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奋斗和拼搏的动力。国家需要什么，就去学什么、干什么，哪怕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克服种种困难，乃至做出牺牲，也在所不惜。通过出色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努力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做出贡献，这是最大的光荣和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
　　1952年4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调到北京参加“五一”外宾接待工作，到北京后不久，便荣幸地被选到板门店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及随后的六年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旅生涯，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当时，同行去板门店的有十几个人，我们彼此互不相识，第一次见面。其中有年已半百的清华大学教授赵诏熊、北京大学教授钱学熙，解放初期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朱光亚副教授，还有一些讲师、助教，最年轻的就是刚出校门的我和冀朝铸等人。出发时，我们穿上新发的志愿军棉军装，只带了最简单的随身行李和衣物，从北京坐火车经沈阳到达安东(即丹东)。我在停战谈判代表团的工作主要是笔译、口译，特别是英文的记录，这里值得提一下我担任记录的坎坷经历。
　　尽管在谈判中，朝文、中文、英文是同等有效的正式语文，但朝文、中文的记录毕竟主要是朝、中方面使用的，双方赖以查据和引用的主要是英文记录，因而英文记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怎样整理英文记录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钢丝带的录音机已经问世，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拥有一切最新式的设备，因此，美方要求在会议室里使用录音机。美方明知我们没有录音设备，于是建议由美方提供录音机把双方的发言录下来，英文记录全部由美方负责整理，并向我方提供。大家知道，在这场抗美援朝的斗争中，为了反对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我们寸步不让。双方发言部是带有高度原则性和政策性的，必须保证绝对的完整、准确。如果记录中出现差错或任意的篡改，何以为凭?因此，我们严正地拒绝了美方的建议，主张在会场内任何一方均不得使用录音设备，中、朝、英三种文字的记录由各方自行负责整理，每种文字司等有效。
　　英文速记对美方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对我方来说，没有专职的英文速记员，只能由英文翻译来兼作英文速记。一切必须从零开始，任务是艰巨的。我们感到很紧张。
　　为此，我们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先是看书，弄懂速记的原理，接着是模写速记符号。过了一个多星期，便开始作练习。速记这门课程，原理并不深奥，但要达到娴熟自如，则并非易事。上场时，我们只能采用部分速记符号，绝大部分要靠普通手记。一个人记不下来，只有用人海战术的办法，即4个人一起记，开会回来，互相校对、追忆。美方念稿的速度一般在每分钟120―130个字组，而我们的速度开始只能达到每分钟70-80个字组，差距较大。因此，每次会议开完，我们都由于脑子高度紧张而疲惫不堪。要改变当时那种疲惫应付的被动状况，只有加紧练习。即使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期，我们也没有放松速记的练习。停战后，我继续留在板门店工作，负责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会议翻译和记录。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过家鼎在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作英丈记录在板门店的6年多时间里，几乎从未停止过速记练习。熟能生巧，不间断的练习和实践使我的速记技术有了显著提高，最高时达到每分钟140个字组的水平。我还代表朝中方面同美方一起协助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整理英文记录。我方整理的记录，完整准确程度超过了美方。有时，美方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我们引用美方自己发言的英文原文予以驳斥和揭露，使美方无法抵赖或否认。
　　1958年9月，金门打炮，中美大使级谈判在华沙举行，中美外交斗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华沙。我奉命从板门店直接调往华沙，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翻译工作。除了翻译以外，我的任务是把美方的发言原文逐字地记下来并译成中文，我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记录工作。依靠我在板门店所掌握的英文速记技术，我能把美方的发言――字不漏地记下来，这些记录已成了国家永久性的档案，归入史册。70年代，在我国领导人同基辛格的历次会晤中，我仍担任记录，把双方的发言，特别是基辛格的讲话，逐字记录下来，整理成档。尽管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记录的任务大部分已由电脑来完成，但速记仍是一项有用的技术。
　　在我一生的翻译和外交生涯里，有一个人必须提及，那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62到1971年期间，我在外交部翻译室从事口笔译工作，通过陪同周总理出访亚非十四国和接待国宾等外事活动，我有机会亲身聆听和体验到总理对外事翻译工作的一些具体指示和要求。尽管我接触到的只是一鳞半爪，但回想起来，却是终身受用不尽。
　　大家知道，周总理对外事人员的十六字要求是：“立场坚定，熟悉业务，掌握政策，严守纪律。”对于翻译，周总理一再强调，翻译一定要结合外交业务，了解政策，熟悉情况。他认为，翻译人员处在外事工作的第一线，最易了解和熟悉对方的情况。同时翻译必须熟悉我方自己的政策意图，了解所谈问题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不仅了解一件事情的现状，而且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双方的不同立场和分歧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抓不住要害，划不清双方立场的界线，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误。周总理十分强调扩大知识面。他常对翻译说，翻译不能只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一定要扩大各方面的知识。1962年某次接见外宾，我第一次尝试给总理当翻译，刚开始还算顺利，但当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时，我就翻不出来。于是总理专门解释了“居士”的含义，并嘱我回去研究应该如何翻译。(原来，“居士”是指僧人以外的，即在家而不出家的佛教信徒，应译成“layman Buddhist”。)事后，总理向有关的领导谈了对翻译人员的一点意见，指出翻译除提高语文水平外，一定要扩大知识面。有一段时期，总理在与外宾谈话中经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常考间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何时开始的?“苏台德区”、“绥靖主义”、“闪电战”、“马其诺防线”等的外文是什么?为此，我们专门收编了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词汇，供 翻译熟习牢记，并且还形成了习惯，除了背诵以外，还把有关的材料记成卡片带在身上，随时查阅。
　　周总理一方面对翻译要求十分严格，一方面平等地将翻译当作同志看待。在谈判间歇过程中，总理经常与翻译商讨对策，要求翻译出主意，当参谋，要求秘书和翻译进行研究，拟出各种措辞，供他参考采用。例如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对基辛格所提出的后被列入上海公报的那句名言“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总理曾在午夜与翻译和秘书等一起进行探讨，究其内涵，酌其利弊。因此，在总理面前，翻译人员普遍都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工作起来会自觉地产生一种高度的责任感。
　　这里，我还想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外事翻译经验，谈一谈外事翻译人员在工作中需要掌握和特别注意的两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我国，外事翻译人员既是我们国家的外交人员，也是政府代表之一。同时，翻译还是传达我方立场和主张的载体。因此，外事翻译人员必须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拥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责任心，在翻译中注意政治。
　　例如，台湾事务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在翻译中涉及台湾的用语必须十分慎重，必须严格掌握“一个中国”的原则，注意避免可能产生“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任何用语。“台湾问题”应译为“Taiwan question”，不宜译为“Taiwan issue”。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作为一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而“Issue”这一词的意思是几方均有争议的事情。
　　又如：在70年代的安理会上，我方表示，“我们反对的是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而不是反对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最初被译成“Jewishnation”。当时，我们是不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Nation”一词的含义引起了一定的误解。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上发言后，美国代表团人员立即来找我，询问中国政府不承认以色列的政策是否有了改变?这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后来我们就把“犹太民族”改译为 “Jewish people”，以免引起政治上的误解。
　　翻译是“万全油”(Jack of alltrades)，即什么都要懂一点，随时能担任各种问题的翻译。然而，术业有专攻，工作上应有分工，每个翻译应有一、两项专业(master ofsomething，而不是master ofgone)。作为外事翻译，必须掌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法律、宗教、民族、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同时要紧跟与自己有关的事态发展，随时熟悉和掌握有关的知识和词汇，即“临时抱佛脚”。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与扩大，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概念与词汇应运而生，成为时尚的用语(trendy words)，我们必须努力掌握。举一些例子：ParadiSmshift转轨，体制转变，转型；Synergy合力，协同一致，增效；Create synergy or synergism(working together by two Ormore)；Leapfrogging跳跃式发展；Digital divide数码鸿沟；Outreach对外联系；Shepherd牵头人(指一个项目或一项课题)。从1986年开始，我脱离了翻译工作，出任驻外大使，至1997年回国从事非政府组织的经济外交工作。我在从事翻译工作期间所积累的语文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对我国对外政策的体会和了解，直接聆听我国国家领导人的教导并受到他们高贵品质的熏陶，这一切帮助和推动我完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担负的外事工作。
　　学到老，到不了。当前，我虽已年过古稀，但仍然感到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还需要继续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在有生之年再为国家和社会作些微薄的贡献。
　　
　　链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译协”)成立于1982年，是翻译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主管部门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中国译协目前共有55个团体会员，遍及全国各省、直辖市(含计划单列市)和自治区。协会下设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军事科学、民族语文、外事、对外传播、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翻译服务等9个专业委员会(分支机构)，负责在各自业务范围内开展翻译学术研究活动，培养各学科翻译队伍。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译协成立22年来，与其所属各分支机构、各地译协共组织召开了90余次全国性翻译学术研讨会；各地译协组织召开的各类翻译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和翻译讲座约1200余次。中国译协和各地译协还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开展翻译人才培训、翻译咨询服务和与翻译相关的社会公益活动。
　　中国译协积极开展与国外翻译界的交流与合作，于1987年正式加入国际翻译家联盟(简称“国际译联”)，其代表自1990年起一直当选理事。
　　中国译协会刊《中国翻译》自1980年创刊以来，已经出版167期，是我国翻译界核心学术期刊。中国译协各分支机构和地方译协也办有近十种学术性刊物，成为我国译界进行学术交流与争鸣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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